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出土玉璧音乐声学特征的初步探讨
[摘要]本文通过对良渚文化出土玉石璧所做的音乐声学测量，讨论了良渚文化玉璧形制特征和音乐声学特征，以及它们对我国出土具有良好音乐性能成组玉石璧产生的影响。良渚文化大量出土玉璧的环体形制、尺寸大小厚薄、孔径大小、加工时肉面上留下的痕迹，都可具备良好的音乐声学特征，是玉器当中唯一可以充当入乐功能的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类可以利用玉璧发出的清润悦耳的“乐音”，与自然或神祖沟通。良渚玉璧的意义，伴随着“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出土，揭示了长江流域“礼乐”文明从这里发源，向四方扩散，最终在与黄河流域礼乐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中，在西周建立起成熟的“礼乐制度”，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东方的礼乐之邦。
[关键词]良渚文化；玉璧；音乐声学特征；探讨 音乐声学测量采用电子数据录音和使用《通用音乐分析系统(GWAS2.0B)》软件，依据板体打击乐器声学振动原理，测量单件器物的频率，经过换算，确定单件器物音高、音强，制作频谱图；再对玉石璧进行音乐性能分析。测量环境符合要求，技术含量达到标准，测量数据准确。 关于玉石璧的功能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拟将各遗址区出土玉石璧音乐声学测量结果发表，通过对玉石璧是否具有特殊音乐意义的讨论，从成组玉石璧具有良好音乐性人手，为玉石璧的功能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考观点，并恳望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指导。 一、出土情况和形制特征 良渚文化玉璧，被我国玉器文化研究学者作为“古代玉璧的祖型”，“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实物看，真正可以称之为玉璧的器种，是从良渚文化开始出现的”。良渚玉璧已具有规范的器型，圆环体、扁平、好孔与肉面具有一定比例，孔径一般超出4厘米，尺寸也在一定范围内，但每件璧的大小、厚薄不同，直径小者约10厘米左右，大者20-30厘米，最薄不足0.5厘米，厚者可达到3.0厘米，多数在0.9-1.5厘米之间。璧的表面为素纹，许多留有加工痕迹。良渚玉璧出土数量多，发现地点比较普遍，其中反山墓地出土“玉璧达125件”(王明达文，同上)，随葬玉璧最多的几座墓葬为：14号墓出土26件；20号墓出土43件；23号墓出土54件。反山玉璧的材质，主要为透闪石和阳起石。 良渚玉璧出土和形制上的特征，最近出版的《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反山》作了详细披露，我们仅对其中与音乐声学研究有关的几点问题，提出讨论(见后)。 二、音乐声学测量结果 选样标本保存完好，形制规整，测音效果比较理想，基本能够反映出良渚文化玉璧的音乐声学特征。三、提出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璧”这类器种的音乐音义。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璧”这种类型的器物，在形制和器物的大小、厚薄、材质等方面，均已符合板体打击乐器的特征。人类对音乐的感知，伴随着人类器官的发育，早在“半动物祖先时期”已经发生。良渚人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只要敲击发出声音，就会感受到一种悦耳的声音，逐渐的分辨出“噪音”和“乐音”的不同。玉璧是良渚文化时期玉器中唯一具有良好音乐声学性能的一种器型，这种器型的出现，器物自身具有的声学特征，是否有着音乐方面的意义，是否与良渚人对“乐音”的感知有一定联系，值得考虑和研究。 从声学原理上分析，这些痕迹不论是在一次性加工中留下的痕迹，或者是在二次或多次加工中造成的痕迹，均会对器物的振动频率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音高，对音强和音色也有一定影响。经过再次加工或者精加工的玉璧，不仅外观好看，对于璧的音高调整和音色的改变，具有积极作用，也是值得研究者参考的一个方面。至于在璧的边缘留下的摩擦痕迹，会不会是“戛击”(器乐演奏方法，即刮击)痕迹，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素面和鸟纹。学者们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玉璧几乎都是素面纹，与同时期玉琮豪华的纹饰相比，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无疑，在璧面上雕琢纹饰比在琮面上雕琢纹饰，应当更方便，也能容纳更复杂多样的内容。可见，璧面素纹一定有其不能或者不必雕琢纹饰的原因，而这个原因用音乐声学原理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在器面上的任何一种加工，都会对璧的音响效果产生影响，比如造成音高不准，对音强和音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总之不悦耳了。换个角度看，如果古人创制出“璧”这种器型，是因为发现它具有不同与其他任何玉器的音响性能，从而利用这种特殊音响效果，为原始宗教服务，那么，古人在达到制作玉璧的主要目的，使其具有良好音响效果之后，再去做其他的加工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就没有必要了。 汪遵国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综论》(邓聪编《东亚玉器》第一分册第255页，同上)一文中披露：“一九八九年在安溪出土的刻符大玉璧，其直径26.2厘米”、“有刻符的玉璧在传世品中有五件，四件收藏于弗里尔美术馆，一件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刻符中有三层台阶，还有太阳和鸟的图像。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用大量研究成果论述了人类音乐的发生，起源于对鸟鸣之音的感知和模仿的理论，至今依然有很大影响。我国出土的“双音”青铜编钟，敲击部位在正鼓部和侧鼓部，侧鼓部的敲击点往往刻有鸟纹。璧面上的“鸟纹”是否有类似表达“音乐”的意义呢?不也是值得去探讨的有趣的问题吗? 玉璧是否成组，除埋藏时的排列和尺寸大小有序外，尚可以通过音乐声学测量和性能分析，加以确认，只要大小厚薄不同，音高肯定不同，其间具有怎样音程关系，是否构成音列，也是研究早期旋律乐器音乐性能的重要指标。我国发现最早的成组乐器石磬是3件、铜铙也是3件，陶埙开3孔等，都与人类对音乐的认知有着重要的联系和意义。璧这种类型的玉器，经音乐声学测量证明具有良好音乐声学特征，最早也是3件一组，仅是一种巧合吗?23号墓葬埋藏的九组璧中第六组为3件成组，其中有两件璧，即M23：140和M23：142被保管人员随机抽样作音乐声学测量，所测音高分别为#c4+33和#g4-24，构成五度音程关系。遗憾的是，未能对同一遗址出土的全部玉璧或“成组”埋藏的玉璧做音乐声学测量和分析，相信今后一定会有人去弥补。 (五)孔径对音强的音响。孔径对于玉石璧的意义，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玉璧孔经大小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一般都在4.0厘米以上，虽然随着璧的大小变化孔径也有扩大或缩小，但孔与肉的比例却很难精确计算。正如夏鼐先生所指出：“发掘所得的实物，肉好的比例，很不规则。”除了孔大于肉比例非常明显的“环”以外，璧的好肉比例仅在视觉上可以大体区分，几乎无法从精确的计算中找到规律，而璧和瑗则更难区别开来。我们在对三星堆真武仓包包出土成组石璧(11件)作复原调音实验的过程中，对孔径作了多次实验，发现孔径的大小，对“璧”的音乐性能也会产生积极影响。钻孔由小到大，不断扩孔，音强不断增加，直到最佳感觉为止，而扩孔对音高的变化影响甚微，由此说明：孔径对提高“璧”的音强有直接影响，而且不会破坏璧的音高。对于音强与孔径的关系，古人加工时是否从发声的角度已有考虑，还是孔径大小与“璧”这种器型具有较好音强纯属巧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尔雅》所谓：“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为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特别强调肉好的比例，是否与孔经的加工技术有关联呢? 结语：综合分析，良渚文化大量出土玉璧，是一种新的器型，这种器型已具有音乐方面的意义，璧的环体形制，尺寸大小厚薄，孔径大小，加工时肉面上留下的痕迹，都可以使“璧”这种类型的玉器，产生良好的音乐性能，与现代音乐声学对板体打击乐器原理的规定也是吻合的。 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璧，是玉器当中唯一可以充当人乐功能的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类可以利用玉璧发出的清润悦耳的“乐音”，即利用玉璧的音响性能，与自然或神祖沟通。 人类对于音乐的感知，依赖于人的内心感觉和“听音乐的耳朵”，在音乐初始发生时期，少数具有音乐天赋的人，有可能凭借着音乐舞蹈技能，承担起在神圣仪式中与天地神祖沟通的职能，即成为“巫师”。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状况，特别是最近发布的良渚文化晚期的古城——面积290多万平方米的“中华第一城”的破土而出，“为我们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成为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足以支持我们提出下述观点： “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既是课题本身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对四个考古遗址出土玉石璧的音乐声学测量和研究，还在探索之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深入，诚望专家们给予更多的指导。中国www.LWlM.cOm 附言：本次调查得到王仁湘、韩宝强、曹锦炎、陆建芳、唐汉章等专家的支持和指导，参加本次测音的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徐洪谦、邵海琴、刘海琴、韩锋、翁雪花、祝君凯等，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