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古鉴今：古代语文教材编制对当今的启示
[评议文章] 胡根林、李可《浅谈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经验》，原载《语文建设》2014年第5期。
[原文摘要] 当我们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语文教材先进做法的同时，也需要沉下心来，认真借鉴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古代教材重视育人功能、儿童的可接受性、学习内容的全面性和儿童能力的发展性。古代语文教材在编排设计上隐含了丰富的编制思路同样值得今人学习。
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经验经过代代相传，对我们当下的语文教材的编制必将提供深刻的启迪。作者首先提到了古代语文教材发挥了语文教材人才培养、传递社会规的功能。“育人为先”的教材观对古代语文教材影响很大，体现为非常重视选文的道德性和教育性。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名人轶事教材诚如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所言;“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作者在这里褒扬了古代语文教材的人文性，的确学生在这些浓缩古代思想精华的读本经籍中接受了情感的熏陶和观念的洗礼，然而教材中的政治伦理思想过于浓重的话也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
古代语文教材也不是如今人所误解的那么艰深难懂，作者经过钩沉研究，认为不下千种的古代蒙学教材总体上都比较重视儿童的可接受性。除了使用整齐的韵语和对偶句来编写让孩子读之琅琅上口，节奏感较强易于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古代语文教材往往博览杂收，各种社会知识融合其中。正所谓“读了《增广贤文》会讲话，读了《幼学琼林》走天下。”古代语文教材虽然很少直接论述儿童能力的发展过程，但在教育家的言论中都隐含这些追求。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古代语文教材在写字、属对、作诗等读写实践上非常重视儿童能力的发展梯度。话虽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书面语、口语的分家，古代语文教材忽视了对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学生的发展。尤其明代后无数学子经年累月皓首穷经于“八股文”中，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接着作者在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思路上进一步分析古代语文教学的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学习阶段的序列性。第一阶段是启蒙阶段，教学阶段为集中识字，基本教材为《急就篇》和“
三、百、千”。第二阶段是基本的读写训练，所用教材为旨在讲述伦理规范的《弟子规》，旨在劝勉激励的《昔日贤文》，还有讲述历史典故的诗歌教材《咏史诗》。第三阶段是较复杂的读写训练，所用教材有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在学习写作方面，古代语文教材也非常讲究序列，其基本的顺序是：先属对，作诗，后作文，策论，即由组字成词、积词成句而至篇章。二是学生发展的整体性。这个主要体现在语文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的横向联系和选文的多样性上。三是知识习得的迁移性。古代语文教材一直秉承孔子“循序渐进”“温故知新”的古训。不仅如此，古代语文教材还重视知识的纵向迁移和横向迁移，这种迁移就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迁移。作者归结的这三点可以说是换个角度诠释上文，略有重复之嫌，但是通过作者的再次梳理，反观我们近现代的语文教材，虽然在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的选文内容、教学目标、训练方式上有所区别，但是在形式上基本上以“单元合成”来组建教材，各个阶段无明显区别。陈必祥先生曾在《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再探索》一文中提到“语文教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文选式’的排列，教学方法又总是生字生词、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色之类的‘讲解’和‘分析’，年年为此，千篇一律”自然造成关联性不紧，内容重复繁琐和目标模糊不清。
诚如两位作者所言，古代语文教材仔细研究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否则古代在文史哲方面也不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更不会才人辈出群星灿烂。古代启蒙及初步读写阶段教材的编排，大多重在熟读、精思，而到了较高读写阶段的教材则重在博览、比照。这一宏观教材编排意图是符合认知心理学基本原理的，非常值得我们现如今中小学语文教材借鉴学习。当然了，古代的语文教材存在诸多积弊已经跟不上这发展飞速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只能取其精华借鉴学习。那么，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以致于作为对现今语文教材缺憾的弥补的“民国文选热”不断席卷而来，古代的语文教材也渐渐在各种各样的私塾式的培训机构重登历史舞台？
二、与时俱进：当今教材编制的问题与反思
下面的评议文章就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对现今语文教材进行剖析。
[评议文章] 郝春燕、王淑清《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原载《长春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原文摘要] 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历来是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关注的重点，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对学生进行语文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而且对学生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的兴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由对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使用情况的了解，引发了对目前所使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问题的思考，以期能为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我国语文教育起源较早，从如今可考证的商代甲骨文习刻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没有单独设科，直至1905年清政府开始借鉴西方经验开办新学堂，实行分科教育，为语文单独设科，当时称“国文”，语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1950年后遵照叶圣陶等先生的提议，大陆教育界将之更名为“语文”。之后，众多学者专家为让语文教育能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改革并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改革成效并不太显著，学生的语文素养并未见明显提高。因此，语文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争取早日让语文教育走出困境。
该文作者力图从现今语文教材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了课题研究，所列举的问题都是来源于一线教育的调查，极具参考价值。一是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中因过度关注的语文思想性而引发的文章选择存在的不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到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学习兴趣，在语文教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语文既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决定了语文的多功能和奠基作用，丰富的人文内涵决定了它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语文教材的选文内容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所以该文作者认为语文教材在选文上不能一味地注重“道”，进而忽略了语文学科自身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要靠精准完美的表达形式来施行的，是靠“自然而然”的春风化雨，无声润物，任何的刻意渲染都很容易引起学生心理上的抵制并因此影响教育效果。 紧扣语文的人文性功能，作者换个角度再度质疑提出第二个问题：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中的因对人文论的认识偏差而引起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不足的问题。认为很多教育者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过于简单，认为“人文”就是可以宽泛地对待学生对教材的理解，从而造成了学生对于所学的内容模糊化――说学了，说不清学了什么;说没学，实际上还学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于我们要清楚地认定什么是“人文论”。该文在这个问题上列举了教育大家们对于语文工具性的各种强调，再反观政府教育研究机关从50年代起对此的迟钝反应，直到2011年“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总算走上了正确轨道。
叶圣陶先生认为“读书作文的目标”不应只在于“取得功名”，更应该在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他站在令人仰止的高度上亲切地对每个人说：语文对你有用。“有用”二字的意义重大，对于教师来说，它解决了教师教育的目标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它解决了学生学习的动力问题;对于编写者来说，解决了教育内容的确定问题。这里以吕叔湘的话来对语文教材编排者说再合适不过了：请选择对学生的人生有意义的内容，就是对学生最大的尊重，就是真正的“人文”。在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中教师学生不喜欢的篇目为数不少，这样的篇目如果考试不考教师弃教，教之学生也厌学。笔者作为一线老师，对此感触颇深，有时难免脑洞大开，私下想着教材编写者为什么不在编写前多提供一些篇目挂网上让师生挑选呢，考虑了民意的版本肯定更具有活力。叶圣陶先生也曾说过“非儿童所需要，就不要强为授予，即使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亦不可选为教材”。
以前基本上是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的一统天下，现在强调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提倡“一纲多本” 和“校本教材”。然而这也带来一些频繁变动的困扰，作者因此提出了第三个问题：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中在体裁论与主题论的冲突中选择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接受困难的问题。作者认为体裁和主题相互依存，不能割裂。从“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目标来看，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应该涉及各种体裁，选择各种体裁中主题鲜明的好的作品，从而达到让学生逐步认识、了解、掌握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和源远流长，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激发爱国情怀，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增加文化底蕴，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从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既是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需要。由此作者提出了最后的问题：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定位不同而引发的古代文选的问题。既要注重古代的文选，又要注重所选内容的“工具性”（对学生有用）在作者看来并不相悖，并提供两点建议：第一，教材的内容要体现“大文化”观念，从整个文化的链条上去理解教育内容中所包含的文化思想节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触摸和接受中国文化时，必须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做到知“古”通“今”，以“今”阅“古”才能得其精义。第二，教材内容要从“应用”的角度来处理教学内容的语文思想。单纯地以彼时之事讲此时之理的话，必定会使受教育者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要想使之在文化传承和思想建设上起到应有的效果，就必须现代化解读。
纵观全文，作者眼界开阔，所提问题基本囊括了现今语文教材在实际使用中的各个方面，作者因与一线师生有着广泛深入地接触，结合调查数据旁征博引剖析入微，极具现实意义。我们教育面对的是人，是“有意志、有情感、有想象的存在物”，是一群处在生命生长发展中特殊阶段的、需要有成人关心和引导并逐步完成社会化的青少年。在这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多变多元时代，要培养有自信有冲劲能抗挫充满正能量的理想新人，我们的语文教材这个师生交流互动的主要媒介也应该据时况依学情做出有魄力的扬弃升级。
[评议文章]齐秀娟《语文教材编写和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和思考》，原载《传播与版权》2014年第11期。
[原文摘要]语文教材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它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该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教材编写出版的发展历史，揭示了当下语文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思考和对策。
随着国家对语文教材由完全一手抓变成国家只负责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审定，编写权力完全下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文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但是，看似繁荣的背后也有不少的问题。作者就此归结了三大主要问题：一是编写改动太大。尤其删除经典古诗词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就曾说：“我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二是编写随意性强。作者摘录文章《一位语文老师的思考》的相关内容来反映这种乱象。三是编写标准不统一。虽然教育部出台了指导教材编写的大纲，但是大纲不可能面面俱到，细致到每一个板块。纵观全国获得出版资格的教材，彼此的标准并不统一。更有甚者，前后的编写标准也有较大的变化。
针对这样的现状，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一是编写者在编写前要深入学校进行大规模调研。调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编写教材前积累第一手资料，避免把教材编写变成了书斋里的想当然;另一方面，调研还可以考察教材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这类调研可以采用听课和座谈会，调查问卷、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做好语文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这种培训，把教材的编写理念、编写方法、编写特点、课文的知识体系、讲解要求等，手把手、面对面地传授给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切实提高语文教师的教学质量。
独立成篇的文章，在进入语文教材之前，本身已经完成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圆满自足各自为政的，它之所以入选编入教材成为课文，都是编排者的创意，是出于把语文课程内容教材化的需要。语文教材的选文只有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才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教材的内容不论是经过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名家名篇还是具有时代气息的优质作品，都要尽量在学生的生活中有出处有落点。那么能否据此编出比古代优秀的语文教材取决于编者的素养和眼光。当然语文教材能否物尽其用还是得依靠一线老师。就如叶圣陶先生所认为的：在“教育方针”“教师”“校长”“教材”四要素的认识中，中心要素是教师质量的提高，因为其他三要素都是要教师来领会、把握与贯彻实施。所以一线老师不仅要深度解读语文教材，还要不断了解最新课改动向或是时下的创新理念并存疑探微、拨云见日，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日常的教学中躬耕践行培育好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