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隐性德育；德育功能；课程改革；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隐性德育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它作为重要的一种教学资源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研究。但隐性德育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影响。已远远超过显性德育所预期的目的．它的全面实施，会给学校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而呼唤现行德育课程改革。
学校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阵地，是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主战场。我们的学校德育从内容到形式既全面又精致的德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德育在多元化的道德环境中，出现了与显性德育并存的隐性德育，并对年青一代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将远远超出显性德育的期望效果。
一、隐性德育及其功能
目前对隐性德育的概念还没有一致的说法，本文是借鉴我国西南师范大学靳玉乐教授关于“潜在课程”的界定。从“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受教育者施加道德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自身的努力使一定的社会思想、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中引申出来的。所谓隐性德育．是
通过社会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各种环境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传递给受教育者的非规定性的信息影响活动。隐性德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德育形态，就其内涵来说，它是非学术性的，不直接规定学科内容。也不直接决定受教育者学业的进程。它更多是属于非实体性的精神文化，如社会公德、行为规范、道德氛围等．它是显性德育之外所获得的一切德育成效，是显性德育本身或显性德育以外的隐蔽的、无意识的或被受教育者完全认可的那部分信息。其外延不仅超出学校显性德育所规定的范围，而且延伸到社会上各种不确定的却又对受教育者发生潜移默化影响的非规定性的信息。因此。就其外延来说，可以把隐性德育分为如下几大类：
一是学校层面的隐性德育，包括：(一)显性德育课程背后隐含的隐性德育。学校显性德育课程大体有如下三种：一是各种“正规”的政治理论如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二是校外与课外的各种班团活动、校内外的德育活动及各种集会与活动中的道德教育。三是学科教学中的德育因素。教育者在显性德育课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理论灌输和说理教育时，传递了很多自认为有用的东西，但受教育者“学会”的或“获得”的并不一定就是这些课程的设计者和传授者所预期的结果。可能是设计者和传授者所预期的东西，也可能是部分甚至完全与预期教育目的相反的东西。这“相反的东西”就是这些显性德育课程背后的隐性德育内容的反映，如宿舍生活、治学态度等品德养成教育。(二)是“硬件”——空间规划的隐性德育。它指的是学校建筑物、教学设施、生态环境和校园规划等物质方面的“硬件”和空间环境方面的布局，对受教育者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隐性作用。校容校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与反映着教育者(尤其是学校领导)的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指出：“物体在空间里的摆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房间以其物理形式表示着该场所与物体的精神灵魂。一位教师的房间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性格以及他正在干什么。的确，“硬环境”起着隐性德育的作用。(三)是“软件”——精神形态的隐性德育。“软件”是指一种“软环境”的规划，这种“软环境”主要包括制度形态层面的和精神形态层面的两种隐性德育。制度形态层面的隐性德育．主要是指学校的各种规章、规则、规范和领导、教学、生活与一切活动，以及教育评价等多种组织方式的隐蔽形式．影响着受教育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品性与行为方式。例如在受教育者的操行评定中，大都写着迟到、旷课扣多少分等．但在做好事等方面却可以累计加分，分数互相抵消甚至加分比减分更多时，能宣布他(她)操行好还是不好?又如我们的考评制度中对受教育者考试作弊采取的“不能参加正常补考”等的处罚措施，其本意是为了教育受教育者，严肃考场纪律，加强考风建设。而考生除了“不能参加正常补考”外．还可以参加最后一次性补考，只要考生在这“最后一次补考”中“努力学习”，通过了就照样可以毕业。这种考评制度除了给受教育者“平时可以不学习，主要最后关头努力一跃就可以，平时的迟到、旷课又算得了什么”的一个负面隐性德育信息外，就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作用。精神形态层面的隐性德育，是指集中体现和反映学校的历史传统、精神风貌、校园特征．以及学校成员共同持有的目标追求、价值体系、道德情感和行为模式等，对受教育者发生深刻的、非规定性影响的校风班风、教风学风、师生关系、教师人格等精神、心理因素。“它所传载、倡导的道德价值和校园精神已浸透和附着在校园内的多种环境因素及学校成员身上．而且赋予学校以特有的个性魅力，从而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位学生都深刻影响。”"
二是社会层面的隐性德育。包括：(一)体制和制度层面的隐性德育。主要是指经济体制的根本转换。伴随着其他体制转变的过程，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一些消极现象所带给受教育者的模糊认识和影响。这些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隐性德育并对受教育者产生负面的价值影响。(二)观念和行为层面的隐性德育。是指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下，西方的价值、政治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渗透的过程中，给受教育者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对我国受教育者影响最大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物质主义社会思潮。这不仅使受教育者的观念错位，更导致受教育者行为的偏差，如：旷课是自由的表现。经济发展等同于追求金钱等。隐性德育作为一种非规定性的精神文化，与显性德育相比，对受教育的“隐性”作用具有广泛性、潜隐性、易受性和主动性等特性。广泛性包括隐性德育内容的广泛性和影响对象的广泛性。隐性德育的内容不仅包括道德的、文化的，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审美的、心理的等所有的社会信息。影响对象在本文主要是指在校接受教育的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即所谓的受教育者。潜隐性是指隐性德育通过传媒把有关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经验等的折射，对受教育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易受性是指隐性德育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受教育者对隐性德育的接受往往出于自尊、自重的心理体验，自觉地接受。比起教育者“苦口婆心”的劝诫易受性更强。主动性是指不象显性德育那样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独特的认识结构和情绪体验．对隐性德育传递的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摄取和加工．体现出受教育者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
由隐性德育涵义和特性所引发出来的隐性德育的功能有：一是整合功能。受教育者自觉地把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反映到自己的头脑，进行不断地筛选、加工，整合成为自己可以接受的“信息”。这整合功能会发挥其巨大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品德结构的优化或异化发展。二是导向功能。是指“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和道德品质的提高具有的引导、激发和鼓励的作用。激发他们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热忱。鼓励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而教育和引导他们树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三是约束功能。隐性德育具有“内在驱动力’，良性的隐性德育因素在一定的道德范围和道德水平上具有制约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言行的作用。它对与良好道德环境不协调的思想动机、行为举止总在责令和规范，警醒受教育者随时随地进行自我约束。四是反德育功能。任何一个教育者都知道：“学好三年，学坏三日”。当受教育者所接收的隐性德育信息与我们的显性德育内容相悖时．任由教育者再“灌输”正面的道德内容，找出很多正面的英雄事例，“甚至用‘霸权性语言’来‘统治’德育空间的对话形式与气氛”。祈求进行“拨乱反正”，然而，总因“证据不充分”和背离时代现实而显得苍白无力。
二、隐性德育与德育课程改革
与隐性德育的效应相反的是，当前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人的真实感受和生命体验，忽视受教育者对求真、向善、创美的心理追求及行为实践。从教育内容上看“只注重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知识原理的认识教育和历史典故、英雄人物的事例讲解”，或者以反面案例来“教化”受教育者，却忽视了受教育者认识情感和意念这些隐性德育的具体的深层次的内容。从方式方法看，基本上是教育者以“道德的权威、真理的化身”和教者自身的人格来进行道德教化和道德知识的灌输，忽略了隐性德育中的自然的非拘谨的千差万别的形式。因此，德育教育改革呼唤隐性德育参与其中。
(一)改革的原则
改革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改或革，而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来进行。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在德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强调突出隐性德育的同时，并不否认、排斥显性德育．而是强调二者在功能上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人所共知的是显性德育在提高学生认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主要还是通过显性德育来传递的，忽视道德知识的灌输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德育效果。同样，不注重隐性德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个体觉悟的提高，德育的实效就不能令人满意．只有通过相互融合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德育效果。因此，我们“德”的内容选择和“育”的策略运用，都必须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加以讲解、分析，既不夸大德育之功效，也不隐瞒或回避隐性德育的效能。
二是整体优化的原则。上述理论告诉我们，德育的内涵丰富深远，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既有观念层面的，也有行为层面的，不管哪种层面，其所反映的隐性德育均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要重视显性德育和隐性德育共同构成的德育环境(有人称之为德育场)对受教育者施加的影响，在“德”的内容选择上。构成其主题内容的各章节体系由浅人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构建其“德”之整体结构，使之达到优化有序的重组。在“育”的策略运用上，按照内容决定形式的理念，选择单一与多元、简单与复杂、传统与现代的“育”之灵活运用，使“德育”取得最大的效果。
三是真善美统一原则。德育最大的价值便是使受教育者求真、向善、创美。德育课程改革要使德育内容的知识价值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达到高度统一，引导受教育者去求真、向善和创美，实现行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完美结合：而受教育者所处的是个大环境，深受着社会、家庭、学校三方面的显性和隐性德育的影响，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深刻并且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德育课程改革过程既要兼顾理论层面的真善美统一原则，又要注重让受教育者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和体会，创造好的隐性德育，消除不好的隐性德育，要辩证地看待他们的交往和实践活动。对在活动中受到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给予正确、适当的引导或消解，引导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受锻炼，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接受考验，使他们真正增强抵抗力，形成内心的、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四是灵活创新原则。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深刻挖掘显性德育课程的“言外之音”；要精心设计学校空间环境和文化环境，让“硬件”蕴涵高尚的灵魂；要民主制订学校的规章制度，让学生受到良好的隐性德育的洗礼；要积极稳妥地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塑造美丽的精神家园。
(二)改革目标的价值取向
按照“价值取向正，课改前瞻远，信息含量大，可操作性强”的改革目标，重构德育课程新体系，从宏观理论创新出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当前的德育体系进行创新。其中，理论上的创新包括德育课改理念、目标、内容的创新；实践上的创新包括德育课改实施、评价的创新。人们常说“智育不行是次品．德育不行是废品”，德育的重构将影响到今后一代甚至是好几代的“教育产品质量”问题。因此，在德育课程改革目标的指引下必须明确德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这里所指的“价值”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讲到的“抽象劳动的凝结”，而是指经由多学科的整合后，关于个体的嗜好与快乐、职责与义务、欲望与需要、愿望与诱惑等许多倾向性的形式。换句话来说，“价值”实际上就是人们“所渴求的、令人向往和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利益”的本义，“价值”就是人类主体的利益，更严格地说就是对客观事物、主观思想的“好坏、真假、优劣”的判断标准。由此引申出德育课程改革必须“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对人类主体的利益有什么帮助或损害?”等就成了改革者和教育者的共同心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课程改革”的判断标准或价值取向了。为了实现课改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我们要思考德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关于课改决策的两个影响因素。"
1、决策者的价值偏好。正如上面所说，“价值”并不是经济学中的价值，而是“一个系统的偏好存在。而德育课程改革过程本身是个决策过程，它通常受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一定价值体系的沉淀“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而课改决策过程也总是带有决策者的价值偏好，这种偏好对整个决策过程的前中后各个不同阶段将产生不同的作用。决策前对德育课改的导向不同：决策中对德育课改的指导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决策后对德育课改的实施与评价不同。最后将出现形式多样，方法不一的方式和行动，给德育课改增加难度。虽然从根本上说，决策者的价值偏好必须与社会现行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相一致，任何决策的结果都必须是现行社会制度化的产物。但是决策者的价值偏好不同，显性德育课程里所隐含的德育意图就不同。这种德育意图越隐蔽，其隐性空间就越广阔，可被教育者挖掘的隐性德育内涵就越丰富。由于德育课程改革的最终产物是以教材或教参的“成果”展现在教育者面前．并通过教育者的个性化选择和加工．把隐性德育所隐藏的德育意图传递给受教育者．因而决策者们总是力求通过自己的思维加工把想要表达的“价值偏好”以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潜隐于其中。因此，决策者的价值偏好，就不仅是现代德育课程改革形式上的要求，也应该成为指导思想上的要求。
2、现有价值与应有价值的整合。从德育课改的过程和完善来看，“已经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际上是课改的现有价值和应有价值之间不断完善和整合的过程，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课改不但要注意“现在是什么”?更应该注意“将来改什么”。即要实现课改现有价值与应有价值的统一．它是对课改在一个具体阶段上由不同规定所确立的内容的体现。从德育课改的核心问题来看，课改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在选择“改什么”的过程中，必须作出大量的价值判断。事实上，任何一次课改都涉及对现存知识总体的筛选和加工．课改的基本过程“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从总体的文化中选择课程内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占主要地位的价值观”。但是，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囿于教材的现有价值，虽然提倡创新，事实也在创新，却很难吸纳隐性德育所包含的应有价值，创新过程往往也只是把显性德育所显示出来的“有限的部分被视为法定知识和值得传递给下一代的知识而进入课程，再由教师释放出它的“能量”。这种现有价值与应有价值的背离，改革最终结果，使德育课程又回到原来“言辞确凿”的老路上去，“其所传承的理论文化都是社会指定与委派的，只服从、服务于社会现实的政治文化或经济文化”．最终又把隐性德育搁到一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