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政治家，他思想开明，富有智慧，关注民生，行事务实，辅政四十余年，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多有建树。他的执政理念和为政格言对后世影响深远，许多言论被后人奉为圭臬（“立言”）。孔子大约迟于臧文仲一百年，因此他对臧文仲的事迹应该比较了解，但总体评价不高，多次指名道姓地对他提出批评：“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又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左传》中也载有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这里列出的“不仁”、“不知”六件事情中，“下展禽”和“作虚器”与《论语》记载大体相同。孔子认为臧文仲僭越礼制，压抑贤良，不“仁”不“知”，这种偏于负面的评价显然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一
臧文仲（？～公元前617年），亦称臧孙辰，姬姓，臧氏，名辰，谥文，故称臧文仲，春秋时期鲁国公族大夫。史书中关于臧文仲的记载始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当时他已是鲁国的辅政重臣，受鲁庄公委派出使宋国t问水灾。他辅政四十余年，历经庄、闵、僖、文四代君主，对外周旋于齐、晋等大国之间，努力维护了鲁国的利益和尊严，对内积极推行内政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鲁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了大饥荒，举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左传》《国语》等史书中均有记载。鲁国要度过饥荒，只有向邻国借粮，因此臧文仲建议鲁庄公“告籴于齐”，并主动请命出使齐国，他对人说：“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国语・鲁语》）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等“名器”作为抵押物到齐国去借粮，他一方面向齐桓公介绍鲁国“饥馑荐降，民羸几卒”的严重灾情，另一方面又阐述齐、鲁两国共同承担“周公、太公之命祀”的历史重任，巧妙道出齐、鲁两国的历史渊源，弄得齐桓公不能不借粮给他，而且连他带来的抵押物也没好意思收留下来。春秋时期，“名器”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臧文仲为了解救百姓于危难之中，说服鲁庄公以“名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这确实是开明之举，体现了他“忠君”“恤民”的责任担当和博大情怀。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又遭大旱，鲁僖公受人蛊惑，打算把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巫、叮┳ダ瓷账溃以祈求天雨（当时人们愚昧地以为天旱是因为上天担心雨水会流进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鼻子里）。臧文仲得知此事后对鲁僖公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逗挝？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他认为上天如果怜悯这些“巫”、“丁保当初就不会让他们出生，既然他们来到人世，现在烧死他们，不仅没有用，反而会加重旱情，所以他建议鲁僖公劝导百姓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提振士气。鲁僖公后来听从了他的建议，动员国人自救抗灾，故而是年鲁国“饥而不害”。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臧文仲体恤民情，行事务实，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执政理念具有比较鲜明的“重民”倾向。
二
臧文仲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够破除陈旧愚昧的观念，重视人文关怀。在处理君民关系时，他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重大水患，百姓受灾严重，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心情沉重，自责罪己，臧文仲听说这件事情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国家兴衰存亡取决于国君贤明与否的观点，贤明的国君能够深刻自省，改正错误，昏庸的国君则归咎于人，滥杀无辜。宋闵公死后，宋襄公继位，他想仿效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举行会盟，臧文仲听说此事后批评道：“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文公四年》）所谓“以欲从人”，就是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而所谓“以人从欲”，则是强迫他人顺从自己，以逞一己之欲。臧文仲认为，宋襄公将一己私欲强加于诸侯各国，日后必将招致杀身之祸。果然，次年宋襄公与诸侯各国会盟于盂时被楚人羁押，宋国也受到楚国攻击。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六和蓼这两个小国国君昏庸无道，为楚所灭，臧文仲闻知后说道：“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是上古圣贤皋陶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对内不能实施“德政”，对外不能和睦大国，忽焉而亡，令人痛心疾首！他认为国无大小，国君必须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此外，臧文仲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鼓励国人拓展土地，在国内各地新置税关（“废六关”），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为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土地（前年晋侯会诸侯伐曹所获），鲁僖公委派臧文仲为代表前往。臧文仲此时已是耄耋之年，途中宿于鲁重邑行馆，行馆仆役对他说：“晋文公始霸诸侯，他想通过分割曹国土地来笼络人心，诸侯各国无不趋之若鹜。晋侯明确这次分地不按照诸侯各国原有的班爵秩序，而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早到多得，迟到少得，所以各国使者无不争先恐后，日夜兼程。您老如果想要为鲁国多争得土地，就不能慢慢悠悠的了，得抓紧时间赶路。”臧文仲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连夜启程，一路风尘仆仆，最先到达晋国，所以鲁国在这次分地中得到的土地最多。回国复命后，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道：“这次鲁国能够多分得土地，主要是重邑行馆仆役的功劳。古代圣贤说：‘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爨，虽贵罚也。’行馆仆役一言而建扩疆辟土之功，功绩卓著，应该给予赏赐。”鲁僖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特加爵仆役为大夫（《国语・鲁语》）。春秋时期，土地和人口是诸侯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臧文仲在辅政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辞辛苦，长途劳顿，为鲁国挣得最大利益。同时，对于那些能够为国建功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仆役，他也敢于打破礼制限制，对其论功行赏，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
参阅《左传》《国语》等史书的相关记载，把臧文仲置身于他所处的那个特定年代，还原其真实形象，评价其历史功绩，结论应该是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孔子为什么对臧文仲做出与众人相悖的评价呢？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有关。孔子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始终坚持两条标准：一是言行举止必须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必须达到“仁”的境界。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臧文仲，即便他对鲁国贡献巨大，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
《左传》中，孔子批评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仔细分析，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有的批评中肯，有的意气用事。如“作虚器”（“臧文仲居蔡”）、“纵逆祀”和“妾织蒲”，这些行为都是有违礼制的，臧文仲作为鲁国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确实不应该带头破坏礼制秩序。关于“废六关”（“废”当反训为“置”），孔子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古代旧制，形成与民争利。但从施政实践来看，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至于“下展禽”和“祀爰居”，这两件事情都与柳下惠有关，《论语》《国语》等书也有相关记载，有必要做进一步探究。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展禽）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公族大夫，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鲁僖公时期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道德修养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如果孤立地看，臧文仲“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是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再听他高谈阔论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对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如此迂腐之人，能不被“三黜”吗？然而孔子在这件事情上却偏向柳下惠，他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甚至称他为“窃位者”。
“祀爰居”，这是臧文仲与柳下惠之间的另一次冲突，孔子仍然选择支持柳下惠。“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三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鼓动国人祭祀爰居之鸟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国语・鲁语》）后来臧文听到闻柳下惠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反省，并承认了错误，事后他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送三卿阅知。臧文仲虽然接受了柳下惠的批评，但并不能说明柳下惠此事在理。臧文仲当时是鲁国的辅政国卿，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柳下惠却借题发挥，无理取闹，无端地对臧文仲提出责难和非议，这种迂腐任性的做法实在不足为取。若干年后，孔子又把当年的陈年旧账翻出来说事儿，贬臧文仲而褒柳下惠，其中夹杂着许多个人情感的因素。
其实不仅在“下展禽”“祀爰居”这些事情上，但凡涉及到臧文仲和柳下惠的事情，孔子必然采取贬臧文仲而褒柳下惠的态度，因为孔子与柳下惠两个人的政治遭际颇为相似：柳下惠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臧文仲等权贵的排挤，而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集团的排斥，两人都是仕途蹇促、怀才不遇。柳下惠之于臧文仲，相当于孔子之于季氏，尽管他们同属一个政治集团，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但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不同，臧文仲和季氏是当朝重臣，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更多考虑的是统治集团的眼前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加亲民务实，不拘俗礼；而柳下惠和孔子在政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习古代典籍，进行理性思考，因而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加趋于理想化，更加注重政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不切实际，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进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
由于受到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限制，孔子对臧文仲做出了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负面评价，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恰恰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史学上的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