一桩冤案，漫长的平反等待。
重启旧案
吴国阜律师与陈焕辉是在2013年5月3日相识的，那天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福清纪委爆炸案”的日子，吴国阜本想去法院旁听，可是被拦在警戒线外，最终也没能进去。跟他一起等在外面的还有不少围观的群众，相比其他人，陈焕辉显得非常“本分”，他安静地站在远处，虽然手里也捏着材料，但并没有四处散发，吴国阜有点好奇，走过去问了几句才得知他来为儿子陈夏影申冤。等看完两页材料，吴国阜愤怒升腾，当即决定帮助陈焕辉。“案子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全部的证据只有刑讯逼迫之下得到的口供，没有任何物证，而且作案的时空条件根本不成立。”
福清公安局针对此事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排查，逐渐将侦破范围缩小为唐明父母所开的食杂店，重点调查经常出入该店又有吸毒等劣迹的青少年，陈夏影、黄兴、林立峰等十几人都在其中。唐国良夫妇还向警方回忆，案发前些天，黄兴曾提出在食杂店赊欠两包香烟，被拒绝后恼羞成怒，认为是看不起自己，扬言要报复。之后，专案组从福清街头巷尾的奇谈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立峰。按照群众的描述，林立峰参与了一场有关唐明死因的讨论，他纠正了别人“唐明被人砍掉手脚和头颅”的说法，信誓旦旦地宣称“唐明是被人用手掐死的”，这一消息传到办案人员那里，被当成重要线索，对林立峰的调查随即展开。在此过程中，办案人员又发现黄兴、陈夏影与林立峰三人每天都用传呼机不断联系，“好像有什么秘密”，于是将他们列为重点嫌疑对象，6月2日，三人被一同抓获。经过一天时间的突击审理，办案人员“确定”了三人的罪行。6月3日，福清公安局即张贴布告，宣布“4・26”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作案人为黄兴、林立峰和陈夏影。随后，福州当地的新闻媒体上接连刊登《撩开迷雾见真凶》、《拨云见日破迷案》等报道，对专案组的“功劳”大肆宣扬。
案情描述看上去翔实而严密，但是支撑案情的细节和证据却经不起推敲。除了当事人的口供与证人的证词，办案机关没有拿到任何其他证据，尼龙绳、线毯、柳州货车等所有物证均“不翼而飞”，勒索字条的代写者以及柳州货车的车主也都没有找到。审判过程中，当事人更是当庭翻供，否认绑架杀害唐明，称没有作案时间，所有的有罪供述都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做出。
然而在2006年的终审判决书里，直接物证的缺乏对案件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在法院列出了的十几条证据中，证人的证言成为核心因素。例如，唐明的父母证实，在绑架案发生前后曾看到黄兴、林立峰和陈夏影在食杂店周围出现，并且行为异常;陈夏影的母亲以及他们一同前往深圳的朋友证实，陈夏影和黄兴中途曾离开深圳回到福清;一同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证实，林立峰在他们面前承认了绑架杀人，黄兴因为怕被判死刑经常哭;林立峰和黄兴在公检机关先后12次做出有罪供述，陈夏影先后7次做出有罪供述，且内容基本一致……
因此，在办案机关的版本里，陈夏影和黄兴虽然在深圳租住过一段时间，但4月21日曾离开深圳返回福清，直到4月30日又回到深圳，如此一来，便有了作案时间，再加上狱侦耳目的证词、三人书写的坦白书以及各自画出的作案路线图，绑架杀人的犯罪事实很快被认定。尽管后来当事人和多名证人都表示，当初的证言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做出，坦白书和路线图也是在他人教唆下完成，但法院对此却并未采纳。
而时隔近10年的再次重审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什么新证据出现，依然围绕着直接物证缺乏和暴力非法取证，直到吴国阜找到当年的关键证人，并拍下一段视频。“当年她是一个当事人的女朋友，跟他们一起去的深圳，后来被办案人员非法拘禁了几十天，严刑拷打逼迫她作假证，证明黄兴和陈夏影中途回过福清，她被打得受不了，只好依照办案人员要求做出证词。我去外地找到她，说服她为黄兴和陈夏影作证，她很义气，很快就答应了，这段30多分钟的视频后来虽然没有在法庭上公开播放，但却成为当年办案人员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吴国阜说。
法院宣判之后，林立峰的母亲庄华英怀抱儿子的遗像失声痛哭。我们后来找到庄华英家里，她已经可以平静地讲述林立峰从出事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当年，他们家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丈夫林信容从日本打工回来赚了不少钱，买下两栋房子、一间商铺，还开了一家服装店，“根本不缺钱”。出事之后，林信容跟着陈焕辉一起申诉，庄华英则从基督教中找到精神寄托，她天天在家祷告。林立峰死后，林信容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申诉的动力。这次再审宣判，他没有到场，庄华英解释说，丈夫在外地工作，一方面忙得脱不开身，另一方面，别人的孩子都回来了，自己的儿子却没有等到沉冤昭雪的这天，心里太痛苦，于是刻意地避开了场面。
陈焕辉则一直斗志昂扬，他当过5年兵，性格坚韧，从40多岁一直坚持申诉到60多岁，从未失去希望。案发前，他是一家小玻璃厂的老板，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案发后，为了方便上访和申诉，他在福州租了房子，干脆把家搬过去。此后，上访和申诉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玻璃厂因为疏于管理只好关闭。2002年，嫁到台湾的女儿在福州市马尾区为他们买下一套房子，陈焕辉和老伴总算结束租房生活，搬进新居。
申诉多年，陈焕辉很懂得保护自己，进京上访时，他只住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待所，因为维稳人员不会来这里查探，他还刻意避开了“两会”等敏感时刻，因为“国家的大事要紧，不一定非得赶着这时候上访”。近几年，为了保持健康，陈焕辉每天晨跑6公里，他说：“身体要紧，万一我倒下了，谁能替我申诉？”案件平反后，陈焕辉的脸上总算有了笑容，他在福清乡下老家和福州市张罗了十几桌宴席，招待宾客，庆祝儿子回家。
黄兴在事发之前就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体弱多病，他是三兄弟的中的老大，当年虽然只有20岁，却承担了大部分的养家职责。出事后，他的两个弟弟也跟着陈焕辉走上申诉之路，二弟黄庆不太愿意提及自己在申诉过程中的细节，只强调花了很多钱。在他的记忆和描述里，黄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十六七岁就在福清开了饭店，供养全家。“我哥当年的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有钱，如果不是这19年冤狱，我哥肯定不会比他们差。”黄庆愤愤不平，他对唐家有点耿耿于怀：“他们就是为了赔偿金，一口咬定我哥他们是凶手。”
6月12日，福建法院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谅解协议书找到唐国良和庄华英，两家人首先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表明从此之后不再互相怨恨。庄华英宣称自己愿意谅解唐家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要“学会饶恕”。而后，工作人员又拿着这份谅解书分别找到陈焕辉和黄兴，他们也签下名字，表明愿意达成和解。但陈焕辉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份形式感十足的谅解书。“我们跟他们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要签谅解书，可能是法院的工作需要吧。我从来没有怨恨过唐国良，他们也很可怜，儿子死了，凶手现在也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