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本土心理学之为心理学
中国本土有没有心理学?这个问题正如中国本土有没有哲学一样是个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本土没有哲学，只有所谓哲学思想。在心理学领域，相似的观点并未得到充分的表达。一个温和的表达是把中国本土心理学看作常识形式或哲学形式的心理学，而非科学心理学。这里不纠缠于中国本土有没有心理学或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不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采取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常识的做法：如果中国本土心理学译成西方语言而被西方普通读者看作心理学，那么我们就承认它是心理学，而不再责备它的常识形式或哲学形式。事实上，在西方，科学心理学正是脱胎于本土的常识形式或哲学形式的心理学，科学心理学是本土心理学的一种。
另有一种同样基于心理学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然而较为机械的做法，那就是看中国古籍中是否出现过心理学或心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事物的命名总是出现在事物本身之后，在西方，心理学(psychologia)这个词也出现得很晚。
相反，我们也不必挖空心思非要在中国古籍中挖出心理这个词合乎现代意义的用例。刘勰《文心雕龙》里的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与王廷相《潜心篇》里的心理贵涵蓄皆不是。张耀翔先生早已指出，心理学这三个字在中国古籍中从来没连着出现过，连心理这两个字相连也很少。仅有的几个用例，如陶潜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王守仁心即理，心理是一个和现代意义的心理都是貌合神离。试想：如果当初心理学传入中国时用的不是心理学这个译法，而是颜永京心灵学的译法，或严复心学的译法，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挖出心灵或心合乎现代意义的用例呢?这样的工作必是牵合无谓的。
欧美的本土心理学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常识形式或哲学形式的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而西方之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心理学发展过程则与之不同。本文要讨论的正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几个特征及这些特征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影响。
第一个特征：中国本土心理学是层层沉积的结果
历史上，外来心理学曾两次大规模的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印度的佛教心理学，第二次是欧美的科学心理学。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前者应称为西方心理学(印度对中国而言是西方)，后者称为泰西心理学(泰西指的是大西方)。中国-西方，或者说本土-外来的对立始终存在，但对立双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我们所称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佛教东来之前的心理学，而是经过佛教影响后的本土心理学。不熟悉中国传统的学者非常容易忽略受佛教浸染之后的本土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的外来性质。在经过佛教影响后的本土心理学中识别出外来佛教心理学成分，也识别出本土成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它需要学者对外来传统当然，还有中国传统的熟悉，需要学者极其敏感。甚至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个成分是中国传统心理学与佛教发生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哪些成分是华夏民族固有的，哪些成分属于周边民族，哪些成分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都需要学者加以耐心的研究。上述怀疑严格说来是无限退行的，无限退行的怀疑造成了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个概念理论上的某种困难，形象地说，这个概念就像百合心一样：百合本没有心，我们一层一层地剥下来，以为接近了百合的心，到头来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事实上，学者们不得不在某一步停下来。
如果我们在第一步就停下来，我们会把某一特定阶段的心理学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这正是目前大多数心理学家的做法：大多数心理学家是前瞻的，他们不大能回顾。再往前追溯一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理解：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dos者⋯⋯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陈寅恪先生追溯到《白虎通》的三纲六纪，然后停下来对三纲六纪加以绝对化，把它(们)看作柏拉图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