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体西用”文化观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与发展的，也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的时代产物，在19世纪后期也一直是风头强劲的文化观念准则，虽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但也招致诸多的反对与批评之声。本文就此做一些简单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派；维新派；体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欧风美雨的全面危机。在这种冲击下，如何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险恶环境中解救出来，成为一道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此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固守，要么纳新。而战争中的惨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被动，和欧美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产生的，强调坚持以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和原有的政治体制为本体的原则不能动摇，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使中国富强，从而抵御外国的侵略。
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他看来，中国有四方面不如西方，“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①改变目前的落后、被动的局面，改革势在必行，要不断的向西方学习富强之术，以期维护封建的传统秩序。虽然他没有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但却真心实意地提倡人们去留心观察西方所长。这一论述，勾画出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格局。这一观点一经发表，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与支持。他们纷纷发表言论、著述加以阐述。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到，“吾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弊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②李鸿章是从“道器”的关系上来阐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借西方所长，从而可以“道器兼备”。就这样，“中体西用”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路径越来越清晰，而且学习的内容也从船坚炮利慢慢延伸到某些局有富国效能的政经法度。
“中体西用”受到很多人拥护，他们所提的观点也都是围绕着它所展开，可以发现这些观点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就是说把重点放在了西用上。但也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在拥护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把西学放在从属的地位，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就连光绪皇帝在颁布《定国是诏》时着重强调。既然当时学习西方是大势所趋，也是应时的举措，为什么不直接大大方方地说学习西方，而非要贴上前缀呢？
首先，这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的“体用”思维。“体用”与“道器”、“本末”一样，是我国传统哲学常用的范畴。而且“学问俱有体用，是清初实学思想家们主张学术经世的基本出发点。”③
其次，这是自尊心在作祟。自古以来，我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尤其是科学技术在16世纪之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也使人们养成一种养尊处优的心理状态，自认是天朝大国，无需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但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之后，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落后与无能，“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的第一大国而受制于蛮夷小邦，真可谓中国有史以来之奇耻大辱”。④在面临这种前所未有的羞辱的情况下，再放低姿态去学习西方，更是自讨其辱，泱泱大国的颜面何存。所以在这种压力下，洋务派把中国的纲常名教置于至尊之位，而引进西学来为之服务，中“本”西“末”，在文字上做文章，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使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结，都是心存庙堂的忠实臣仆。这也注定了他们对于“中学”不敢触动丝毫，更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道统去接受西化。再加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学习外来文化时，必然是以原有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为平台、为思想武器，去理解、解释、消化外来文化”，⑤所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保守派施加的压力，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如何相容和西学带来冲击的问题上，他们想竭力证明两者是可以相通相容的，而“中体西用”就是最好的折中办法。就像陈旭麓先生所指出的，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就是一种进步。须知那个时候的中国，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⑥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不得不把西学放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直强调中学的主体位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体西用”的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在洋务运动前期一直发挥着积极进步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工商业的发展，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但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先进知识分子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日益发现欧美国家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只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与中国并不同的政治制度，而这才是欧美国家强盛的根源所在。这促使他们萌生了改变中国现有的封建体制的想法，并谨慎的付诸行动。这些人也就是与洋务派在政治见解、文化观念上有着本质区别的维新派。所以，虽然“中体西用”形式没有变化，但其内涵和外延却是在不断地改变。尤其是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亡国灭种的险恶处境再次摆在面前，而关于学习西方的学习什么、学到什么程度的争论也再次掀起。
在这场争论中比较激进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别树一帜，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⑦虽然如此，在面临着来自守旧派和洋务派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仍然打着“中体西用”的口号，意欲充当护身符，减少推行民权、君主立宪等资本主义政治观念的阻力。但他们借“西用”的名义引进西法政教法度、改变祖制的意图已是路人皆知，相应地，康、梁“新学”对于“中体西用”范式的突破也已经无从掩饰。以往的“中体西用”观念，它所强调的坚持固有的封建伦理纲常不动摇的原则，阻滞了维新思潮的推行，使改制的措施寸步难行。这时的“中体西用”观已不再是引领社会革新的新思潮，反而成为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羁绊，已不能容纳维新派的新式主张。由此，对它的批评纷至沓来，这也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反对。维新派的说辞直截了当，对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毫不隐晦，讽刺洋务派学习西方也只是学习皮毛，而从未涉及到西方的真正精髓之处，而改变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则只有全变大变。虽然他们是看到了“中体西用”所存在的局限与肤浅，但他们忽视它之前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进步意义，也是片面不当的。自此，维新派成为了这一观念的掘墓人，而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批判。
“中体西用”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物，也是中国在是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这个问题的一大创新。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自身局限和不经推敲的内在矛盾，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在承认与反对、正解与误读、尊重与污蔑并存的漫长历史中，中体西用的内容也变得斑驳多样、日益丰满。时至今日，犹可闻其余响。历史上只有少数杰出的理论构建才拥有这样恒久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