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今年戒了烟。起因是《非诚勿扰》的主持搭档、老烟民黄磊戒了烟，他看孟非在化妆室一根接一根地抽，某次饭局就对他说：抽烟自己麻烦，也给别人添麻烦，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就能养成，所以你21天就能戒烟，你敢不敢。当时孟非正在抽烟，“啪”就把烟扔地上了，说行。
后来孟非果真没再碰过烟，还和黄磊一起拍了禁烟宣传片。他像传销组织一样发展自己的禁烟下线，发红包鼓励自己的员工戒烟。“作为一个老烟民，这个年纪选择做一些对自己反响非常好的事情”，黄磊解释，孟非听劝，大概是因为“到了一个时间”。
40岁之后，孟非似乎更加率性而内省。去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非诚勿扰》的大部分班底跟随，孟非虽然体制上还在江苏台，但新公司承担了《非诚勿扰》的制作部分，实现制播分离。
开新公司的同时，孟非删除了自己的全部微博，以家里狗的名字开了小号。他之前常评论时事，现在则明确表示，“我废除了过去孟非的这个微博，在‘孟小发的生活’里边，我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没有任何意见。”他说这是因为怕惹麻烦，“我现在是带着团队出来自己做了，和过去不一样了。”
一直以来，孟非极力保护自我的一部分，他愿意在节目里分享自己作为主持人的公共形象，但个人生活与此有清晰的界限。他下了班便不再接工作的电话，平时喜欢摄影、旅游，最喜欢的偶像剧是《流星花园》，有一帮相交20余年的老友，每个月都聚会，大家轮流请客。如果是领导或者“高端粉丝”的饭局，他不想出席就直接拒绝。《非诚勿扰》的另一位主持搭档黄菡解释，这种时刻别人只好帮他打圆场，说“孟老师去美国了”。“（他）有的时候很固执地，很生硬地，很激烈地把个人生活当中的自己跟工作当中的自己严格地区分开来。”黄菡说。
他把开小面馆看做40岁之后的一个重要目标。孟非出生于重庆，小时候放学回家，在路上经过一个小面摊就吃一小碗，再经过一个，忍不住又要吃一小碗。那时没钱，但小面便宜，因此就觉得奢侈，觉得小面是最好吃的东西。他是念旧的人，家乡的味道萦绕至今。出版人、朋友沈浩波说，“他对小面的热情有一段（时间）几乎高于一切，你只要坐下来，他就和你谈小面。你感觉就是每卖出一碗小面，比主持了一期《非诚勿扰》还要兴奋。”
“人到了40多岁，总想换个生活方式吧。”孟非说。他在电视台工作了20多年，“也是想弄点别的事，别老一辈子，一辈子弄这个事，就会有点烦。”
孟非没有将个人丰富生活与公众全盘分享的打算。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很多媒体采访过我，采访过之后他们都感到失望。
他致力于打破一种期待――《非诚勿扰》上那个幽默风趣的主持人，理应有与之相配套的现实生活中的精彩故事。40岁那年，沈浩波劝孟非出本写自己的书，沈跑了好几次南京，以“利诱”，劝他给自己的前40年做个总结，以“威逼”，告诫说不写就全忘了。孟非后来接受邀约，但自序里说，“如果有人肯读完它并由衷地认为很有意思，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沈浩波回忆那次约稿过程时说，他给孟非准备了一堆书名，可孟非就非要选“随遇而安”，“我就感觉叫‘随遇而安’这个书名不太好卖，因为我觉得整个时代的人都在讲奋斗，努力，要争取，要拼搏。你弄个‘随遇而安’，就跟市场、跟潮流拧着来吧。”
“随遇而安”是孟非前半生的人生哲学，但这并未减少他经历的戏剧性。高考落榜，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孟非做过许多体力活儿，在印刷厂工作时，经常卸几十斤的纸和石棉网，因为接触油墨，手指常年乌黑。他甚至曾差点在一次印刷事故中失去左手。后来他进入江苏卫视，从临时工开始做，摄像、记者、编导到制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红军和孟非是多年好友，他回忆，孟非早年就表现出极强的表达能力。1990年代的江苏台，如果偶然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看见一小堆人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听一个人说话，“一般来说，那人一定是孟非”。他打扮一丝不苟，头戴一顶棒球帽，绘声绘色地讲段子，人群中发出爆笑，他吸一口烟，待心痒难耐的观众催促才悠然继续。单做摄像，记者，张红军回忆，“大家纷纷都觉得孟非可惜了，可惜他这么强的表达能力。”
他知识驳杂，博闻强记，写的稿子通常联想丰富，审片时领导经常说：“你下次能不能不从原始社会说起？”然后在一片笑声中一挥手，“播吧。”
孟非的父母都是江苏台的职工，父亲还是中层领导，但这并没有能够帮助他转正。他甚至赶上了江苏台最糟糕的时候，做节目的费用得自己垫，一年只能报销一到两次。孟非说，“我当时那点出息，能有个饭碗就不错了，我绝对没有那个勇气说哎哟，这个台不行，我上别的地方去，我不敢，那个时候能有个临时工的饭碗就挺好的了。”
张红军对孟非所谓“随遇而安”的理解是，“他非常深切地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什么，有很多时候是要靠机会，靠机遇，甚至靠别人的提携。”
景志刚是孟非的伯乐。2002年，时任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总监的景志刚看到他“说新闻”而不是“报新闻”的能力，找他主持《南京零距离》。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叫你做主持人你就好好做。”孟非说。这个非专业出身的光头主播出人意料地红遍南京。他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平民视角深入骨髓。《南京零距离》在开播第2周收视率上扬，从第36周开始，名列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一名。开播第二年广告收入过亿。
主持《非诚勿扰》让他的知名度量级提升到全国范围。2010年年底，《非诚勿扰》开播，仅用了不到10集，收视率就超过3%，成为名噪一时的现象级节目。对此孟非说，“播新闻就好好播，争取做一个好的新闻主播。让你去做《非诚勿扰》，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你就好好做服务类节目。”
曾经的江苏台台长周莉觉得，《非诚勿扰》的底色由孟非的民生新闻人出身决定。节目往往只有一个脉络，没什么稿子，但“孟非不是报新闻的，他是说新闻的人……他对现场反应非常快，现场爆发的很多东西，他就把它当新闻来处理了。所以，后来好多人学我们相亲这个节目学得还不像”。 2011年，江苏广电总台十周年庆典晚会上，孟非作为员工代表发言，主题是“跟着走”。他讲自己曾看过一篇文章，邓楠有次问父亲邓小平，长征那时你在干什么。邓小平回答，跟着走。这个故事给孟非留下深刻印象，“在长征的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到，他还没有话语权，轮不到他说什么，”孟非分析，“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一个经历了那段岁月的（人），到了他那个年龄，70多岁的人了，什么回头看看，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就跟着走就行了。”
“我说我在这个台这么多年，高速发展，如果有人问我都干什么，我也想说就是跟着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需要去（考虑）那种战略性的，宏观的，那种愿景式的东西，我不需要去想，也用不着。”孟非说。
沈浩波把孟非的不争看做是对外的不争，“他内在实际上是争的，他争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他要保全自己的棱角，尽量不委屈自己，做个真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固执的，像一块石头。”沈浩波说随遇而安只是一个方面，好像石头被波浪裹挟一样，但头角峥嵘是另一方面，“同时在波浪之中，他又不肯让波浪把自己的棱角刷掉。”
《南京零距离》火了之后，央视数次向孟非伸来橄榄枝，他都拒绝了。为什么？“您觉得呢？”他反问记者。他提到官方语境中常见的“下基层”概念，“你不在下边吗？你还要下去？我从来都在下边，我不用下基层，就天天在基层待着呢！”
他总是强调自己出身社会底层，在节目上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黄菡却对此有不同认识，她认为孟非是干部子弟或大院子弟的一种，只不过与一般子弟不同，因为叛逆的青年时代没有走上四平八稳进入体制、获得各种资源支持的人生，“那让他走另外一条路，然后这条路呢，可能走起来就有一些磕磕绊绊，然后他就把这个叫做草根的出身，底层的拼搏，我觉得好像有点……”黄菡笑了起来，“我理解的草根和底层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真的是那种底层和草根，他的那段经历是让他贴近了他们，或者说能让他站在一个外头，就是能让他有一段时间站在之外和之下看了一下那个上层和主流，精英和主流。所以他确实有那样一个可以跳脱开来、游离开来的视角。”
“其实包括对于底层的同情，对于不公正的那种抨击，对于比如说体制或者什么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反思，这也是精英的一个特征啊。”黄菡说。
周莉2003年出任江苏台台长，野心勃勃地改革，江苏台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周莉习惯对平台提出明确的任务指标，比如收视率和广告额度，但尊重个人价值，不要求孟非也这么做。孟非说自己没想过争第一，“你非得想我要干到全国前三名，我要再过几年，我争取个全国第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想，反正我是没这么想过。”
“要好”――黄菡说。孟非不是“要强”，而是“要好”，对一切好的东西有追求。他爱读书，记忆力极佳，能长篇背诵《围城》。有次《非诚勿扰》开选题会，孟非问了问全组人每年的读书量，没有人超过他。他也爱打扮，讲究华服搭配。“他有那种向往美、追求美，去体验、去享受，他有这样一种动力。”黄菡说，这种动力在工作中促成责任感，“他自己的那样一种素养，又决定了这个标准其实是不低的。”
在《非诚勿扰》节目组工作过5年的编导兰薇认为孟非有表演型人格，人越多的时候，越兴奋，越有表演欲。孟非每次录节目都紧张，一定要上趟厕所来缓解压力。主持一场节目，三四个小时如打了鸡血一般，直到结束的那一刻才突然放松。从直播新闻节目到综艺节目，场子大了，倒激发了他的能力。兰薇说，“我觉得他是享受的，但是他自己可能不承认吧。”
2014年，冯小刚任春晚总导演，他给孟非打过电话，问他能不能来趟北京，想听听他的看法。孟非婉拒，说自己是台里的员工，要听从台里派遣，如果问个人，“我个人什么事儿都不想干，最后还是没去。”
更大的舞台并不必然带来诱惑，回想起这件事，孟非依然清醒地坚持自己的选择，“第一，我没有兴趣。第二，那个舞台不适合我，那样的说话不是我能说得了的，那种高亢、嘹亮那样的，说不出来，我只适合这样的有交流的。”
孟非自豪自己能做到在不同类型的节目之间转换自如。“我不管是从地方到全国，我认为如果说还有点值得吹牛的东西，那一定是播新闻的去做了娱乐或者生活服务类节目，完全不同的类型的节目，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张红军总结，“我觉得他的这种驱动力就在于他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孟非有尖锐的一面，常常刺破温和的外表显露出来。
主持《南京零距离》的时候，因为时常针砭时弊，他没少“惹麻烦”。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暴雨淹城，他点名批评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在去年暴雨时已经公开表态，紧握住一个老太太的手，对着镜头深情地说“我向你们保证，明年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受淹了”。
“哟，场面很感人。”孟非如今声情并茂地回忆。可第二年南京城，同一个街区，又被淹了。孟非播了新闻，还写了一个简短的博客，问题出在题目上，叫《不长进的下水道和不长记性的市委书记》。
有关部门马上找了过来，让他交出博客的密码，删掉博文，他还被停职了几天。周莉当时压力巨大，她好几次在不同场合碰见领导，领导说，周台，找你们孟非谈谈。周莉就打个哈哈，说我知道，我批评过他了。“其实周台一个字都没说过我，”孟非说，换一个台长开除自己都有可能，但周莉尽可能在体制内保全了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主持人，孟非感激不已，“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卖命的地方。”
当《非诚勿扰》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时，这个节目和孟非都必须承受更挑剔的审视。有规定女嘉宾上衣的扣子要扣到不露乳沟，如果有胸大的女嘉宾，节目组只能用字卡遮住。在种种严苛的审美规定之下，孟非试图做到价值观上的宽容，他把节目比喻成媒婆的宴请，得圆场，得让大家舒服点。2010年，女嘉宾马诺在节目中说“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引发舆论震动，甚至招致央媒的点名批评。“马诺事件”之后，党校教师黄菡成为嘉宾主持，孟非仍只告诉她一点，“你不要做毒舌”。 但孟非并非没有标准，他道德感、正义感极强，常常在节目中有明确的导向。有次节目来了一位男嘉宾，表示自己不接受单亲妈妈，觉得她们“道德败坏”，不“原汁原味”。孟非出离愤怒，在男嘉宾还未说完的情况下直接让对方离场，“这个舞台上什么时候离开我说了算”。张红军回忆，此后每当聊到这件事情，“他依然义愤填膺，他说这种言谈举止怪异也就算了，现在什么人都有，这是人家的个性。但是我就搞不懂，你凭什么，你来自哪里，你瞧不上人家一个离过婚的人，离过婚的人怎么了呢？”
“他的底线其实就在于要尊重他人”，张红军说，孟非绝不是什么没原则的“老好人”。
节目中遇到好的男孩，孟非言语上会多有帮衬。“他会喜欢跟他像的人，”兰薇说，“其实他不喜欢胸怀大志的人。”孟非对成功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反感人一上来就说要做全球500强、纳斯达克上市、40岁之前退休，他喜欢生活化的、乐观朴实的男嘉宾。
至于女嘉宾，他喜欢的类型是“传统”、“温婉”、“漂亮”。黄菡说，她与孟非在价值观上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性别观上，“比如（他）还是会觉得男人应该是家庭的主导啊，他可以进一步到说女性可以比男性收入高，但是我想他还是不太能接受女人成为这个家庭的精神、或者什么的主导。”
演员黄磊后来加入《非诚勿扰》做嘉宾主持，他看到孟非从不吝啬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倔强和坚持其实是来自于他的正直和他的学养，”黄磊说，“所以他才会对很多东西表达出他很坚定和鲜明的态度和看法，这是我很欣赏的。”
孟非光着头，评男评女，黄磊说他令自己想到木心书里的一句，“草莽气中带着书卷气”。
录某期特别节目的时候，《非诚勿扰》把一些之前在节目中结识、结婚、生子的男女嘉宾请了回来，黄磊看到孟非“老泪纵横”，非常感动，“他平常老是扮演一个，老想以一个不是太用心、用情的那种样子出现的人，但是其实（他）是个用心、用情用得很深的人。”
兰薇目睹过孟非在台上几次为男女嘉宾流泪的场景，称他是“永远不会老的热血青年”，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同时内心柔软。
孟非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很坚持，他戒烟之后，一直鼓动身边的朋友也戒。沈浩波说，饭局上孟非从坐下来一直到吃饭结束都在讲戒烟，自己烟瘾也不小，好几次掏出来，看看滔滔不绝的孟非，又放了回去。
他之前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同样立场坚定，但他的态度正由显性转为隐性。他不再点名批评任何公众人物，也不再因为飞机晚点而感慨中国糟糕的飞行体验――没删微博之前，这是他常见的言论。删除微博的时候，黄菡简短地问过孟非，“没事吧？”“没事。”孟非答。但他不能完全藏住想法，率性的脾气常常冲破顾虑。8月底，他发了一条微博，说有观众反应《非诚勿扰》录制现场很好玩，但播出时很多有意思的内容都没有了，那是因为最有意思的内容被领导删除了。
其余时刻，孟非继续在媒体上保持低调，自序提到曾有记者绝望地问他，“就你说的这些东西，怎么写得出一篇稿子来？”
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根据自己一分钟说250到260个字，估算出一次采访能达成的效果。第二次接受采访时，他讲了某次自己曾遭遇过的不公待遇，细节详尽、言辞颇为义愤，问及是否仍然生气，他说：“你采访我的时候我要不做出这个样子，你会觉得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点诚意都没有”。
因此态度尤为重要。孟非做过多年记者，懂得如何保持自我界限与形象经营之间的平衡，“你去问那些特别拽、特别诺模他都给你呵呵，我碰到过这种。我记得我当记者采访他们这种，我也想抽死他。”狡黠而诚实。
孟非公司的制片人张玲燕说，记者见不到孟非活泼的一面。其实他能够口若悬河地讲段子，或者在主持完一场节目后“求表扬”，“他会说，大声地告诉我，录得这么好是因为什么？”
如今，他连之前惯常发表的对公共领域的评论也一并退场，仅留存一个大型生活服务类的主持人形象。他对开面馆乐此不疲，至于主持，他回应，“你可以从我有这么大的热情去卖面条――你不觉得这个里面也说明了点什么吗？”
黄磊与孟非相交时间短，但交情甚好，觉得把孟非看做一个生动的人，比看做一个成功的主持人更重要。“你说没有江苏卫视就不会有孟非？孟非还是孟非，他（有）可能不在《非诚勿扰》，不在这个地方发光，那他在自己人生中他是这样活着的，这不比成为大家认识的孟非、成为一个名节目主持人更重要吗？”
孟非对“体制”这个词充满了怀疑，开公司做小面也不能由着自己来。“在中国没有人不在体制内，”他说，“大家都活在一个大的制度框架内。”能做的大概是为真实的自己存留一个尚可容忍的空间，这样会少些束缚――“相对而言。”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