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行审计体制来自于宪法规定，但自1983年审计机关成立以来，人们对审计机关设立在何处这一审计体制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未停止过。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和市场 经济 深入 发展 ，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政治层面广泛关注，并已逐渐演变成为社会性话题。
按审计机关的归属不同，人们在争论中逐渐形成了“立法论”、“审计院论”、“垂直论”、“升格论”、“合并论”和“双轨制论”等多种体制改革观点[2]，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事实上，人大工作本身就与审计监督存在密切联系，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说道：“离开审计监督，人大的财政监督将无法进行。”那么，人大工作者和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又是如何看待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呢？笔者借助于 文献 搜集、问卷调查、采访调查等多种渠道对他们的意见进行收集、 总结 并加以评价，相信这对于全面评价现行审计体制以及提出合理适当的改革设想具有比较重要的 参考 价值。
一、来自于人大工作者的看法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财经委、预算工委），还是全国人大领导，在公开场合或正式讲话中基本都没有对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在其职权和工作范围内，却一直在推动着审计监督工作的发展，“审计机关在逐步按人大的要求突出审计重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对审计监督工作的重视与推动正是审计体制走向改革的关键所在，就如审计署石爱中副审计长所指出的“变革从政府内部和从国家审计内部是无法突破的” 。
实际上，人大机关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部门以及一些人大工作者对审计体制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并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 [3]。突出的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周芳芳曾对现行审计监督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现行审计监督制度还不够合理和完善，制约着审计监督职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审计监督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济监督权力架构中的一个薄弱之处，亟待引起重视，得到加强。为了“健全和完善审计监督体制，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遏制腐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审计监督旺盛的生命力”，周芳芳提出了以下三种改革意见：第一种，借鉴国外“立法型”的审计监督模式，改变现行体制，建立 中国 特色的立法型审计监督体制，审计部门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而不是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部门负责。第二种,不改变现行体制，但同时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计监督上的作用。第三种,针对人大的监督工作内容广泛和整体性，将审计监督列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合理架构人大监督权力，保持人大监督权力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使各种监督形式包括审计监督都充分实现其效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体制上，把审计监督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建立审计监督机构作为国家审计监督机构，在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审计监督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仍然保留内部审计部门。在审计监督的内容上，与人大的预算监督相应，人大的审计机构负责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政府审计部门负责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并向人大提交报告，接受人大的监督。
上述改革意见可分为“立法论”意见（第一种）、“现状论”意见（第二种）和“双轨制论”意见（第三种），但明显看出，偏重于第三种。其实，无论是“立法论”，还是“双轨制论”，都是“以人大为主导的审计监督制度”，区别就是把审计监督工作是全部还是部分转移到人大。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安晨光、刘来宁指出：“加强地方人大有关机构和工作力量的建设”要“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借助审计手段加强对预算的监督”，“从世界各国审计机构发展的共同特点和趋势来看，各个国家审计机构的名称、职权不一，产生和组成的办法也有区别，但共同点就是协助议会审批监督预算。在我国建立人大审计制度已提出多年，应尽早把各级审计机关划入各级人大序列，使各级审计机关协助同级人大对预算的合法性、真实性、效益性进行监督。这有利于把人大经济监督推向专业化、 科学 化、综合化的轨道，以解决人大经济监督过多依赖于政府主管部门(被监督者)的问题。”
北京市人大财经委赵巨鹏认为， 现代 审计具有监督性、独立性和客观性，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议会都设置有审计机构，专司对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监督，我国目前实行的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属于内部审计监督性质，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对预算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因此，在政府审计系统以外，建立隶属人大的审计机构及审计制度，实施对同级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应当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建议在适当时机设立隶属于人大的审计机构，以加强对预算的审批监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王力群建议，设置隶属于权力机关或完全独立的审计机构，改变现有的审计机关属于行政内部审计的性质，为更加客观的财政预算监督奠定基础 。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罗时祥、褚晓路认为，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大监督工作的不断加强，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人大监督队伍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为此建议“在县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预算和审计监督委员会，专司对计划、预算进行预审，对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核审，对财政预决算和国家机关行政经费开支进行审计监督，以适应加强财政、经济监督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尹中卿指出，代议机关的财政监督实质上是从财政资金方面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活动，对国家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在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财政决算的过程中，审计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议会设置有审计机构，专司对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监督，但我国目前实行的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从审计性质和工作实践的效果来看，政府审计仍属于内部审计监督性质，因此，建立人大审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刘洪科建议，尽快在人大机构中增设专门的审计工作委员会，这样可以使人大对财政预算及执行、财政决算的监督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更加合理，较好地弥补人大专业力量的不足，改变人大监督的被动地位，使人大的监督由形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转变，有利于更好地履行其法定职权。他同时认为，人大设立审计工作委员会并不是把现有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能以及审计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一并归入人大管辖，而是将审计部门审计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及执行、财政决算的职能剥离出来，纳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范围，并设置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这样做不会导致权力机关的职权膨胀，因为这只是剥离政府审计部门的一小部分职能，相反会强化人大监督的力量和手段，而政府审计部门则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审计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具体业务活动上，更好地发挥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 。
从他们的观点可明显看出：一方面，无论人大工作者从什么角度看审计，最终都把审计监督职责定位在财政监督上，即借助于审计监督搞好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与审计机关或者一些学者不同，他们并没有单独的“就审计问题谈审计问题”，也没有仅仅从加强审计监督角度探讨体制改革，而是把改革纳入人大制度建设中、把预算执行审计作为人大监督重要的“专业支持”来思考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改革观点可以说多是“双轨制论”。尽管并没有明显提到“双轨制”这一术语，但他们一般都是把审计监督和审计体制的重新安排与强化人大监督特别是预算监督制度相联系，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审计机关设立在人大或者改革现行审计体制，主要就是把“预算执行审计队伍”安排在人大，而这与预算法和人大审批监督财政预算职权是相一致的，至于现行审计机关的那些国有企业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金融 审计等审计工作基本没有提及到。
二、来自于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的看法
近年来，在“审计风暴”中，越来越多的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开始关注审计监督问题，并从中引发出对现行审计体制的深入反思。他们对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的看法和观点，基本反映在他们向全国“两会”提交的相关建议、议案和提案（以下简称“建议”）中。 1．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党磊等32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改审计法和地方组织法有关条款，建立审计部门垂直领导体制”的议案。
2．2002年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政协农工组提出“关于我国现行政府审计创新”提案，建议“建立审计机关由审计署和地方审计机关‘二级’垂直领导模式。”
3．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叶青等33名代表提出“使审计机关由现在的直属政府改为隶属人大”的议案。
4．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叶青代表继续提出“改变现行审计行政模式为审计立法模式”的建议。
5．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北京西城区政协原副主席杨骥川委员提出“关于调整审计机关隶属关系”的提案，建议让审计机关由政府的组成部门变为人大的工作机构。
6．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俞正委员提出“加强预算监督，改革现行行政型审计体制”的提案，建议建立可兼顾人大预算监督和政府经济监管双重需要的审计体制。
7．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墨文川委员提出“审计体制应向立法模式转变”的提案，建议将我国审计体制适时地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转变。
8．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辽宁鞍山市政协副主席王淑媛代表提出“审计体制要从行政型模式转向立法型模式”的建议，建议构建审计体制的立法型模式，使审计机关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独立对政府进行财政监督。
9．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陕西西安市副市长张道宏委员提交的提案建议改革现行审计体制，将审计署的地位提升半格，审计长相当于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级别。同时，将分散于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审计职能进行整合，并入审计署。与此同时，地方审计机构应该从目前的受地方政府与审计署的双重管理改为直接由审计署领导的垂直管理，并将省级审计厅改为特派办，以保证执行审计职能时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 11．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前上海市审计局副局长郑建龄委员提出建立“双重”审计体制的提案，建议依法正式在人大常委会建立预算执行审计组织，调整现行审计机关职责和工作体系，彻底实现预算审计监督制度与人大预算审批监督制度结合，在人大系统建立的审计组织即为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委员会，同时政府仍然保留“审计署”这样的政府内部审计组织。 除之，近些年还有许多代表和委员是在其他相关建议、议案和提案中间接提出审计体制问题。如李汉宇委员提出预算执行的审计和评估职能应由权力机构行使；马淑洁代表建议，人大为做好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应改革审计体制，充分发挥审计在对财政预算监督中的作用；朱天宝代表建议提高审计报告的透明度，落实人大代表的知情权；骆少君委员建议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制定审计组织法；吴国华委员建议制订审计公开制度；王天戈代表提出的议题是，在各级人代会上，都要有各级审计部门向人大代表报告审计问题查改结果。
可见，近年来，“两会”代表和委员对审计体制改革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在增强。不仅提出相关建议的代表和委员在增加，而且建议的力度也在加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建议提出怎样的体制改革设想，大都是从“独立性”和“财政监督”角度考虑问题。
这些建议也启示我们，应考虑将提高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中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而强化人大预算监督作为改革的着眼点，即“提高预算执行审计独立性和有效性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可能是或应该是未来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三、来自于问卷答卷者的看法
问卷调查“既可为准确评价和改革现行审计体制提供重要的学术研究数据，也可为那些关心国家审计和人大预算监督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可资思考和参考的实证信息”，为此笔者于2006年下半年向包括全国人大、审计署以及各级地方人大、政府、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和高校科研单位发放了1498份问卷调查表 [5]。其中，人大系统发放409份。人大工作本身就与审计监督存在密切联系，审计体制改革与人大制度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而且人大领导干部大都曾担任过党政部门领导，具有比较丰富的党务和政府工作经验，所以相比其他系统和部门，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比较综合和成熟的。 基于答卷者（特别是人大系统的答卷者）调查数据，部分调查结论如下 [6]：
1．现行审计体制是“劣势突出而优势不明显”[7]。
2．许多有关 中国 国家审计在理论上或传统上达成的“共识”现在却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受到质疑的传统认识主要集中在对现行审计体制优势的认识上 [8]。
3．中国国家审计“实际是政府的内部审计”。另外，像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独立性比较缺乏”、“审计结果难以对外充分披露”、“审计监督难以有效规范政府行为”等结论也得到进一步确认。
4．预算执行审计对于人大预算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5．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之间关系的深化必然受到现行体制的限制，审计对于人大的服务面临体制性“壕沟”。
6．现行审计体制是不完善的，应对其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7．何为“比较彻底的改革”，观点极不统一[9] 。
8．“提高预算执行审计独立性和有效性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可作为未来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为了充分了解答卷者对不同审计体制观点的看法以及印证问卷调查结果，还对部分答卷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四、评价
可以说，每一种改革观点都有其道理和提出的成因，同样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或缺陷。对于众说纷纭的诸多观点，该如何评价？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价值标准，以此作为评价各种改革观点合理性和适当性的依据。笔者认为，改革的评价标准应来自于以下三方面：“改革应反映中国 政治 经济 发展 要求，有利于满足人大和政府监督工作的需要”、“改革应有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改革应具有现实可能性”三方面。这三方面共同影响或制约体制改革设想的选择，缺一不可。过于强调或偏重某一方面都可能造成选择的偏向，也就是说改革只有综合反映和考虑了上述三方面要求，才真正具有合理性、适当性以及可能性，提出的改革设想才真正有意义。据此，对各种改革观点做一简明扼要的评价。
“升格论”虽然看上去通过提高审计长的行政级别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计的地位和独立性，但审计机关实际上仍然是政府的组成机构，仍然会受到政府或政府首长直接行政制约和影响，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独立性问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刘来宁认为，现行体制下的审计长属国务院组成人员，提高行政级别的办法只有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审计长，在地方由相应的政府副职兼任审计厅（局）长，但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如果不是政府副职兼任，怎么能随便提高一个组成部门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这必须根据宪法和相关组织法作出规定，而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可能性。
“合并论”尽管能提高审计监督力度和权威性，但却没有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而且混淆了不同监督的性质区别。刘来宁认为这种观点把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混为一谈。纪检监督属于党内监督，依据的是党内的各种规定，如党内监督条例、党员处分条例等；监察监督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依据的是行政监察法及其他行政法规、规章、纪律等；而审计监督依据的是宪法和审计法，尽管当前仍然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但其应该是代表纳税人意愿和依据宪法实施的监督，严格讲它要高于行政监督，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国家监督，所以说这几种监督性质是不同的。现在虽然党的纪检和政府的监察部门是合署办公，但两个机关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上，依据不同的法规和规定，党政是分开的。尽管纪检监督、行政监督甚至人大监督在实施中都可能要借助于审计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回事，而且“合并”是与“党政分开”原则相悖的，不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但如果继续维持现行审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将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合并则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这属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机构调整。
“垂直论”的赞成者颇多，但赞成者多来自于基层审计人员，而且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呼声越大，但没有考虑审计如何与当地经济发展连成一片，这样做不利于审计与当地党政部门工作的协调，容易造成审计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维护当地经济秩序上不到位。中国各地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想让一个统一的意志适合各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就算中央的意图是贯彻了，但不一定适合各地的实际发展需要。另外，财政“分灶吃饭”但审计体制又垂直，而审计对象又是地方财政，这就不配套，因为这样使地方事权划分不清，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一级财权，财政是有地域性的，财政监督权应该与财权相配套归地方，即财权的监督权是与财权的所属权相统一的。
以上三种改革相对简单易行，的确便于操作，因为都是在行政型体制总体不变的情况下所作的局部性调整。但这类改革仍然是对现行体制的“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就像审计署南京特派办王景东所言：“当前，国家审计监督的法治化需要解决的是独立性和公开性两大难题。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在我国，要想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就不能让审计机关再依附于行政机关。”
同时这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仍然会涉及修宪问题。比如“垂直论”就涉及宪法第一百零九条的修改。实际上就为这样“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去修改宪法实在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修宪必定是要解决重大体制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改革是为了“审计自身而为”的，并没有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审计中的体制弊端问题，没有把人大监督意志真正体现出来，同时也不符合世界国家审计发展 规律 和潮流。
“审计院论”看上去也是一种比较彻底确保审计独立性的改革思路，而且“审计院”与“一府两院”“平起平坐”无疑会大大提升审计的政治地位和权威性。但这种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将被改变为“一府三院”制，这必将对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国家政权体制作重大的、过多的改动和调整，这是不现实的，缺乏可行性。单就审计监督权是否应上升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些国家根本权力“相提并论”的层面或审计机关是否应上升为与国体和政体直接关联的国家政权机关就值得好好考量。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认为：“没必要在国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外再设审计权；前三者是国家的根本权力，审计只是程序性的业务工作，是前三者的助手”，“审计拔得太高，会对审计本身构成腐蚀性，对我国长期的制度建设不利。根本上，审计应该是执法和业务机构，是行政、司法、立法方面的派生权力。应该完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靠三者之间的互相制衡，靠与审计衔接法规的完善，促进审计的发展。”
“立法论”被许多人看做是最为理想的，这种体制强化了审计与政府之间的独立性，克服了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突出了人大监督地位和意志，也反映出国家审计脱离于政府控制并监督政府的世界审计发展潮流，但与“审计院论”一样又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一方面这类改革要对现行中国政权体制和宪法做大的改动和修正；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方向不符合。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这意味着完善人大制度以及选择和实施各种能够加强人大监督职能的制度和措施将成为必然，而作为监督机制或用于监督目的的国家审计就应与之相适应或相联系，但这两种改革并没明显地反映出这点。
此外，这两种改革还存在同一个重大缺陷，即从整体上看没有反映出政府经济监督的要求，并可能使政府失去了曾经直接拥有的审计监督手段和资源，从而削弱政府经济监督效力。要知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国家审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经济监督职能，“国家审计是政府经济监督机制的组成部分”，而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政府依据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包括国有 企业 、 金融 单位）实施监督仍然举足轻重，政府经济监督工作仍然十分重要和繁重。所以审计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政府经济监督需要，任何弱化政府经济监督效力的改革都是脱离于现实并难以取得各方面的成功。
而没有考虑政府监督需要，也是众多的改革“反对派”们反对改革的一大理由。“ 现代 行政学的理念也要求政府内部必须设立单独的审计机关，负责监督政府内部的各项活动，保证其合法、经济、有效、公平，并且把是否设立了独立的审计机关作为政府‘善治’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的审计体制的设计符合政府管理的需要和‘善治’政府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使目前的审计机关改变了隶属关系，归人大或者中央垂直管理了，各级政府也需要再设立隶属于本级政府的审计机构。”
另外，“立法论”把国有企业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也放入人大体系中，却是与人大制度和人大监督权内容不相符合的。人大作为一种政治架构，作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实施监督的权力机关，不可能直接面对大量的、具体的经营性单位和非人大任命的政务类官员。
综上所述，这两种改革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双轨制论”的提出结合了“立法论”。两者的理论基础和原理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立法机关对审计监督的控制。两个观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双轨制”改革只是把现行审计职能职责和工作体系部分地从政府行政系统转移到人大，在保留现行行政型审计机关的同时，又在人大系统中构建新的立法型审计机关。可以说，“双轨制论”是在“立法论”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对“立法论”的一种修正。
由此看，“双轨制论”一方面充分考虑了“立法论”原理、特点和有利之处，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对审计监督的需要,克服了现行预算执行审计中所存在的体制弊端,使预算执行审计与政府保持了必要独立性。另一方面又生成了一些独特的有利之处，即基本可保留现行审计体制优势,不会对现有政府经济监管职能有大的削弱和冲击，不需对现行审计机关做过大的机构改革和隶属关系调整，不会对审计工作造成大的冲击。所以综合而言,“双轨制”改革在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形势下实现了保障审计独立性、满足人大和政府监督工作需要以及与现实可能性的最佳结合。
注释： [2]“立法论”，即将现行审计机关的职能职责和工作体系完整地、全部地从政府转移到人大，重新构建“立法型”审计体制。“合并论”，即把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等部门合并，形成党政监督与财政财务监督高度结合的审计体制。“垂直论”，即将当前地方审计机关由上一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改革为由上一级审计机关“垂直”领导的体制。“升格论”，即是指在继续维持现行审计体制基本格局下，将审计署的地位提升半格，审计长相当于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级别，各级地方审计机关及其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也做相应调整。“审计院论”，即设立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平行的审计院(即实行“一府三院制”)，审计院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双轨制论”，即指为满足人大预算监督与政府经济监管双重需要，在人大和政府分别构建履行不同职责的审计组织：在人大常委会（或财经委）之下构建预算审计组织，专门进行预算执行审计，重点对政府行政部门和具体用款的预算单位预算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政府所属的审计组织主要承担除预算执行审计之外的政府经济监管所需要的各项审计监督任务（如国有企业审计、金融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这种体制下，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中的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内部职能部门仍继续保留，即“审计署”仍然存在，只不过工作职责和工作体系已有所调整。
[3]比如，200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以及全国近20个省、市人大常委会从事人大理论研究的若干同志，组成了人大监督问题课题组，从两个方面开展了人大监督问题的研究：一是宪法、 法律 有关监督的规定以及在这些规定基础上形成的各项监督制度；二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的监督工作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做法。课题组把这两方面问题分解为20多个专题，其中就有审计监督问题的专题，该专题在对审计监督及其审计体制的 历史 沿革、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 总结 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其重要的体制改革建议。
[4]问卷调查详细情况见杨肃昌、肖泽忠：《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与理论辨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5]调查内容包括中国国家审计基本状况、人大预算监督和预算执行审计基本问题、现行审计体制总体评价、审计体制改革应考虑的原则性因素、各种审计体制改革观点的比较与选择等五部分。
[6]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了部分调查结论。
[7]答卷者对于现行审计体制劣势的认同是比较一致的（其中人大系统、专家系统答卷者认同度最高），整体上差异不大；但对现行审计体制的优势则难以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同；整体上，认为现行审计体制的劣势大于优势。
[8]比如 “审计工作容易得到政府和政府领导的支持”，这反映出制度设计初衷与现实状况出现了较大的背离。
[9]改革观点的选择因系统、部门、职务不同而有所区别，比如，审计人员多从加强审计监督角度出发，有相对多的观点支持“审计院论”和“垂直论”；而人大工作者多从加强权力监督和人大预算监督出发，有相对多的观点支持“立法论”和“双轨制论”。即使是同一个系统或部门，因级层、职位不同看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是审计机关，审计署、省级审计机关与县区审计机关的答卷者在改革观点的选择上就明显存在差异，前者偏向“审计院论”而后者更偏向“垂直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