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科技；自主创新；开放创新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动科技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经历了从对外国科技依赖到自主创新的历史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采取科技自主创新政策，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是破解西方科技贸易封锁的主动应对之策，是自我主导的开放创新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4043807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endent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Abstract： China actively pushes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as well as exchang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experiences the historic transforms from dependence on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selfdetermined innovation，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es.Currently China takes the selfdetermined innovation polic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ich is an active policy response to break up the Western trade blockad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is the result of situation chang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It is an open selfdominated innovation policy.
一、改革_放以来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巨大成就
经过30多年持续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有所提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量子调控、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卫星、量子通信及组网、中微子震荡、纳米绿色印刷制版、铁基超导长线、高温超导材料、水稻分子设计育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免疫调节、诱导多功能性干细胞、90α热休克蛋白、CiPS干细胞等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建成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世界上最深、宇宙线通量最小的地下暗物质实验室、上海光源、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
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卫星、大型运载火箭长征5号、“华龙一号”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深海潜器、水下机器人、超级计算机、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元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大飞机制造、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突破。
科技创新成为支撑产业升级的巨大动力。高速铁路系统、4G移动通讯、核电、通用计算机、射频集成电路、电动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无人机、激光3D打印机、整体精密铸造技术、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云数据加密技术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快速得到应用，科技创新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我国发明专利取得优异成绩。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截至2015年底，国内发明专利受理量为4853万件，授权量为116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权922万件；国内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量累计为6576万件，授权量为4926万件；外观设计专利受理量累计为5066万件，授权量为3378万件。仅2015年度国内发明专利受理量为1102万件，授权量为359万件。
科技论文数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国际学术地位得到提升。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2015年度中国卓越国际论文963万篇，卓越国内论文2425万篇；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均进入世界排名第3位；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2位；2015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为75万篇，比2014年增长了151%，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54%，首次超过四分之一，参与国际大学科合作产出论文数量增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一大批国有科研院所进行企业化转制，开展模仿创新、引进再创新，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激励了企业创新积极性。实践证明，科技体制改革、科教兴国战略和自主创新政策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我国正从过去依赖外国技术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大国，科技水平迈向质量提升阶段，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着国家的全面发展和崛起。
二、中国始终不渝地推动科技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
1.中国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科技装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引进外国专家和海外留学人才，学习、模仿外国先进技术，开展对外技术并购和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已形成包括高铁、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系列成熟的先进技术，对外科技及装备输出、对外科技合作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
1985年5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加强对技术引进合同的管理。2002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331号）》，进一步完善技术进出口贸易管理。同时发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 2006年7月14日商务部等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意见（商服贸发 〔2006〕13号）》，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增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年，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2009年商务部与科技部发布《关于鼓励技术出口的若干意见》，鼓励成熟技术出口和科技型企业“走出去”。
中国重视扩大技术引进，技术进口持续快速增长。
在知识产权进口上，花费的使用费和特许费从1997年的543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226亿美元，增长了40倍，同期知识产权出口增长速度缓慢。2006年技术进出口总额2261亿美元，2010年仅增长到2751亿美元。2011年技术进出口总额猛增到5356亿美元，2012年继续增长到736亿美元，2013年技术进出口总额达到93115亿美元高度，2015年对外技术贸易额降至5452亿美元。2015年中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3093亿美元，执行金额9669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21%和189%。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技术贸易存在较大逆差，与技术进出口强国相比，中国技术进出口额仍较小，特别是技术出口规模仍较小，金额不大。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科技创新生产力较低，科技成果供给不足，科技成果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依靠引进外国成套技术设备，促进国内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发展。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依靠引进外资和西方趋于成熟或淘汰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对中国的技术溢出和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
当前中国本土科技仍不能满足国内需要，但自主创新政策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取得成效，科技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供给紧张状况有所缓解，技术引进构成已经由过去主要是“硬件”技术，转变到目前以专利、技术秘密许可为主的“软件”技术，包括引进人才。引进技术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近年来对外技术转让、成套技术出口得到蓬勃发展。中国科技贸易结构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
2.中国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科技合作交流与知识溢出
中国始终积极引进外国科技投资，吸引国内外有关企业入驻各类科技园区，推动科技研发合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促进技术溢出和人才流动的目的。近年来为了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利用外资水平，中国积极吸引具有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开展合资合作或独资业务，取得良好效果。商务部统计显示，2015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26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6%；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6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44%和1371%。截至2015年底，全国非金融领域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36 404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 423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研发机构达1800家。这些外资中有一部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领域，一部分投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了全球创新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产生积极的科技和商业等知识溢出效果。
2015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1802亿美元，境内投资者共对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截至年底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86304亿美元。其中，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境外并购投资及融资交易金额为401亿美元。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和合作，既有对外输出国内先进技术装备的投资项目，也有借投资与合作获得外国伙伴的先进技术的项目。可以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隐含带动技术进出口贸易，意味着不断扩大对外科技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开放。
3.中国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科技合作交流，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合作，坚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凝聚海内外智慧和力量，推进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实施科技创新国际化战略，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不断推动国际技术贸易与合作，开展深入广泛地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0年中国制定了《“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这是中国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2006年发布了《“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并颁布了《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知识产权管理的暂行规定》，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实现了从单纯的学术交流转变为实质性的共同研发，从主要是“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转变为与发达国家共同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2011年科技部印发《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在开放环境下推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深化科技对外开放，推动我国科技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改善合作环境，深化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方式，建设国际化人才队伍，完善协调机制的工作思路。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了实现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世界排名从现在的第18位提升到第15位，进入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推动打造“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完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机制，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
目前中国已经与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加入2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组织，200多位中国科学家担任国际合作组织的领导职务。过去中国际科技合作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加拿大、巴西、以色列等科技强国，未来将更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合作领域包括加强基础研究，促进民生科技、产业高技术、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成果转化应用，开展对外科技扶贫，牵头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解决全球性科技问题，比如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计划（ITER）、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等，牵头了“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等国际科技项目。中国建设了一大批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科技园区，支持国际学术组织把办事机构设在中国，每年举办一系列各领域科技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国际科技博览会。比如，经常举办载人航天技术国际研讨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透明开放的原则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交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成果，对全球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是自我主导的开放创新政策
1.自主创新政策是外部开放环境被打破的结果
中国在构建开放型科技创新体制体系中，需要明确自主创新政策与开放型体制之间的关系。自主创新政策是相对过去中国技术来源主要依赖外国创新和供应，中国自己缺乏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与科技创新能力而言的，强调今天的中国不能再完全依赖外国技术，要建设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国自主创新政策涉及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引进政策、科技贸易政策、科技有关的引进外资及对外投资政策等，是当前中国科技政策的核心。
新中国自从诞生就受到来自西方的技术封锁和贸易遏制。直到今天，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没有解除对华高技术封锁和军品禁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对西方国家贸易和科技封锁政策。1949年美国国会颁布《出口管制法》对中国实施贸易管制。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秘密组建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负责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后来人们通称这个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直到1994年4月1日“巴统”才宣告解散。但其阴魂不散，在西方对华禁运中仍发挥着影响，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对华实行高科技出口限制和武器禁运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苏美对峙的两大阵营。新中国初期，外交外经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依靠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技术项目，特别是获得苏联提供的一大批援助项目，奠定了中国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的技术装备基础。此后不久，中共与苏共发生了激烈争吵，苏联撤走援建项目和技术专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试探与中国接触和建交，开始启动对华贸易和放松对华技术控制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对华转让技术，法国等还曾一度与中国建立军售关系。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北京政治风波导致西方重新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政策。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使欧盟感受到美国单极世界的危害，此后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提出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政治不平等后，欧盟放出松动高技术和武器禁运的信号，却遭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坚定反对。实际上欧盟实施对华军售禁令是对中国的政治歧视，这与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背离。目前欧盟对外出口控制列出2200个项目，美国管控的军民两用出口项目超过2600项，其出口控制具有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地位的双重战略目标。
科技贸易以及军品贸易关系折射着贸易双方的战略信任、国际政治关系和阵营分垒。西方对华科技以及军品贸易封锁，意味着西方对华不信任和战略遏制的政策未放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纷纷制定了严格的技术出口控制措施，对华技术封锁的大幕已经拉开，西方对华技术封锁政策已经不可能解禁，除非中国技术全面超越西方。欧美对外技术贸易政策，尤其对华技术贸易政策是典型的技术重商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当前中国采取自主创新政策，是在科技创新、科技交流和科技设备及产品贸易的开放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政策，是破解西方科技贸易封锁的应对之策。
2.自主创新政策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
自主创新政策的出台，又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自身创新条件和能力成熟的标志。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中国科学技术进步长期依赖西方。西方国家出于打击和压制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的目的，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对华出口已经淘汰的技术设备和技术资料，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客观上对于当时中国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为国内跟踪研究外国技术和再创新提供了机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跨国公司加快对华产业转移，加工贸易和外包业务得到发展并逐步升级，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稳步提高，对外国技术需求的水平、结构和形态都开始发生变化。与以前相比，目前我国技术引进水平、结构、形态和来源发生了一些变化，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硬件”设备进口越来越少，“软件”技术进口比重越来越高。随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日益增强，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发达国家开始担心对我国出口先进技术会削弱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担心对我国出口敏感技术可能引发安全威胁，因而更加严格对华先进技术控制[1]。
目前我国技术贸易面临的形势就是高端技术引进不来，引进低端技术又会产生对外技术依赖，影响自主创新投资意愿，削弱自主研发能力，浪费引进技术资金等后果。西方国家为了维持绝对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极力维护现行的利益格局，不仅实施技术出口管制，限制对华技术出口，而且对中国创新产品设置进口准入障碍，包括限制与中国开展各种技术交流，强化投资安全审查、技术贸易壁垒、人员流动审查等。西方技术供应商不仅控制供给技术的水平、结构和形态形式，压低技术水平，多出口设备硬件形式，少出口技术秘密等软件形式，甚至要求我国再创新技术产权归供应方，而且制定不合理的歧视性垄断高价。
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nter Digital Corporation，简称IDC）对华为、中兴等国内通信设渲圃焐套利许可时设定的费率为售价的2%，较其对苹果、三星、诺基亚等公司的费率为售价的0019%高出百倍，对华技术许可制定歧视性垄断高价。
技术许可进出口失衡问题仍然突出，我国通过交叉许可获得的技术比重仍较低。可见，目前中国国际技术贸易和技术交流仍面临十分恶劣的形势。
虽然中国也对技术进出口进行管控，达到保持技术优势和防止敏感技术扩散的目的，但中国基本科技贸易政策是开放、透明和公平非歧视的，不同于西方仅针对中国采取的歧视性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做法。目前虽有中美私人企业之间开展技术贸易和技术许可，但美国政府对华技术出口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技术控制仍然非常有效。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战略对话上美方回应中国有关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呼吁，声称将考虑放松，但多年来没有实际行动。中国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只得采取科技自主创新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利用美国人才开发自主技术。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依靠自主创新的新阶段。过去依赖引进外国科技、外国专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现有免费的外国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已经不足以形成支持较高收入的经济发展阶段。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靠自主创新力量，但这并不意味拒绝利用外部资源，强调自主创新政策不应排斥创新对外开放。
3.自主创新政策不是中国想要的次优政策
面对外国技术封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不利外部环境，中国长期反对西方技术霸权和拒绝交易的外交活动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这种外部环境所导致中国采取的自主创新政策却引来西方的非议，指责中国自主创新搞“创新重商主义”[2]。西方对华技术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封锁是因为他们藐视和忌惮中国的力量。要想西方发达国家对华不采取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政策，中国只有采取自主创新政策，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宏观管理水平，提高科研效率和生产力，在整体科技能力和水平上超越西方，让西方有求于中国，才会谈得上平等的科技交流和贸易。
2004年胡锦涛曾多次强调：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要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着力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2008年中共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可见，自主创新政策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新核心[3]。
中国采取自主创新政策首要对象是本国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希望在此政策的推动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创新型国家。因此，自主创新政策是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和军事围堵以及中国寻求欧美放宽对华技术控制一次次外交努力失败后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它是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各种鼓励手段和工具，运用自我资源、自我能力、自我力量，开展以我为主导的创新活动，推动科技进步和发展的政策w系，其目标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竞争力。
自主创新政策强调创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不否定创新开放、协同和合作，也不拒绝国际技术市场，更不愿意封闭，没有任何创新重商主义的色彩，不能把它看作为不开放的局限于本土的创新[4]。中国是一个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技术进口替代不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遭受外国技术封锁，中国会更深融入全球化，扩大技术进出口贸易，从而形成更加开放的创新体系。
外国对华技术封锁与控制，破坏了中国建设开放创新体制体系的相容性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在许多领域缺乏必要的技术，造成技术进步缓慢和严重落后，迫使中国采取自主创新的次优政策。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国封锁所造成的技术落后状态，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在许多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在经济技术方面，自主创新促进了技术升级，有力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军事装备上，近年中国新技术成果卓著。这些都与自主创新政策分不开。显然，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成果对外国技术形成一定的进口替代效果。随着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技术进口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削减了国内可以替代技术的进口，减少对外部技术供应的依赖，支持中国技术自主创新政策促进自我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虽然短期内自主创新政策可能对中国技术进口贸易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长期来看，自主创新政策及创新产品认定制度，对中国技术能力仍较弱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对中国实现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会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5]。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自主创新政策类似于中国被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时期的自力更生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只有短期有效，不能长期实施。长期实施这种自主创新政策必将使我国科研水平落后于世界。在西方技术封锁和围堵环境下，中国被迫实施的自主创新政策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潜力的全速发挥。如果没有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恶劣外部环境，中国可以自由引进外部技术、加强与外国的技术合作，那么，中国今天的经济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会高于实际水平。
4.中国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公平贸易政策应对西方技术出口管制的不公平做法
由于现实中中国技术贸易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迫使中国采取被动技术进口替代的自主创新政策和“以技术换市场”的引进外资政策，只能靠自己创新力量和本国市场资源，摆脱国家安全和发展受外国人控制的局面。外国对华技术封锁严重迟缓了中国工业化成长步伐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迫使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试图以此阻止中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化发展步伐，阻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贸易地位的努力。
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和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要求有关投资项目必须以合资形式，中方从让出国内市场中获得合资或合作项目的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目的。这一政策不存在强制合资、强制技术许可的问题，是外国资本、技术持有者与我国合资、合作伙伴公司之间两情相悦的互利合作关系。 中国根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产能淘汰、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等需要，不断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这种引资战略和政策调整是国家主权，无可厚非。促进外国在华企业升级产业技术是企业在华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关切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前景。外资在华实验室开发的技术或者输入的技术都在投资者手中。中国没有任何一项政策强制要求外商把技术转让给中方。西方跨国公司拥有技术，中国有市场，双方投资合作各有所求，各有所得，互惠互利，外资从技术入股回报、知识产权许可收入、资本弱化的利息收入和利润转移中获益匪浅[6]124184。而且西方只有以技术优势投资中国才能占据市场，中国不需要没有技术优势的外资。所以，“以技术换市场”的引进外资政策把引技与引资结合起来，带来一定程度的技术溢出效果，是一种技术进口替代形式，是一种应对西方技术封锁与出口管制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有效政策。
5.自主创新是一种自我主导的主动开放创新政策
自主创新是自己做主创新资源配置以及一切创新权益，不受外部控制和支配。它不排斥开放，不是封闭的一个人单干，而是自己有创新决定权、自己主导创新的一种方式。
依赖外部世界技术供应是一种开放，但自己主动掌握技术创新资源、创新方式、创新过程所进行的自主创新，打破了对外界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利用开放世界的资金、信息、人才、设备、市场等创新资源，独立自主地开展科技创新，满足自身技术进步需求，供应世界市场客户的技术需求，这种自主创新政策是一种更加主动的、由自己主导的开放创新政策。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要自主而不封闭、开放而不失控。自主创新政策不是封闭式创新，并不与开放型创新体制抵触，不拒绝利用外国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更不阻碍科技资源和成果流动。但是强调自己主导创新，不做合作中的辅助、助手或下手。其实，在自己缺乏创新能力和创新经验的时期，有必要加强与高手进行合作、交流、学习，这样可以培养自己创新能力，虽然对这些活动没有主导权。在中国今天经济技术条件和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改善的新形势下，更加自信地强调自主创新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要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它不排斥科技创新开放与合作交流，更不是搞科技重商主义。
尽管少数西方列强仍然实施对华技术禁运，由于技术作为一种涉及安全与商业战略的特殊商品，其国际贸易注定不会完全自由，中国现行科技自主创新和有管理的贸易政策是务实的。鉴于目前中国国际技术投资、贸易和合作交流的渠道还比较畅通，未来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就要及时转变到开放型创新体制上来。
自主创新政策不排斥开放、合作、交流、贸易，不等于自主创新政策具备了开放型创新体制机制。同样，开放型创新体制既有优势，也有弊端和劣势。两种政策的取舍取Q于配套体系能否创造扬长避短的成效。开放的科技创新体制要有配套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国家创新体系，才能带来更优的科技创新成效。
我国外交工作要努力打破西方对华不公平的高技术贸易封锁和限制政策环境，努力营造一个开放、自由的科技交流与平等贸易环境，让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减少创新资源浪费。
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政策，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科技建设实践经验总结的产物，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经济技术形势变化的结果。它是破解西方科技贸易封锁的主动应对之策，是一种自我主导的开放创新政策。过去西方对华科技贸易封锁与交流遏制曾经对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今天中国经济、科技与国际政治地位都有了根本性改善，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要主动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国内政策调整和外交攻关，从自主创新政策转变到开放创新政策上来。
参考文献：
[1]陈长缨朝着产业链中高端调整技术进口方略[N].上海证券报，201414
（7）.
[2]Atkinson，Robert D.，Stephen J.Ezell.Innovation Economics ： The Race for Global Advantage[M].New Haven，United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3]McGregor，James.China's Drive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 A Web of Industrial Policies[EB/OL].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US Chamber of Commerce，APCO Worldwide，2010.www.uschamber.com/reports/chinasdriveindigenousinnovationwebindustrialpolicies.
[4]Fu，Xiaolan，Carlo Pietrobelli，Luc Soete.The Role of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atching Up[Z].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No.IDBTN166，2010.
[5]石静霞.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及相关问题[J].桥 （Qiáo），2011
（1）：912.http：//ictsd.org/i/news/qiao/101239/.
[6]裴长洪，冯雷，等.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运营状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