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学传播史上，科学不幸败给了迷信。同样不幸的是，在“风险社会”中，当科学家与大众媒介相遇，媒介把风险或危害的概率抛之脑后，以高度不确定性为核心特征的现代科技风险，被媒介悄然转变为确定性的“正在迫近的灾祸”。与此相应的，则是公众对高新技术风险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但是大众媒介仅仅是产生心理恐慌的启发式资源，公众的认知缺陷和心理认知机制则是产生恐慌更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风险社会；科学传播；不确定性；心理恐慌；认知缺陷
中图分类号：C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72-05
在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过程中，随着核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的发展，“科学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基本动力，但现在科学技术却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在这样的时代，科学呈现出取代自然，从而可能逐步主导我们的生活的趋势，社会生活逐渐呈现两种根本性转变：“传统的终结”和“自然的终结”。
社会学家贝克将这一时代称之为“风险社会”：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贝克在梳理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后总结说，风险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农业社会面临的自然危险，这种危险是自然的、外在的，以自然灾害为主，与人的决策无关；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自然危险被风险所替代，这时的风险以事故为前提，事故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中，其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社会保障等得到控制；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后，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诸如基因工程、核灾难等风险的后果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群都难以计算，这种风险均与高技术相关，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且是人为制造的，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必然与大众媒介遭遇。一方面，科学家肩负科学普及的使命，而科学普及效率最高的莫过于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介；另一方面，诸如克隆技术、核技术等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遭受多方质疑，因此，通过大众媒介来获取舆论关注，并进而获取项目资金的支持，就成为科学社区的一个重要选项。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介为科学家保护和论证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威位置提供了唯一重要的机会，有关科学的新闻报道在科学项目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媒体特别是报刊和电视，在把科学发现带到公众面前和由此激励政治利益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走上新闻版面就是科学的宿命。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相遇并不一定会给科学社区带来它希冀的结果，更多的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风险不确定性的终结和公众的心理恐慌。何以如此？我们尚需进入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理解其缘由，如此才有可能化解这种相遇的尴尬，即所谓“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
一、相遇的不期然：不确定性的终结
1.对科学唯一性的寻求与不确定性的终结
传统知识论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是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知识。然而，当工业社会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向“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转变时，人类开始面临知识论的转折，理性主义逐步为新理性所替代：“今天我们处在两个异化的概念中间的窄道――一个是确定性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不可理喻的……人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于是，人们开始从确定性的美梦中惊醒：“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然而新闻从业人员在报道涉及环境风险、科技风险、食品安全等议题时往往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视而不见”，进而言之，他们会刻意寻求确定性。原因再简单不过，新闻是一种信息，而信息被定义为“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东西”，这是1948年申农发表《通讯的数学理论》以来被公认的信息定义。
于是新闻人恪尽职守地试图找寻确定性的知识：核电是清洁能源还是人类的梦魇？克隆人体器官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转基因食品是食品安全的避风港还是祸延子孙的阴谋？新闻人带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去采写一篇篇报道，甚至常常基于对“冲突性”和“戏剧性”的追求而以上述两极化表述耸人听闻。如，主导美国气候变化报道的不是科学事实与科学知识，而是戏剧性，新闻人不仅要报道精彩的故事，而且会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建构这些故事。欧洲媒体亦然。英国媒体在报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时，新闻叙事为诸如恐惧、灾难、失败、死亡等耸人听闻的话语方式和宿命论的话语所主导。这样的报道把正常的科学辩论转变成一场竞技性体育竞赛，在试图减少人们心中的疑问的同时，把风险或危害的概率抛之脑后，似乎只有确定性的表述才能告慰自己的职业追求。
抛却概率强调结论，这正是科学家对科学新闻报道最不满的方面。在记者的新闻报道中，科学家最反对的一些要素是推断、重点和结论。几位美国学者在美国中西部超过10万份发行量的14份报纸中抽取了73篇科学新闻报道，分别对这些新闻报道的作者和作为消息来源的科学家进行了访谈，其中科学家对这些报道的看法如表1所示。对于这73篇科技报道，科学家最为不满的并不是报道的准确性，即表中“对科学事实的不当陈述”――这一指标常常被“常识”般地认为是科技报道最容易犯的错误。事实上，他们诟病最多的是新闻人对科学唯一性的强调（42.46%），“过于强调唯一性”使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走向终结。
科学家对新闻的这一批评，在新闻标题上的表现尤为突出。由于科学报道要同国际国内要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竞争版面，基于“猎取”公众注意力的需要，科学新闻标题常常走上确定性表述的不归路。美国科学通讯社的创立人斯洛森曾是一名化学家，为了进行科学普及，他创办了科学通讯社，他曾对科学通讯社的董事们说：我们必须进入报纸，他们的需求是简短的段落，用一est结尾。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气候变化在科学界争议较大，但是媒介中的气候变暖则是一种确定性结果。1986年德国物理学会发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备忘录，其中警告公众注意“气候灾难”，随后德国报纸普遍将“气候灾难”一词用于新闻标题；德国新闻杂志在对气候变暖议题进行报道时，也常常充斥着“死于温室”、“迈向灾祸”等标题，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在如此这般的新闻标题中被转化为一种确定性的迫近的灾祸。 2.“去情境化”与不确定性的终结
新闻是一种“易碎品”，“易碎”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新闻报道疏于展开情境性信息及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它提供给读者的更多是一种“新闻便利店”而已。
对于科学新闻报道来说，这种问题更为明显。新闻媒体告知公众的更多是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加之商家利用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其目的只是在于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无论是质报还是量报，诸如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等情境信息的缺乏，是科技风险报道的通病。美国一学者统计了《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1960―1980年代的科技报道，结果发现它们常常省略科学发现的研究方法叙述和与所报道的科学发现相关的前人研究历史等情境信息，特写类科技报道表现尤甚。
一方面是情境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单一地对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强调，这更多根源于新闻是一种“匆匆忙忙的事实”。新闻人热衷于把科学家的发现告知公众，但是他们在报道研究结论时，总会忽视研究结论有限性的介绍，正如伯纳姆所说，由于新闻机构截稿期限的压力以及强调简单的事实陈述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动机，新闻报道几乎总是以结论和推断开头，然后填充一些支持性细节，这与严谨的科学报告形式恰好相反，在科学报告中，只有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被充分阐明之后才会给出结论和进行讨论。因此，科学家极为看重的研究结论的限制性条件往往不会在新闻文本中出现，科学是一部长电影，而新闻媒体通常没有时间或者耐心去拍一部长长的电影，它只拍快照。对于研究结论的强调和研究情境的阙如，使科学新闻报道把科学发现呈现为对确定性未来的寻求，从而使科学看起来更确定。
3.消息来源的单一与不确定性的终结
在具有二十多年实践经验的英国记者克莱尔看来，新闻生产过程是一场跨栏比赛，在从事实到新闻的过程中，预算和采访的便利是记者需要跨越的三个栏杆之一，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质量。美国一位研究人员对美国十余家社区报纸编辑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的内容是他们在进行与科技相关的环境风险的报道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有哪些，结果显示，社区报和全国性大报面临的压力要素差异不大。
从表2可以看出，除成就感、对工作的自信这些主观原因外，记者面临的首要压力是预算压力，然后是截稿期限的压力，旅费也是重要的压力源。在截稿期限和经济成本的高压下，新闻人最可能选用最易获得的消息来源，比如自己长期联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一专家甚至可能并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如此一来，记者对信源的选用趋于单一化。因此，信息来源的单一是科技报道普遍出现的问题。就气候变暖议题为例，新闻媒体很少讨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很难进入报纸版面。几位美国学者对美国13份报纸的研究就发现，即使报纸在报道科技风险争议时，大部分记者使用的是1-2个信源。消息来源较为单一的状况使科学的不确定性来不及陈述。
二、恐慌的生产：科技报道与认知社会学
新闻媒介对高新技术风险的报道常常遭遇广泛的社会批评，然而，被告席上的记者则常常感到委屈，他们总是回应说预警是他们的天职；另外则对报道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回应称：我不知道枪里有子弹。事实上，把矛头对准记者或许是“哭丧找错了坟头”。新闻报道并非是公众心理恐慌的根源，公众的认知心理和认知机制则是心理恐慌更重要的原因，正如贝克所说“风险理论在本质上是认知社会学”。
1.科技风险报道与恐慌的生产
关于科技风险报道与公众的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于科学家。他们认为，戏剧化和耸人听闻的报道风格使公众倾向于夸大风险；第二种观点认为，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偏差来源于新闻报道的内容。甘姆森等学者从建构主义路径出发，统计、分析了美国报纸对核议题的报道和公众对核风险的感知，结论显示：使公众对核技术持消极态度的原因是新闻报道对核电站的批评和负面报道为主的比例结构；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内容及其风格对于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相反，公众倾向于依据大众媒介对某一科技风险的报道数量来评估风险，因此，公众的风险感知常常取决于大众媒介的报道数量和信息清晰程度。
以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为例，在此事件发生25年之后，当事的一名学者反思了新闻报道与公众心理恐慌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首先，公众在认知心理上更关注负面报道而非正面消息，在风险/危机逼近时，3篇积极的新闻报道才能平衡1篇消极的新闻报道给公众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更重要的是，哪怕新闻人是为了使公众安心，但报道文本已经构成了警告。另外，由于核泄漏之前一直宣传核技术是清洁、安全的能源，而今却报道它可能有害，从而会使公众陷入怀疑和担忧，显然，这一结论倾向于在新闻报道之外寻求公众恐慌的原因。
2.恐慌的认知机制：自我实现的预言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当公众不断看到描绘风险的图像，且因不断重复数量达到相当程度时，这些图像就会变成公众对真实或潜在危险进行判断的启发式资源。尤其是新闻标题与公众恐慌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读者对新闻内容的感知取决于新闻标题。前文述及，新闻标题的特点是对风险的确定性陈述，在当今信息过载的社会，很少有读者通读新闻文本，更多的读者只是浏览一下新闻标题而已，如此一来，标题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相关问题的启发性资源，成为他们的认知捷径。更为不幸的是，普通公众普遍存在认知缺陷，他们在处理新闻时并不会记住新闻文本中提到的证据，而更倾向于从证据中得出结论，并将结论储存起来。因此，即使新闻文本中对技术风险产生的条件进行了叙述，但作为“认知的吝啬鬼”，公众对之可能视而不见，媒体的风险预警旋即转变为风险预言。
在风险预言的警示中，公众可能进一步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认知过程而导致恐慌。“自我实现的预言”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种非常规行动理论，一种最初是虚假的但被广泛接受的预言、期望或信念最终却实现了，这是因为太多的人把它当做是真的，并依此去行动，而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集体性的行动方式。具有强烈暗示和隐喻的符号――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阴谋”论断、填埋场堆积如山的“病牛”等等，这些图像不断在媒体上滚动播出，往往会诱导公众将未来致病的概率――风险――当做一种即刻存在的危险，继而建构出“危机临近”的情境，并依照这种情境去行动，公众的心理恐慌自然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