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参与”已成为档案实践领域的重要特征和档案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本文在提出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对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各类参与式实践进行识别、归类和特征描述，并将其分为“内部授权个体参与”模式、“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和“服务用户参与”三类模式。本文所阐述的全面系统的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模式既为档案实践提供了多种创新路径，又为档案学术研究提供了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数字资源档案资源建设参与式模式
Abstract： In this digital age， participation has be？ come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archival practice and a core concept of archiv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 es the concepts model for the participatory practice in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o identify， classify and describe kinds of participatory practice in digital archiv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which spanides it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they are“Internal Empow？ er Inspanidual Model”“Internal Empower Organization Model”“Internal Service Users Model”. The types of participatory models tha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pro？ vide different innovation routes for archival practice and several valuable topics for archival research.
Keywords： Digital resources； Archiv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Participatory models
一、引言
参与，可视为“话语或行为的涉入过程”。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被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信息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所广泛使用。不同的学科对该术语有特定的解释框架，这也赋予了“参与”概念多元化的理解语境。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Web2.0的特征，提出“参与文化”的概念，它主要用来指“以Web2.0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题，通过某种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1]参与文化在社会生活的方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其中就包括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档案资源建将其限定在“档案馆”和“资源”的框架中，主要指（数字）档案馆中的数字馆藏，而广义的数字档案资源则更具扩展性和创造性，指各类数字资源建设中的档案资源建设部分，具体包括资源建设以及参与资源建设的行为。本文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则主要围绕广义上的界定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将“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定义为“外部主体参与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通过上述界定可以看到，本文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相较“数字档案资源”本身而言，这里的“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更偏重于“参与资源建设的行为”。
数字时代，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正成为当代档案资源建设的核心内容，而“参与”则已成为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特征。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了许多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实践，不断丰富的参与式经验范式正促使“参与”成为当代档案实践领域的重要特征和档案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尽管学术领域对该术语的关注日益加强，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实践也在不断扩展，但是现有研究很少对数字档案资源参与式建设实践进行系统识别和归类。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各类参与式实践进行识别、归类和特征描述，并分析和总结其对档案实践领域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对档案理论领域带来的新热点和新课题，以期为档案实践提供新路径，为档案研究提供新课题。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本文使用的分析材料主要有：（1）学术材料。在UBC（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献综合检索系统、LISA（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中，以“参与”“档案”为词根，进行组合检索得到的学术性文献材料。（2）实践材料。即通过参与式建设项目的官方网站获取材料，并以其作为研究的案例依据。（3）其他材料。主要包括会议和各类官方网站的公开性材料。
二、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模型与模式分析
（一）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概念模型的提出
如上所述，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是指“外部主体参与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其中，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指档案专业主体（特指档案机构或档案工作者）所从事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外部主体参与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即档案专业主体开始接纳外部主体参与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最后，以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主体为依据，将档案专业主体和外部主体的关系分为“授权”和“服务”两个维度，将外部主体分为“个体”和“组织”两个维度，剔除不相关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后，得到“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和“服务用户参与”模式。具体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二）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模式分析
1.“内部授权个体参与”模式。即档案专业主体通过互联网将档案管理工作的部分权限转让给社会个体，也可反向理解为社会个体自愿且志愿利用互联网来参与档案专业管理工作环节。该模式是一种分布式人工智能问题解决方案，主要汲取公众智慧来弥补档案工作者在知识能力和人力成本上的缺陷，即动员公众来参与大量档案信息加工和处理，这类档案信息往往难以依靠程序解决，而需要大量人力成本和智力成本投入来进行数据源处理。该模式最典型的社会表征即“档案众包”。档案众包是众包理念[2]在档案管理领域的体现，是Web2.0时代的一种全新档案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是数字时代档案馆工作创新的重要体现。档案众包现已在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苏格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具备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主要用于档案馆数字化的大量历史文件和古文献，这些材料由于其内容难以识别而利用有限，对此档案机构邀请和动员社会上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公众参与内容识别，实际上是将部分著录权限转让给社会公众。 以美国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署（以下简称NARA）的“市民档案员”[3]为例，NARA接受公众参与馆藏档案的标签、转录、阿马拉视频字幕、旧时天气转录、内容编辑等多项内容。再如，2013年苏格兰启动的最大的历史档案转录项目――苏格兰地名转录项目，[4]它邀请社会公众对档案馆数字化的1645～1880年间的15万页的历史档案进行转录，接包方的志愿者可以在网上识读这些档案上的古老手写文字并鉴别其中的地名等内容。志愿者网上注册并经过一定专业培训后便可参与其中，转录结果将收入苏格兰古地名信息网站数据库中。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作为参与转录项目的个体，可以自由使用网站中的数据资源，而无需支付使用费用。目前，该项目共有24个小组，3515名志愿者参与，累计有128，379页文件得到了公众支持。其中128，379页文件已经部分接受标注，122，507页文件全部标注完毕，58，823页文件正有序推进。[5]
2.“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即档案专业主体动态配置档案管理的工作环节、功能与服务，并利用档案馆外部资源实现档案管理和档案服务。目前，主要以“档案机构购买外部服务”和“公私合作关系模式”最为典型。
（1）档案机构购买外部服务。面向市场购买档案管理必需品，信息公司会根据档案馆的功能需求进行开发设计。例如：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和云存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档案机构开始向云供应商购买云服务，将文件和档案转移到“云”中。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预测，到2020年，近40%的信息将会由云计算供应商来“触碰”。在这个过程中，档案馆在利用云服务的过程中，不仅会将相关文件和档案移到“云端”，而且会根据相关内容进行一定的数字处理和资源的整合，因此，笔者认为其符合上述概念模型要求，故对其进行探讨。另一种外部服务则是档案外包服务，由于目前的档案外包较为初级，并不具备真正数字化的特点，与笔者所界定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不一致，因此仅在概念模型中体现。
（2）公私合作关系模式，亦称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资助模式，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体现为档案馆和外部机构开展资源与技术合作互利，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以达到资源数字化建设或推动馆藏资源开放利用的目的。NARA在2006年启动该模式来推动馆藏在更广范围内的利用，并和Google公司联合推动历史影片数字化和在线访问试点项目，数字化的影片同时在NARA和Google网站上开放公众访问。温斯坦教授对该试点项目的评价为：“它是国家档案馆实现其‘无障碍档案’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这是第一次，公众在网上能够观看这些稀有的档案影片。”[6]2007年至2008年间，NARA又相继与Fold3.com（又称Footnote）[7]、亚马逊旗下CustomFlix Labs[8]、Ancestry.com[9]等多家公司开展数字化合作项目以加强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针对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合作项目，NARA还发布了11条专门的合作原则，[10]包括非专有性、数字资源控制权等内容。现在该模式还在不断应用，不少国家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PPP模式，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2015-16至2018-19合作计划》[11]明确提出档案馆将考虑PPP模式等更广泛的融资机会，来加速文化遗产的开放利用。
3.“服务用户参与”模式。服务用户参与模式，即外部个体或机构作为档案馆的服务用户，主动或被动参与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改善中。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以用户为中心或以用户为导向。这种模式在数字时代最典型的社会表征即档案专业主体对多种社交媒体的采用，有学者称这种新模式为“档案2.0”，认为“档案工作者可以使用社交媒体邀请用户创建信息以及参与档案功能，如用户可以添加自己对档案资源的描述、与他人共享信息、为数字化选取资料、对资料进行价值统计或排名以及在档案馆网站上分享信息”。[12]可见，“档案2.0”预示着档案领域的一系列转变，其中重要的是随着Web2.0的使用，用户开始从档案资源的利用者向档案资源的创建者转变。现在，社交媒体在档案专业主体中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比较常见的有脸书、推特、网络相簿、视频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等，这些应用一方面使用户更快捷地获得数字档案资源，同时也使用户参与资源评论、分享档案资源，甚至创建新的信息。NARA目前已与Printer？ est、Storify等二十余家社交媒体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传播档案资源，并允许用户通过多种方式（例如书签、标签，以及创建链接路径等）进行交互的档案访问，同时还允许用户对这些档案资源发表看法和评论。
上述三种参与式模式虽然都体现了参与性，但是不同模式各有偏重和特点。“内部授权个体参与”模式强调公众参与，侧重分布式人工智能问题的解决，“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强调市场参与，侧重档案管理业务环节的市场化分工与部署，“服务用户参与”模式强调用户参与，侧重用户导向、用户体验。
三、未来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深入发展，带来了多元的档案场域，为当代档案实践带来了新机遇，有效把握这些机遇创新档案资源管理、利用模式，建立新的协同创新机制，特别是创新用户服务与用户体验服务模式，强化专业认同和社会认同等，将使档案实践在多元社会背景下更具可扩展性和可延伸性。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建设多元化的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众包质量控制与审核机制，数据、信息与隐私保护，授权边界（权限控制），云文件，数字可信等各方面的有效控制。除了对档案实践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之外，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也给档案理论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包括档案概念的重构、档案机构服务对象的转型、后保管时代、协同创新机制、数字治理、用户导向理念等等。总而言之，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技术背景下，“参与式”业已成为当代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重要特征和当代档案理论的核心概念，值得档案界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