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
民国时期中国的货币体系非常紊乱，各类纸币和金属货币杂乱不堪。其中金属货币包括铜元、银元、银角和银两等，各地金属货币种类和样式也各不相同。银两货币按照成色和平砝标准千差万别，必须经过复杂的鉴别和兑换，才能完成交易，银元种类达十数种之多，有鹰洋、银枪、本洋、龙洋以及四川币、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币等纸币
。纸币是指金融机构发行的可兑换票据，包括各地钱庄发行的庄票，外商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纸币，各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纸币等。当时货币的发行权和铸造权不统一，中央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全国，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具有很大的自由权力，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并不具有唯一性，当时每一种金属货币在全国各地的样式和种类差异很大，各地发行铸造的货币在彼此地域流通受限，造成货币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种类繁多、成色不一的流通货币以及货币铸造和发行的不统一造成了近代中国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当时中国紊乱的币制状况正如西方货币专家所言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在民国时期的流通货币中，银两和银元在货币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银两作为最后的价值尺度，银元以其与银两的比价决定其价值，银元实际上是以银两为本位的特殊货币。银两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在流通中以形状、成色和平砝标准加以区别衡量计算，确定银两货币的价值。按照形状可以分为银锭、银饼、银铤、元宝等类别;按照成色可以分为纹银、海关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和上海九八规元等种类;按照平砝标准大致有官平和市平两大类，其中官平又分为库平、关平、漕平三种。民国时期银两已经逐渐从内地都市的市面上消失，主要流通于汉口、天津、上海等贸易口岸，银两自身所具备的货币流通职能逐渐淡化。在民国货币体系中银两发挥的主要是货币价值尺度作用，政府将银两作为法定记账单位，成为政府和民间公认的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标准单位，商业上一切大宗交易，都要折合兑换成银两计算。银两这一落后的货币制度成为民国时期货币体系的基础。银元是一种铸币，具有一定模式、重量及质量的固定标准，比起银两在执行货币职能方面更为方便。
近代中国流通的银元大约有十多种，主要包括外国流入的银元和国内各个地方自铸的银元。民国时期流通的银元主要是产自墨西哥的鹰洋和国内各个地区自铸标准不一的银元，以致这一时期形成了落后的称量货币银两与先进的符号货币银元共存的两元并用货币体系。因此，繁杂的货币流通加大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货币的流通职能主要是为了节约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民国时期货币流通种类繁多，杂乱不堪，在商品交易过程中需要货币鉴定、兑换机构和从业人员经过复杂而烦琐的鉴定兑换后才能完成，减缓了商品交易速度，增加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以银两和银元为主导的两元并用货币体系在确定银两和银元兑换比价的过程中形成了洋厘行市的货币制度，所谓洋厘就是一银元折合银两的数额，就是洋钱的行情。虽然银元的法定价格是比较固定，但市场厘价因各个季节的金融融通缓急不同而升降变化很大。当时大宗和批发贸易多使用银两，零售和小额交易以及日常生活多使用银元;在进出口贸易以及与外商的交易都使用银两，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交易多使用银元。银两和银元依照洋厘行市标准频繁兑换，于是给投机者提供了炒作获利的空间。投机者往往在银元用款高峰，故意哄抬，而在洋厘下落时，进一步打压，从中谋取暴利。外国在华银行拥有巨额的银元资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洋厘行市，谋取不当利益。对于中国工商业者和中下层民众而言，洋厘的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接受盘剥，毫无办法。所以说洋厘行市的存在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成为金融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在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下推行货币制度改革，废除银两货币在金融市场的流通，统一银元货币标准，由中央统一铸造和发行货币，废除银两本位制，确立银元本位制，实施所谓的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
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中的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不可回避的面临着解决中国混乱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问题。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8 年召开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致力于整顿财政，统一货币，推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然而在这个时期，金融领域形成了代表着中国新兴金融资本发展方向的新式银行业、代表中国传统金融势力的钱庄行业和代表外国金融资本力量的外资银行业，这三股金融力量在近代中国金融领域中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成为影响民国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三大金融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指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或某个具体政策变革过程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或利益倾向比较一致的主体，或以各种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影响其他组织暨政策决策者的联合体。利益集团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维护利益的方式，就是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从而达到集团追求的目标。
(一)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中的三大利益集团
首先是传统钱庄业利益集团。钱庄是中国金融领域中传统的本土金融机构，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土壤中发展起来的金融组织。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由传统的经营钱币兑换与金银器饰的钱铺、金店等发展而来。钱庄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在不同地区的称谓不统一，一般在长江流域称为钱庄，在华北和华南许多地区叫作银号，广大农村或城市中的一些较小钱业机构统称为钱铺，其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在近代沿海对外贸易过程中，钱庄不断和外国银行资本结合，成为中国沿海贸易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金融中介。后经不断发展，除了北京市有以外，逐步集中在宁波、上海、福州、天津、镇江、汉口等贸易口岸城市。钱庄经营的业务主要包括货币兑换、存放款、发行庄票、票据贴现、代理发钞和货币汇兑等。在庄票发行的过程中，钱庄形成了庄票汇划制度。
所谓汇划制度又称票据清算，是指同一城市各钱庄间收付的票据进行当日的交换。参加交换的各钱庄每日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交换场所将当日收进的以其他钱庄为付款行的票据同其他行收进的以该行为付款行的票据进行交换，彼此间进行债权债务的抵消。汇划制度的资本组织方式使得钱庄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一张紧密交叉的网络。钱庄行业在业务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强了钱庄行业内部的团结合作。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钱庄行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上海钱庄公会组织为核心的公会组织，接着，北京及天津、宁波、福州、汉口、镇江等口岸城市和内地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钱庄公会组织，在不同地域形成了业务相互渗透、团结互助、加强内部成员管理以及基于共同利益抵御外在金融风险的钱庄组织，形成了近代中国钱庄行业的利益集团。
其次是新式银行业利益集团。近代中国新式银行完全效仿外商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业务运作方式，绝大多数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本面向社会募集，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和股东会，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新式银行经营的业务主要包括存款、以实物为信用的放款、发行钞票和以公债为主体的投资等。其中公债投资是新式银行业的重要业务。银行业负责政府公债的承销，承担政府公债面向全社会中转站的作用，同时银行业也是政府内债的主要持有者。
截止1932 年底，中国银行业持有该年全部政府内债余额的48.62%。新式银行业成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中重要的支持者。新式银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银行业务联合体和银行同业组织，新兴银行业在南方江浙地区和北方华北地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个银行业务联合体，即：北四行和南三行。北四行是指华北地区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南三行是指江浙地区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两个银行业务联合体对内加强业务联系，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互兼董监，维护银行联合体内部利益，对外通过联合的方式共同抵御金融风险。1918 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分别成立了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南京、南昌、济南、哈尔滨和蚌埠等众多的银行同业公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成为近代中国新式银行业的核心力量，领导着全国银行业的统一行动，形成了银行公会组织和地域联合统一的利益体，我们称之为近代新式银行业利益集团。
第三是外商银行利益集团。外商银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遂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体系中势力强大的金融力量。较早在中国设立银行的国家有英国、荷兰、西班牙等，进入民国以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外商银行的主体，这些国家的银行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凭借着强大的资本优势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在中国经营的业务主要包括存放款、国际汇兑、金银进出口、发行纸币等。其中国际汇兑和金银进出口业务是外商银行在中国长期操纵的核心业务。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操纵中国金融体系，谋求各自利益，经常相互合作，统一步调，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利益，如以银行团的方式联合向中国政府贷款，从而达到共同控制中国的目的。
从1910 年到1920 年，先后有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英、德、法、美、日、俄六国银行团，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和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联合向中国政府提供借款。但是，民国时期的以废除银两、统一货币体系的货币制度改革则触犯了外商银行的利益。银两制度的废除将减少中国对国外生银的进口，影响外商银行长期操纵的金银进出口业务，统一的货币体系将进一步消除外商银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影响。面对废两改元货币制度的改革，具有共同利益的外商银行形成了利益联合体，影响和干预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外商银行利益集团。
三、利益集团的利益分化与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实施
近代中国混乱的金融货币制度一直都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曾经尝试推行货币制度改革，最后都未能结束混乱的货币流通局面，实现货币的统一。1928 年夏秋之间，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统一，面对国际的、国内的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一系列难题，需要巩固对内权威。而南京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时期要想提高政府对内权威，实现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全国的掌控，必须快速恢复财政经济，制定全国范围的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把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提上政府经济改革日程，计划于1929 年7 月1 日开始推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这一时期钱庄利益集团和外商银行利益集团作为两元并用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政府提出的货币制度改革，并且通过自身在金融货币领域中的影响力对政府施加压力。南京国民政府这一阶段只是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统一，部分地方势力依然与中央对抗，造成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对于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虽然有新式银行利益集团的支持，但是面对钱庄利益集团和外商银行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阻力非常大，为了维持社会金融的稳定，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推迟改革。
19291931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国际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1932 年国际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引发了国内白银大量外流。按照当时统计，1932 年底的几周之内，走私出口的白银价值2000 万元，1933 全年走私出口的白银价值在1 亿5000 万元至2 亿3000 万元之间。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国内银根的严重紧缩，沉重打击着中国银两本位的货币体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打击是沉重的，引发国内洋厘行市的剧烈波动。据当时银行家张嘉璈统计：1928 年至1931 年，平均银元价格为每百元值上海规元银两73 两，1932 年降为69.95 两。1932 年6 月10 日的洋厘为0.6905,7 月初的洋厘已跌为0.688，成为历史最低点。洋厘行市的剧烈波动沉重地打击着钱庄利益集团，削减了它对金融市场的掌控，白银大量的外流动摇着依赖银两货币制度的钱庄行业基础。这一时期白银不是商品，作为货币流通，政府难以禁止白银外流。钱庄利益集团此时为了集团的自身利益，对于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抵制不再强烈。
1931 年夏秋，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特大水灾，以长江、淮河流域最为严重，波及黄河流域南部，内地受灾区域超过16 万平方公里，对于财政赤字严重的南京国民政府雪上加霜，也沉重地打击了内地的金融体系。往年4 月份开始大量的资金从沿海城市向内地流动，用于购买内地的农产品，当年年底到来年3 月份，资金再次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用于购买生活和生产用品。特大自然灾害造成内地农产品严重歉收，中断了从沿海城市向内地流动的资金，造成内地资金枯竭，引发内地广大工商业者破产，沉重打击了内地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和内地工商业者联系密切的钱庄行业。造成内地钱庄大量破产，削弱了钱庄利益集团在金融领域中的力量。
1931 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掠夺东北大量的金融资产和矿产资源，开始对中国进一步的经济侵略，向华北、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疯狂渗透，企图独占中国，严重威胁着英美等西方国家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利益。而英美等西方国家这一时期，希望通过本国银行向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入和商品倾销，用于摆脱国内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中国形成统一和稳定的金融市场。面对着日本独占中国的威胁和压力，为了自身利益，开始默许中国废两改元的货币制度改革。面对中国金融领域中出现的重重危机，新式银行利益集团认为由于白银大量外流，白银在货币流通体系中的作用已经减小，银元已经占据货币流通体系的主体;特大自然灾害造成内地大量白银和银元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这是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废除银两货币，统一中国流通货币也是抵御日本经济渗透的有效方法。
1932 年夏，上海银行公会作为新式银行利益集团的核心，向政府提出：现在__洋厘日跌，市价低于含银成分，内地商民受亏极巨，政府暨各方认为实行改革之时机已届，诚为统一币制前途之曙光。新式银行利益集团积极推动政府实施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并且推荐银行公会主席胡孟嘉参加政府组织的废两改元研究会，帮助政府在推进货币制度改革方面出谋划策。钱庄利益集团在遭受了1931 年前后中国金融领域中的重重打击后，赖以生存的银两货币制度已经很难维系，作为钱庄利益集团核心人物上海钱庄公会主席秦润卿在公会临时大会上提出：现在政府要推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钱庄行业原则上绝对赞同，只是在硬币兑换标准方面，政府需要制定出合理的标准，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社会稳定。
可以看出，钱庄利益集团在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方面已经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对的态度，对改革奉行默认的态度。近代以来，日本在华银行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英国和美国在华银行主要集中在华北和长江流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独占东北地区的金融利益，并且不断侵犯英美等国在华银行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地区之外的外商银行群体面对中国政府推行的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1932 年外商银行代表穆叔脱提出外商银行原则上赞同中国政府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但是对于新币的成色、铸造新币的加工费用和能力等方面提出疑问，认为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改革需要推延。总体上说，外商银行已经默许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1930 年经过中原大战之后，从军事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消除了地方军事力量对中央的挑战，政府提升了对全国力量的总动员。在经过1931 年前后中国金融领域的重重危机后，外商银行利益集团和钱庄利益集团改变了过去对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态度，减少了货币制度改革的阻力，在新式银行利益集团全力支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社会经济稳定，加强对金融领域的控制，确定推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
1933 年3 月10 日，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以上海为试点，推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公布上海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率。4 月5 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试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后，面向全国正式推行改革，宣布全国范围内自4 月6 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对于持有银两者可以送与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交付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按照规定比率兑换银元，同时对其他各个地区的银元银两兑换比率做出明确规定：以上海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元为标准，以银元收付。至此，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中，废除落后银两制度，统一流通货币的货币制度改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行下得以实施。
四、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
废两改元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货币制度改革的一大举措，是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其影响远非废两改元四个字所能涵盖，它对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经济生活和金融领域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货币制度方面，废两改元货币制度的改革废除了银两货币制度，银元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为本位货币，在中国流通千余年的银两货币退出了历史舞台。通过《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颁布，银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通行重量、形状和成色的统一，结束近代多种银元混乱流通的局面，为中国流通货币市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废两改元实现了银元货币铸造发行的统一，废除了地方政府在货币铸造发行的权力，增强了政府对金融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融入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一步，是近代在实现货币统一方面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也为1935 年的法币改革做好了充分准备。在经济生活方面，废两改元取消了烦琐的货币兑换环节，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取消洋厘行市，消除了金融投机分子操控洋厘行市的空间，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新式会计账簿制度的建立，为企业精确核算成本、合理核定价格、安排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法币改革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经济生活方面，废两改元取消了烦琐的货币兑换环节，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取消洋厘行市，消除了金融投机分子操控洋厘行市的空间，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新式会计账簿制度的建立，为企业精确核算成本、合理核定价格、安排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金融领域方面，废两改元确立新式银行业在近代中国金融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推行了近代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废两改元废除了银两制度，沉重地打击了钱庄行业，没有银两制度，就没有庄票，就没有汇划制度，就没有洋厘对货币市场的控制，就没有钱庄的生命。近代钱庄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新式银行对抗。银两货币退出流通市场，打破了外商银行长期以来对白银进出口业务的垄断，弱化了外商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外商银行通过外汇投机对中国金融的干扰。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确立了代表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发展方向新式银行在金融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为近代民族资本摆脱外国资本压迫，从传统走向现代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