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包法利夫人在与其情人罗多夫和莱昂形成的场域中，爱情和文艺只是他们在闲暇时消遣的对象，但当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经济利益和伟大前程发生冲突时，闪闪发光的爱情和文艺只能让位于后者。包法利夫人之死，既是作为个体的浪漫之殇，也是“永远生活在别处”的具有庸俗浪漫主义倾向的包法利主义之殇。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浪漫；场域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题材出自1848年法国路昂报纸上一条医生之妻自杀的新闻。福楼拜据此为人物原型创作出的这部小说竟然被法庭以侮辱公众道德和宗教的罪名追究作者的责任，这件事使《包法利夫人》闻名遐迩。福楼拜的同代人，包括当代学者韦勒克在内，都视之为“现实主义”派。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场域理论出发认为福楼拜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区分性姿态，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和象征权力，是一部注重形式的唯美主义作品。但包法利夫人的一生是走向浪漫之殇的过程，这也是这部小说被认为具有批判庸俗浪漫主义气质的原因之一。
一、爱玛：浪漫情绪的形成阶段
爱玛是包法利夫人少女时代的名字。爱玛的家境殷实，父亲拥有田庄，但作为一个农家少女，夏尔前去给卢奥老爹治疗腿伤第一次见到爱玛时，仍然感到惊讶：“指甲光洁，指尖细小，剪成杏仁的形状”，并没有农家少女忙于农活遗留下来的不修边幅，与普通农家少女见到陌生人时的羞怯形成鲜明对比；就连她的发型也是夏尔这个乡下医生所没有见过的：“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紧紧贴住鬓角，……盘到后头，挽成一个大髻。”爱玛的外在形象显现出与周围同阶层女性品味的明显差异，其区别于平庸大众的有形表征是夏尔惊讶的主要原因。夏尔在爱玛家的房间里看到墙壁上“挂了一个装饰房间的镀金画框，框子里是用铅笔画的文艺女神的头像。”。其中提到的“文艺女神”点出了爱玛与文艺的关联，透露出爱玛与众不同的文化品味。
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涉及到“地位群体”概念，他认为某个群体社会声望的评价基础，主要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受教育状况、出身门第、职业地位等。皮埃尔・布尔迪厄进一步认为，在日常生活里，阶级总是以地位群体的面貌来展现自己，文化差异是衡量阶级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志。爱玛种种异于周围女性的生活品味以及与文艺的关联，具有某种超脱物质需要的精神向往，是她潜意识想要突破同阶层文化品味，追求上等阶级生活品味的细微表现。小说中还提到，爱玛在母亲死后，头几天哭得伤心，她暗中得意于自己多愁善感的性情，这种过于矫饰的情感无疑具有无病呻吟的浪漫意味。
作为一个农家少女，具有超出自身阶层的浪漫趣味与爱玛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爱玛浪漫思维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关键的阶段：其一是早期社会化，主要依靠学前的家庭教育。十三岁之前，爱玛读过《保尔和维吉妮》，书中的描写给了她早期的浪漫启蒙。其二是学校教育。到十三岁时，她的父亲送她到修道院接受教育。修道院繁琐枯燥的“参加日课，退省静修，九日仪式”等修身活动并没有约束爱玛的心性，她反而从修道院的物质和人文环境中汲取了与宗教信仰理念背道而驰的浪漫思想。此时她的浪漫追求有某种女性挣脱社会秩序束缚、向往自由之意味。夏尔这个枯燥乏味的男性的出现，给社交圈子及其狭窄的爱玛带来了某种刺激，她以为她找到了爱情的浪漫体验。福楼拜花费很多笔墨用及其繁琐细致的笔触刻画爱玛的婚礼场景，也预示着充满浪漫情绪的爱玛将要遭受现实生活的具大挑战。
二、包法利夫人：个体的浪漫之殇
婚姻生活开始后，随之而来的是包法利夫人对夏尔的不满。夏尔并不是一个心思细腻，能够捕捉爱玛浪漫情绪的男人，这使少女时代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包法利夫人异常失落。沃尔萨城堡之行是一个转折点。两个阶层生活的强烈对比，使包法利夫人在少女时代便具有的突破本阶层生活趣味的念头开始复苏，对上等阶层生活品味的肯定与向往使她一瞬间便否定了自己阶层的生活。
荣镇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与包法利夫人之前的生存环境毫无二致，同样乏味刻板。与在金狮客店住宿的人相比，只有跟随公证人吉约曼当实习生的莱昂受到浪漫文学的影响，与包法利夫人情趣相投。两人谈文学和音乐等浪漫主义的话题，彼此心有戚戚。但是自封的“贤妻良母”观和不具备独立意识的胆怯和恐惧折磨着包法利夫人的真实情感，她在这种精疲力竭的游移中精神抑郁，莱昂也在无望的期待中失落地离开荣镇，远赴巴黎。这是包法利夫人少女时代浪漫幻想的第一次实践，却不幸夭折于萌芽之中。
就在包法利夫人与莱昂再次重逢的间隙，狡猾的情场老手罗多夫闯进了包法利夫人的生活，这可以算作是她的第二次浪漫实践。罗多夫在占有包法利夫人之始，便在思考事成之后如何摆脱她，这意味着包法利夫人的第二次浪漫实践终归会是个悲剧。充满浪漫念头的包法利夫人为了延续两人的情感超额消费，奸诈的商人勒合趁机诱骗包法利夫人的钱财。当包法利夫人提出与罗多夫私奔时，权衡利弊后的罗多夫抛弃了她，这次浪漫实践给包法利夫人以重创。正当包法利夫人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与莱昂在卢昂剧场再次相遇。但仿佛是与罗多夫浪漫爱情故事的重演，包法利又一次被浪漫情感攫住，在奸商勒合步步紧逼的诱骗下，她又一次欠下了高额债务。在她面临破产的紧急关头，莱昂想的却是这个女人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而且会影响他被提升为第一帮办。
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他称这些小世界为“场域”。在某一个场域里，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进入场域的每个人都在尽力遵守规则的同时获取最大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在罗多夫、莱昂与包法利夫人形成的场域中，于罗多夫和莱昂而言，文艺只是他们在闲暇时消遣的对象，他们可以借这个文化资本进入包法利夫人们的风月欢场，但当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经济利益和伟大前程发生冲突时，场中起决定作用的便是经济资本，闪闪发光的爱情和文艺只能让位于后者，而视浪漫为生活中心的包法利夫人就被逐出这个场域，包法利夫人之死也意味着浪漫之死。 三、“包法利主义”之殇
福楼拜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曾明确宣告包法利夫人的原型是他自己。他甚至追叙爱玛服毒那一幕仿佛自己口里有了砒霜的气味。这一方面表明福楼拜在创作小说时投入情感的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艺术真实是奠基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的。他评价《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时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全是真实的！……就在同时，就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面，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苦楚着，唏嘘着。”虽然福楼拜所说的“典型人物”与现实主义流派的典型人物不尽相同，但从他的文学观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艺术真实出自生活真实的凝练，同样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具体到包法利夫人的性格，便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性格，这种流行性格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具体来说，它是平庸卑污的现实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相冲突的产物，典型的特点便是永远“生活在别处”。
包法利夫人在与夏尔结婚前，对乡下生活的厌倦使她急于改变现状，夏尔的出现带来了刺激，她把夏尔视为自己浪漫爱情的对象。但随着踏入生活实际，马上感到生活乏味。尤其是在沃尔萨城堡之行后，误把感官的快适享乐作为心灵的真正愉悦，因此又开始了新的渴望和憧憬。在与莱昂相处的时候，她一方面不惜耗费财力倾尽全力维持这段情感，另一方面，她又发现幽会也和结婚一样平淡无奇了，可她仍然给莱昂写情书，只不过她看到的不是莱昂，而是另一个男人。她在这个自己编织的梦幻中，永远把自己设想为理所应当享受上层社会生活的贵妇人。永不停息地追逐幻想的包法利夫人注定不会快乐幸福，“她寻求，她反抗；就在她寻到的时候，她遗失；就在她胜利的时候，她失败。她相信；她幻灭。她要求变动；变动来了，她不能忠实如一。”这段经典的表述，既是刻画了包法利夫人的性格，也道出了包法利主义的实质。
虽然《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与福楼拜之前巴尔扎克人等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就其具有的批判性而言，仍可以被认定为现实主义小说。除此之外，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别之一恰恰在于“包法利主义”之殇这条主线写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充满了揶揄、嘲弄的色彩，因此也使该小说具有了资产阶级轻歌舞剧所擅长的娱乐性效果。这是福楼拜的高明之处。布尔迪厄认为，艺术场域永远充满着竞争与斗争（权力、利益），特别是符号、话语的斗争。只有“异端”或“先锋”才能打破场域的平衡，争得场域的话语权。福楼拜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包法利夫人》着力于“好好写平庸”，调和当时文坛的诗歌与散文，诗意与乏味，诗情与庸俗的对立。这种对现实平庸的描写，不同于巴尔扎克们对现实崇高的描写，同时他又加入了诗意浪漫的风格，即“包法利主义”之殇这个浪漫主义链条，形成了自己创作的独特性，成为“异端”，成功地掌握了文学场域的话语权，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总之，福楼拜本人也是一个激情主义者，他喊出的“包法利夫人是我”，既是表达对人物塑造的投入程度，也是在昭示包法利夫人分有他浪漫的教育，传奇的心性，物欲的要求等，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用近乎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待作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对立面居住在福楼拜的体内，使他能够做一位人性的解剖者，充分挖掘人性，借助包法利夫人这一典型形象，对当时社会的庸俗浪漫主义加以批判，同时也借此成就了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包法利夫人之死，既是作为个体的浪漫之殇，也是“永远生活在别处”的具有庸俗浪漫主义倾向的包法利主义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