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资源配置市场化体系中，校企合作的引擎机制、运作模式和对接策略都将发生变化。政府以战略规划为制高点、政策法规为硬杠杆、协调服务为软实力，市场以需求变化为风向标、市场规律为调节器、社会平台为新推手，构建政府与市场“双引擎机制”。传统的“政府为主、行业指导、学校主动、企业参与”的协作模式，将转变为“政府主导、行业主推、企业主动、学校主体”的多元联动模式。校企双方要全面把握区域内教育与产业的发展大局和趋势，通过选择性对接和整合性对接，深度贴近，持续跟踪，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推进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资源配置;市场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对职业教育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1]。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优化配置职教资源与产业资源，增强人才培养针对性和应用性的重要途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随着教育层次的上升，产教融合的追求也不断上升，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重点在于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对接，这也是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共同要求。二是中间层面，重在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三是最高层面，重点探索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为基础、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2]。
本文主要从引擎机制、运作模式和对接策略三个方面，研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体系中，现代职业教育在普通意义上基础层面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理想机制。
一、市场化体系中校企合作的引擎机制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和市场是调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两只重要之“手”，缺一不可。关键是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发挥好市场的自觉调节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两手”协调发力，相辅相成，为校企合作提供驱动力和保障力。
（一）政府的驱动路径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削弱甚至忽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而是要更加科学、恰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资源配置市场化体系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重在科学选择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和调控目标，确定和实施政策调控手段，统筹推进职教与产业的和谐发展。这是产教深度融合、校企优化组合、市场有序调节的重要保障。
首先，战略规划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制高点。政府通过科学制定区域内职教、产业和产教融合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引领、推进职教与产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市场化体系中，政府要以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和人才需要为切入口，牵头建立产教融合需求的联动调研机制，加强对职教与产业之间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构建共性问题、交叉问题的合作研究平台，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3]。引导院校专家和企业行家共同参与，让院校研究性智慧与产业实战性经验相互碰撞，引导校企双方在全局和长远规划中设计、推进产教融合工作，避免区域内产教融合的短期行为和低水平重复。
第三，协调服务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软实力。市场化体系中，政府要转换职能，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平台和手段，强化政府在产教融合工作中的协调职能和服务职能。在服务中把握协调的关节点，在协调中增强调控的软实力，强化政府对校企合作的柔性调控，与政策法规刚柔相济，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综合能力。一方面，在服务中了解校企双方的真正需求和产教融合的实际困难，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的局限，打破职教和产业之间的管理壁垒，促进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构建校企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市场的驱动路径
市场化体系中，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等以平等身份参与校企合作[5]，通过公平契约、利益分享等市场手段，促进各方在功能和资源优势上的协同、集成、有机对接。这一体系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依据产业发展的需求，决定校企合作的选择方向和对接内容;按照现代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规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制度和行为;按照公开、平等、公正的市场原则，科学评价校企合作行为和成果，合理分配校企合作的成效，从而构建项目自主选择、资源市场统筹、要素按需集成、利益合理分享的合作机制。
首先，供求变化是校企合作的风向标。市场化体系中，市场主要通过供求平衡的状态变化，对校企合作的方向选择、路线确定、方案制定、资源要素配置产生导向作用。企业需求和院校供给能力之间的关系变化，是市场影响和引导校企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开放、公平的市场化信息平台，建立院校与企业资源的评价、分类、公示、推介机制，开放资源信息，让校企双方及时公开自身信息，深度了解对方信息，准确把握双方供求变化，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市场导向机制。
其次，市场规律是校企合作的调节器。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调控是理性的、择机的，而市场的调节是自然的、顺势的。市场调节，主要通过比较校企合作过程中的供求状态变化，依据偏差结果，运用相应的市场规律和市场杠杆，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调节，减少或消除偏差量，促进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因此，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趋势下，产教融合中的校企双方尤其是院校，要遵循市场规律、适应市场需求，在市场的舞台上，按照市场的规律和节奏前进。 第三，社会平台是校企合作的新推手。市场化体系中，构建社会化的运作机构和市场化服务平台，为院校和企业提供第三方的支持服务，是校企合作的新推手。要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为基础，探索构建校企合作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建立由第三方协调商定合作方案、成本分担、利益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将产教融合的各个主体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以共同的发展目标为纽带，形成多种力量交叉影响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多层次的校企对接渠道，促进校企之间的人力资源、金融资本、设备资源、文化资源相互融通，推动校企合作的自主化选择、项目化运作、市场化推进，不断推进合作成果产业化、合作成效社会化。
二、市场化体系中校企合作的模式创新
从洋务运动的“工学并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指导下的“半工半读”，到改革开放“产学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企合作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6]。从“并举”，到“各半”，到“结合”，到“融合”，既是理念上的不断更新，也是模式上的不断创新，更是合作境界的不断升华，其内在区别在于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个主体的参与角色和程度不同。
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在政府与行业的关系上，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行业协会和专业团体往往以协助为主;在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上，重视学校的主动性，强调企业的责任性，把校企合作、协助育人作为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给予规定性要求，明确企业进行职业培训、参与职业教育、履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企业比较被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隐性的，推动和实施校企合作的客观主体，仍然是政府、行业、学校和企业。但是，随着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强，政府在传统校企合作模式中的“保姆”角色日渐弱化，与行业、企业、学校等四者之间的关系愈发平等，各自的主体能动性愈发增强。校企合作的模式将由传统的“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协作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行业主推、企业主动、学校主体”的联动模式。这一模式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力点是政府，关节点是行业，着力点是学校，落脚点是企业，“四点”相互牵引，相互驱动，形成合作共建、过程共管、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动机制。
（一）政府主导
传统校企合作模式中，企业和院校之间没有很好的利益纽带，大多数合作关系是松散的，需要政府主导校企合作。市场化体系中，由于市场不断变化，加之不同方向的利益驱动，参与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了市场调节，仍需政府引导和调控。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规划、发展方向、监督实施情况等方面[7]，通过政策调控、规划引领、服务协调，加强职教与产业资源的区域性、功能性和共享性整合，提高单项资源利用率和区域资源的整体效能。同时，稳定合作预期，防范合作风险，实现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行业主推
市场化体系中，行业通过联姻搭桥、构建平台和拓宽渠道等路径发挥主推功能，在影响职业教育、满足产业需求过程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跟传统意义上的“助推”有着本质的区别。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从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政策制定，到中观层面的行业标准、人才需求，到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开发、质量监控，行业的参与度、话语权和贡献率都越来越大。行业的主推作用主要表现为：调研预测行业人才需求，制定人才标准，协助政府做好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工作;牵头组建专业建设委员会、协作联盟或理事会等新的组织形式，组织企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工作;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实现教学链和产业链的有效对接;牵头构建第三方支持服务机构，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机制。
（三）企业主动
“参与”是旁观者的心态，“协作”是合作者的行动，“主动”是主人翁的意识，引导企业从参与教育活动、协作人才培养，转化为自觉与院校一起培养人才，是市场化体系中校企合作的新生动力所在。利益共享是校企合作的黏合剂，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保障其基本利益，是调动其积极性的内在动因。长期以来，往往以社会责任和教育成本分担，掩盖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应得利益，没有很好地建立利益分配机制，这是校企之间难以深度、长久合作的重要原因[8]。只有按照“合作、共赢”的市场准则，寻求企业和院校的利益契合点，让企业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多层面、可持续获益，才能深层次调动企业的主动性。校企合作中的可获利益是多方面的，有政策利益、社会利益，也有经济利益、人才利益和文化利益等[9]。例如，通过税收减免、专项基金扶持等政策措施，补偿和减少企业参与成本;通过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利润空间;通过推进校企文化交流与互融，增强校企合作的内生力和持久力[10];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让合作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赞誉和社会支持。从而，变“要企业推进产教融合”为“企业要推进产教融合”，促进企业自觉履行“主动参与、共同承担、合作育人”的社会职能。
（四）学校主体
传统的协作模式中，学校是“单一主体”，面对的行业、企业是“客体”。市场化体系中，政府、行业、企业、学校都是主体，而且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常态的、紧密的，主动性是多向互动的。院校作为多元主体之一，面对的行业、企业是同样的平等主体。所以说，在新的合作模式中，院校主体地位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角色已经从“客体对面的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中的主体”。在市场化体系中的多元平等主体之间，院校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关键要科学认识其他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动机、能力和优势，尊重各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合理诉求，以合作办学为主线，将政府、行业、企业、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资源和优势，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强化自身在人才培养、科技支撑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提高自身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能动力、综合协调力和纵深推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