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魏晋以后的河东文化繁荣兴盛。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三个享誉天下的冠冕大族的存在，即是其显著标志。然而，自魏晋上溯四百余载，河东地区却是酷吏的渊薮。区域文化特质的前后反差何以如此鲜明? 通过仔细梳理河东区域文化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脉络，或许可以作出尝试性的解答。
一、西汉中期以来河东酷吏的转型
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西汉前期的河东地区保留了浓厚的以刻削急法②为特色的秦代政治风格遗存。随着汉王朝的基本国策由保守转向进取，需要大批酷吏参与政治管理，河东地区因应时势，成为输送这类人才数量最多的一个郡级行政区。
不过，在酷吏最为活跃的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已经表现出向儒学靠拢的迹象。在司马迁所记录的酷吏当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张汤。据记载，由于汉武帝方向文学，此人作为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中代表性人物，在处理重大案件的过程中，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身为酷吏而援引儒术，张汤的做法顺应了西汉政治文化发展的大势，也预示了酷吏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然而，张汤是关中人，与之相比，出身于河东的酷吏在角色转型方面较为滞后。他们或以鹰击毛挚为治，或痛以重法约束部下，在汉武帝时代，尚看不到他们援引儒学古义以决狱的事迹。
文学、儒学在河东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发生于另外一个政治群体身上。汉武帝时期，尽管河东人大多以酷吏身份入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以外戚的身份步入政治舞台，卫青、霍去病、霍光莫不如此。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卫青由此平步青云，官至大将军。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而卫少儿是卫子夫之姊，霍去病作为卫子夫、卫青的外甥，仕至骠骑将军。霍光虽然与卫子夫、卫青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与霍去病是同父异母兄弟。其父霍仲孺离开平阳侯家后，回到河东，娶妇生光，遂与先前所生的霍去病绝不相闻。十多年后，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击匈奴，路过河东，乃将光西至长安，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经过数十年的宦海历练，汉武帝临终之际，霍光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汉昭帝时期的首辅大臣。
在河东外戚家族中，卫青、霍去病常在军旅，对学问之事兴趣不大。相比于二人，霍光对学问之事的态度有所不同。《汉书循吏传》: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这段记载表明，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执政理念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的做法一致。不过，在昭宣之际，霍光对精于学问之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元平元年( 公元前74年) ，汉昭帝早逝，霍光援立昌邑王为帝。但他旋即后悔，又与亲信大臣合谋，打算废黜昌邑王。这场政变尚在酝酿之中，却发生了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汉书夏侯胜传》:
胜少孤，好学，从( 夏侯) 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祆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 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
因为自己的废立阴谋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被成功预知，霍光益重经术士，并且认为当政者宜知经术。与之前相比，虽然不能说霍光已否定了以刑罚痛绳群下的习惯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执政理念明显因经术之学的渗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尽管如此，班固在褒扬霍光拥昭立宣有匡国家，安社稷之功的同时，面对霍氏族灭的历史结局，却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霍光死于地节二年( 公元前68 年) ，上距他益重经术士只有六年。班固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霍光如果能够早一些认识到经术的重要性，便会懂得保身持家之道，不至于深陷盈溢之欲，最终导致宗族诛夷的悲惨结局。与霍光本人从服务于省政的政治功用角度看待经术相比，班固将经术与提升人生境界联系起来。从河东籍官员尹翁归的事迹来看，班固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尹翁归早年受到担任河东太守的酷吏田延年器重，被选入官府，以为爪牙，诛锄豪强，奸邪不敢发。可见，他成长为酷吏的潜力很大。后来，尹氏担任东海太守，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善于以一警百，达到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的治理效果。升任右扶风之后，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莝，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鈇自刭而死，京师畏其威严。观其施政风格，与酷吏无异。但《汉书酷吏传》并没有尹翁归的一席之地，如此编排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班固对这个人物持如下看法: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身为酷吏而懂得清洁自守、温良谦退，这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及湛溺盈溢之欲的霍光相比，堪称河东酷吏实现根本转型的典型代表。
尹翁归并不一定是因为自身直接修习经术而提升了为官做人的层次，他的履历中也找不到研习经术的痕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如果不是昭帝时期增博士弟子员，继续重视经术的传承，如果不是宣帝时期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尹氏这样具有复杂人格的酷吏也是很难出现的。可以说，汉武帝以来六经、六艺地位的持续提升，是塑造出以温良谦退为人格特征的酷吏所不可缺少的历史背景。
二、西汉末年河东儒学的初兴
河东籍酷吏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逐渐转型，意味着该时段河东区域文化的法家底色正在趋于淡化。在这一时代大势中，朝廷对河东太守的选拔任用开始发生变化。
汉宣帝以前见于记载的河东太守有季布、胜屠公、番系、田延年。季布为气任侠，重然诺。胜屠公与酷吏周阳由争权，相告言罪，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番系来自于僻远的九江郡，汉武帝时期策划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欲为朝廷去除漕运过程所面临的砥柱之限。田延年更是被班固明确列入酷吏群体。这四个人均没有文学气象。宣帝以后的元帝、成帝、哀帝时期，周堪、甄少公、萧咸曾担任过河东太守。甄少公事迹不详，周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所谓经为最高，无疑表明周堪属于很有影响力的大儒。史载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①可见儒者周堪对河东的治理颇得民心，这个事实意味着，与西汉中期相比，河东民风已经发生了改变。萧咸其人虽以能吏见称，但其父萧望之乃一代巨儒达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萧咸的儒学造诣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从汉哀帝时期的一件事情上即可看出。哀帝用人不遵法度，任命年仅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董贤之父董恭钦慕萧家为名门，欲为另一子董宽信求娶萧咸之女。正逢萧咸的另一个女婿王闳意图结好董贤，他跟岳父萧咸提这门亲事。《汉书佞幸传》: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 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 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
所谓允执其中，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尧曰》，是篇曰: 尧曰: 咨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萧咸对封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中出现的允执其中一语，准确找出了其对应的历史掌故，从而敏锐地觉察到汉哀帝有传位给董贤的念头。能把握经典话语的现实语境，这个情节显示，萧咸应当也是一位颇具儒学素养的河东太守。
选拔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长官到河东任职，一方面说明河东地域的治理形势比之前宽松，另一方面，他们的到来，也为河东区域文化的继续成长创造了条件，一个前所未有的表现是，河东当地也出现了以儒学名家的文化人物。《汉书儒林传》: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易》家姚平，此其一。另有《尚书》家杨仲续。《后汉书杨厚传》: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此处显示出杨春卿、杨统为父子关系。而《后汉书杨厚传》李贤注引《益部耆旧传》又曰: 统字仲通。曾祖父仲续举河东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为立祠。乐益部风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学，以《夏侯尚书》相传。由此可知，杨仲续、杨统为曾祖孙关系。那么，杨仲续就是杨春卿的祖父，二者之间有两代人的差距。汉兵平蜀在建武十二年( 36 年) ，杨春卿死于此时，以代际差距二十年计算，则杨仲续当属西汉成、哀之际的人。关于杨仲续的籍贯的问题，既然他被举荐为河东方正，根据汉代察举制度，中央高官、郡太守、王国相都有资格举方正。不过，从理论上说，无论中央官还是地方官，其所举来自某一郡国的方正都不应该占据其他郡国的名额，因此，杨仲续也应当就是河东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姚平、杨仲续的儒学旨趣皆以政治预言为特色。姚平所学京房《易》本之于焦延寿，焦氏《易》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 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而京房得以步入高层政治舞台，也是因为在特殊时期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姚平作为弟子，深得京房倚重，师生关系很不一般。京房欲行官吏考课法，推荐姚平作刺史，以辅助自己实现政治抱负。而当京房因政敌倾轧陷入危局时，姚平敢于对其师直言不讳: 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劝其师顺天应命，从容待死，莫再作无谓的挣扎。这并非姚氏落井下石、欺师灭祖，恰恰说明他深信京房那一路以政治预言为特色的《易》学，通过涌水已出等异象，认定其师在政治斗争中必定落败，因而才有这番推心置腹的交流。
三、东汉河东儒学的厚积薄发
汉元帝以来的河东儒学虽然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与传统的齐鲁儒学相比，甚至与三河区域内的河南、河内儒学相比，河东儒学的分量仍是很微弱的。因此，尽管王莽代表着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他为了夺权，也确实处心积虑地尊宠、笼络、收买经学与知识分子，但在现存有关王氏执政时期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河东士人的身影。随后的东汉光武帝时期，河南、河内已有孙堪、郑兴、蔡茂、张玄等经学之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河东人见于史册者唯有杨茂，其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不以经术为业。不过，河东儒学发展的低谷是暂时的、相对的，凭借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点滴积累，因应东汉习经之风甚盛的历史大势，河东文化重新步入上升轨道，也是必然的。明、章二帝曾选派具有经学背景的人士到河东任职。据《后汉书郑弘传》，会稽人郑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貺。焦貺其人，袁宏《后汉纪》说其在朝廷担任博士一职，有门徒数百人，当举明经，其妻劝貺曰: 郑生有卿相才，应此举也。从之。为博士，举明经，门徒数百，说明河东太守焦貺是一名影响力颇大的儒林人物。元和元年( 84 年) ，汉章帝下诏表彰安邑令毛义，称其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另有蒲坂令许君然，与临晋令孔僖隔河为官。孔僖乃圣人之后，自汉武帝以来，鲁国孔氏世传《古文尚书》、《毛诗》，至孔僖，又习《春秋》。汉章帝末年，孔僖卒于临晋令任上，两子尚小，许君然劝他们扶灵归故里。两子对曰: 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 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在华阴定居。由此可见，许君然深度参与了孔僖的丧事。这固然与官员之间的礼节往来有关，但对圣人之后、经学之士等文化身份的认同与仰慕，也应当是许君然与孔氏过从密切的内在动力。
章帝以后，选拔具有经学背景的人士担任河东地方官员的做法比较常见。活动于桓灵之际的政治家陈蕃，是公认的士林领袖，据《后汉书陈蕃传》，陈蕃的祖父曾为河东太守。逆推两代人四十年的时差，则陈蕃之祖的政治活跃期当在安帝、顺帝时代。考虑到东汉一代有注重家学传承的文化风气，通过陈蕃的历史表现，我们可以逆推，其祖父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学素养。桓帝时，中山刘祐、陈留史弼均担任过河东太守，刘祐其人宗室胤绪，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史弼少笃学，聚徒数百。颍川陈寔担任过闻喜长，早年有志好学，坐立诵读，还曾受业太学。京兆赵岐少明经，有才艺，后来任皮氏长，抑强讨奸，大兴学校。安定皇甫嵩任临汾令，其人虽出自边地，习弓马，然亦好《诗》《书》。灵帝时期，河东太守孔彪乃孔子十九世之孙，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帅礼不爽，好恶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践言。龙德而学，不至于谷。浮游尘埃之外，皭焉汜而不俗。灵帝熹平年间，韩仁在调任前夕去世，司隶校尉评价说: 仁前在闻憙，经国以礼，刑政得中。
东汉河东地方官员多有经学背景，无疑与当时整个社会浓郁的习经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社会文化生态对河东本土人士的文化形象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西汉时期，河东地区没有仕至三公高位者，东汉中期，却有两个河东人位至三公。一是平阳人梁鲔。《后汉书殇帝纪》: 延平元年正月癸卯，光禄勋梁鲔为司徒。李贤注引《汉官仪》: 鲔字伯元，河东平阳人也。关于梁氏的文化背景，《续汉书律历中》: 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谶，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助、太子舍人徐震、巨鹿公乘苏统及訢、梵等十人。此处的梁鲔官职为太尉属，而此事发生于章帝元和二年( 85 年) ，而名为梁鲔者任太尉，事在延光元年( 122 年) 。两者很可能即是一人，因为以近四十年的仕途辗转，由太尉属而至太尉，是合乎情理的。如此，则梁鲔长于天文历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汉代讲究天人感应的思想氛围中，这门学问与儒家的关系甚深。另一个是解县的王卓，《后汉书顺帝纪》: 阳嘉三年十一月，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李贤注: 王卓字仲辽，河东解人也。对于他的学术背景，由于记载简略，目前难知其详。
桓帝、灵帝时期，河东士人中仕途比较可观者，也有疑似以经学为文化背景的。比如临汾敬谦、安邑凉则。前者为东海傅，后者为议郎，分别负责导王以善，礼如师以及顾问应对。从二人的职掌来看，很可能均具备较高经学修养。如果这只是推测的话，那么，桓灵时代河东人对经学大师的顶礼膜拜，则是河东儒学日渐兴盛的确切实证。桓灵时期的碑刻有不少是纪念已故高官兼耆儒的，其中能够看出河东人对此类活动的积极参与。弘农华阴人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①官至太尉。《刘宽碑阴门生名》著录来自三河地区的门生共九十一人，而在三河之中，河东籍46 人，竟然超过一半。 弘农杨氏亦是东汉有名的经学世家，《杨震碑阴》所列门生可识者百九十余人，河东籍14 人，占比约7%。 《杨著碑阴》题名56 人，其中19 人来自河东，占比近34%。④表面看来，《杨震碑阴》的河东人占比较低，但这是因为杨震的社会影响甚巨，门生的籍贯比较广泛，门生基数也较多。就绝对人数而言，《杨震碑阴》的河东门生数实际上与《杨著碑阴》大体相当。
河东人纷纷自投弘农大儒门下，以这样的地域文化生态为基础，河东儒学逐渐迎来了收获硕果的时刻，而东汉末年的河东大儒乐详正是顺应这样的历史契机而出现的。《魏略》曰:乐详字文载。少好学，建安初，详闻公车司马令南郡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诣许，从该问疑难诸要，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所问既了而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详学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别受诏与太史典定律历。太和中，转拜骑都尉。详学优能少，故历三世，竟不出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
从这段记载来看，汉魏之间的河东儒者已成为当时经学界的翘楚。不但如此，连河东、弘农儒学地位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曾任命太原令狐邵为弘农太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由此可见，原本对河东儒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弘农地区，为了促进本地的文化发展，也不得不调过头来仰仗河东，河东、弘农两地文化地位发生了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