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国际商务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本文分析在国际商务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商务交流；文化交际；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企业在跨文化国际商务经营过程中始终处在一个多元和异质的文化环境里，特别是在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国际商务的经济运行中反映出来，甚至形成商业冲突。将国际商务经营活动中的文化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过程中，不仅适应国际商务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环境，更能适应相互之间的文化环境，取得竞争优势和获得国际经营活动的主动权。
一、商务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一）隐私方面的冲突。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第一次见面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二）时间观方面的冲突。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三）客套语方面的冲突。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四）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二、文化冲突在谈判中的体现
不同的文化特性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上。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就是其特有的文化根基。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对立或误解。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面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他们则看重利益。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强化自身的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然而，这种“自傲”，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故步自封，这种“面子”心理甚至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英国谈判学家比尔・斯科特在他的谈判学著作中曾对此作过专门分析，他说：“中国人极重面子，在谈判中，如果要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则千万注意，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的中国人虽然要“面子”，但又决不准别人当众说出来给了他的“面子”，否则，也会使他感到不自在。
美国人卢西思・W・派伊在他的《谈判作风》一书中指出：“用帮助中国人得到面子的办法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我们能否在谈判领域乃至所有的领域克服自身的偏见，是我们能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方国家的国民性，虽然也千差万别，但确有着一定的共性。在此，特以美国人为例。美国人的国民性特点，既与他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其历史传统息息相关。他们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很精于使用各种手段，从而谋得利益。由于美国人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他们对表面的、仪式性的东西看得极淡，而对实质性的问题却非常敏感，对直率的谈判对手怀有好感。
二是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西方有着更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习惯于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崇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大多数西方人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二是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孕育下建立在社会等级观念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美国学者帕伊感慨地在其著作中写道：“许多我们会见过的美国工商业者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学会，在中国人中间，只须用口头约定，点一点头，或者握一下手，来决定协议或协议生效的可能。”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于交往和谈判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我们必须深刻而又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三、解决商务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主要对策
清醒地认识自我，恰当地了解别人，以使我们的涉外谈判真正做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从以上认识出发我们在涉外谈判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先谈原则还是细节。按照中国文化特点，在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比较注重“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这种差异常常导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难。中国人喜欢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西方人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于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则显得比较松懈。很多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我国政府在中美建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涉外谈判中，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前提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总揽下，已预先确立了细节谈判的基调，成为控制谈判范围的框架，这就赢得了细节谈判的优势。
（二）重集体还是重个人。相比较而言，西方人比较侧重于强调集体的权力，强调个人的责任，即“分权”。而中国人则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这种差异导致谈判场合中出现这样两种现象：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行家里手倒也还好，但如果拍板者是外行，那么谈判的风险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在谈判中，应当科学而恰当地处理好集体与个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
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要求谈判者不仅要学习英语语言知识，还要学习英语文化知识，包括法律、政治、宗教、社会意识等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而是影响观念、意识的洗脑过程。今后的世界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不会按照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展开，更多会出现一个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局面。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