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专修课发展历程
我国的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专修课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哈尔滨体院、北京师范大学等体育院校及师范大学最先开设。九十年代初，由于健美操迅速风靡于社会、学校，各大体育院系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先后为各级大、中、小学输送了大批的健美操教师、教练，健美操教师一度供不应求，与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早期的情况基本相同。进入2005年后，经历十多年的扩张，学校健美操教师、教练基本进入饱和状态，对健美操教师的需求急剧下降，社会健身俱乐部对健美操教练的需求却在扩大。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时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等级的要求，这是直接模仿原苏联的办学特点，至今仍在执行，这种模式在早期对满足社会需求是有极大帮助的，但随着我国社会需求的转变、竞技健美操难度的提高、各级学院专业的细化等变迁后，我们仍沿用旧的思维来进行教学改革，必然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
2我国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专修课存在的问题
2.1培养目标单一性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
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肩负着培养未来学校体育教师的任务，他们素质结构的形成与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同时也肩负着社会体育指导的重任[4]。一些学校虽然意识到社会需求发生了变化，试图在进行一定的改革、尝试，但由于改革总是会对部分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其结果往往是把重点放在了利益的平衡点及形式的改变上，并没有从社会的需求及学生的需求出发。2001年，社会体育指导员被国家社会劳动保障部批准为一种正式的社会职业，健美操属于其中的一项。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拓宽知识面、扩大就业渠道，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体育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2.2重竞技，轻普及
长期以来，体育院系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专项一直存在“重竞技轻普及”的倾向，因此课程结构出现偏差，过多地方注重等级动作训练或套路学习，忽视各类基本动作学习的广泛性和延伸性[5]。在早期苏联模式大背景的影响下，我们的健美操专项课仍然受到重竞技思维的影响，一味强化学生的竞技水平，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必然忽略普及性健美操及相关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在竞技健美操专业化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有限的教学时间已无法保证学生实现 “一专”的目标，而对中小学、健身指导员所需要掌握的普及性健美操及相关技能的不重视，使学生最终也不能实现“多能”的任务，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既不一专，也不多能。
2.3健身教练资格培训缺乏系统性、品牌性
尽管各级学院也在进行健美操、啦啦操、健身社会指导员等方面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但系统性不强，具体表现在：学院的培训始终没有脱离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的思维模式;由于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及评价措施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健美操的教学缺乏广度与深度，不能真正将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康复、音乐、舞蹈、健美、健美操等理论、技术全面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后再传授给学生，学生得到的往往是零散的知识、技能，缺乏综合运用的能力。甚至一些与体育局联办的培训往往也存在时间短、实践少、宣传力度差、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培训缺乏品牌性，难免给学生造成“交钱拿证”的误解。然而，外资健身机构的培训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如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AASFP)、亚洲体能专业人员学院(AFPI)、澳洲体适能专业教练学院(ATP)、美国国家体适能协会(NSCN)、俄罗斯的舍宾(SHAPING)、新西兰的莱美(LESMILL)教练培训等，尽管收费不菲，但参加学员人数逐年增加，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
2.4管理、评价体制有待创新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供给的方式和途径。健美操人才的供给已大大超出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需求，但却远远没有满足社会健身市场发展的需要。由于延续一贯的管理体制，教师职称评定主要以学历、论文等为指标，其结果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学生的需求、市场的需要没有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教学质量、学生就业能力的高低与教师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显然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最终也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制裁。另一方面，教师自身缺乏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及创业能力。许多教师已习惯于按部就班的教学工作，对市场的变化不敏感，缺乏创业实践，没有紧迫感，对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只能做一些肤浅理论上的指导，缺乏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