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的运输和储存条件相当特殊和苛刻，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成为其突出的特点。一般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作为上游，运输和储存作为中游，分销和终端利用作为下游。
三个环节互相制约、相互依存，因而必须协调发展。天然气各环节间的“木桶效应”，使最薄弱的环节成为制约整体效应的关键因素。
资源是基础、管线是纽带、市场定方向，要努力使上、中、下游各环节及从事各部分经济活动的企业在统一规划下多赢互利地协调发展。目前，在天然气开发和用户发展均比较迅速的情况下，要注意搞好储气库的规划和建设，以保障天然气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目前我国形成了三大主要用气区：四川盆地及周缘，鄂尔多斯盆地及周缘(特别是东侧的京、津、冀、鲁)和依托西气东输干线的长江下游地区。后两个地区的用户特点是以城市燃气为主，而其中居民和服务业(包括商业)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种终端结构造成了用气量巨大的谷峰差。如京津地区月峰谷用气量之比为6：1，日峰谷用气量之比达11：1或更高。
为了保证居民用气，整个天然气工业系统考虑的不仅是年度产、输、用气量，更重要的是高峰月甚至是高峰日的用气量以及相关的输、产气量。以陕京二线为例，设计年输气量为120亿立方米，将于2014年达到此输气量。
届时用气高峰日的用气量达6483万立方米，调峰需求达38.2亿立方米。但考虑到建调峰气库的实际可能(包括库址的合理性及运行成本)，届时只能建成13.75亿立方米的工作(有效调节)库容，缺少24.45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量。
这样，就限制了陕京二线的年输气量，不能达到设计要求。这意味着：在薄利前提下设计的管线，由于实际年输气量过低而难以盈利或陷于亏损；依托陕京二线的用户如以年用气量120亿立方米来规划，就会出现高峰时供不上气的情况，影响用气安全。
供调节用的储气库不足，成了“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天然气系统的整体经济效益。从保障用气安全来说，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则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储气库的建设，目前全球地下气库的工作气量约占年销售量的15%，美国更高达20%以上。在天然气系统中，输气量的调节有多种方式：一是用气高峰时气源地产量加大，管道增压输气。
这不但受产气和管线设计量本身的制约，而且在长距离输气时只能对高峰月的供气作贡献，对高峰月高峰日的调峰则难以起作用。二是在靠近用户和主干线附近的地区建设地下气库。
要实现有效的调峰，不仅要求地下气库具有有效的库容量，也要求其分布在距干线和用户较近的范围内。一般说距离干线以不超过80千米为好。
地下气库的效率较高，成本较低，从全球范围看，地下气库所提供的用气量占调峰气量的80%以上。三是在以液化天然气(LNG)为气源的天然气系统中，还可以在接收码头附近建立大型LNG储罐(群)，以调节供气量。
近年来常在城市近旁建设LNG储罐、小型LNG工厂乃至高压储气罐，这对日调峰特别是小时调峰具有很显著的作用。诚然，LNG储库和高压气罐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地下气库是采用较多而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可以作为地下储库的有枯竭油气藏、盐穴、含水层、废弃矿坑、人造洞穴等。
从全球来看，以枯竭油气田和盐穴的气库为多，成本也较低。全球已建成468座枯竭油气藏地下气库，占气库总数的76.7%。
各种形式的地下气库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工建设投入。笔者认为，还可以用靠近用户的未开发和正开发的气田(藏)作为供气的调节，而不必等到气田枯竭后再注气(其中很多为“垫底气”而不能再取出)。
这类气田可在高峰期开采，必要时多采，在用气谷值期不采或注气。利用已开采的盐矿或对正开采的盐矿加大开采量，有意识地扩大盐穴，形成库容，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建库方式。
我国在轮台-上海管线建设中，曾提出近百个选择点，目前已选中金坛盐矿作为地下气库。地下气库的调峰成本虽然比地面气罐相对较低，但实际上，调峰的成本在全部气价构成中还是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以华北地区为例，若建立40亿立方米有效工作气量的地下气库，需40亿-50亿元投资，相当于再建一条陕京线。每立方米供气成本要因此而上升0.5元-0.6元。
在“气化山东”战略实施过程中，也要考虑建设地下气库，主要用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