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东方学而言，把学术上的专业划分视为地理上的“区域”划分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构想出一个与东方学的相对应的“西方主义”。至此，人们就不难看出东方学的既特殊又怪诞的特征。虽然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类的”材料（比如说，历史学家是从现在的有利视角来分析人类的过去），但是，用一种固定的、或多或少纯地理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复杂的社会、语言学、政治和历史事实则与其毫无相似之处。古典主义者、拉丁语系语言学家和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学者都是把精力集中对这个世界上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半个地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东方学是一个具有广袤地理内涵的研究领域。从传统意义上讲，东方学的学者是研究有关东方的事情。比如说，与中国方言专家和印度宗教专家一样，伊斯兰法学专家也会被自称为东方学的学者的人视为东方学的学者。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东方学庞杂的内容范围及其几乎是无穷大的再划分能力的认可。这是东方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特征体现在东方学的这一矛盾的混食体之中。
今天的东方学的学者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轻易地把自己自诩为东方学的学者了。但是，当大学里举办与东方语言或东方文明有关的活动或设置与之有关的系时，这一称谓依然有用。牛津大学有东方系，普林斯顿大学也有东方研究系。近至1959年，英国政府曾授权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检查大学里东万学、斯拉夫学、东欧学和非洲学方面的进展情况，考虑对未来研究项目的提议并对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8] 1961年创刊的《海特报道》似乎并没有被“东方”这个词的广博含义所困惑，同时，它发现美国大学里也用这个词。当代英美研究伊斯兰教最负盛名的专家H·A·R· 吉伯也喜欢把自己称为东方学的学者，而不愿把自己积作阿拉伯文化专家。作为古典主义者，吉伯可以用“地域研究”这一令人生厌的新词来描述东方学，从而表明地域研究和东方学毕竟是可以互换的地理名词而已”’。[9]但是，我认为，这无疑会使人们对知识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误解。下面我就简单地论述一下这种关系。
尽管存在许多模糊的欲望、冲动和意象的干扰，人脑总是趋于形成“具体的科学”。[10]这种说法是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首先提出的。例如，某原始部落的居民会把某个具体院置上的某种功能和意义很牵强地与他们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下的各种阔叶植物联系起来。这些植物中的许多其实毫无实平价值，列维一斯特劳斯欲阐明的是人脑需要有条不紊，而这种条理性则是通过观察、辨别事物，并把大脑已经感觉到的事物分门别类放在安全易寻的位置上而实现的。因此，在构成其自然环境的实物系统中．各种事物都被赋予了功能。这种最基本的分类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但决定这种逻辑性的规则既缺乏理性．又无普遍意义。例如，青蕨类植物在这个社会中是宽厚仁慈的象征，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象征邪恶。在看待事物之间区别性特征的问题上总是有一种纯主观的判断标准，与这些特征并存的是某些价值观念，而且，如果这些价值观念的沿革能够被完全发掘出来的话，可能还会显示出同样的主观判断尺度。服饰的变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几十年时间内假发、花边硬领和高腰鞋三番五次流行呢？问题的答案与实用性和服饰的内在美有关。然而，如果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历史上所有的事物也同历史本身一样是人创造的，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实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该做法特别适用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寻常的人和事：像外国人、某些突变、“反常”行为等等。
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某些特殊的事物是人主观臆造的，它们看起来仿佛是客观存在，但实际上只是虚构的而且。例如，住在几英亩土地上的居民会在自己的邻地及邻界的土地和除此之外的地域之间划出界线，称界线以外是“野蛮人的家园。”换句话说，这种凭主观臆断将一块熟悉的空间说成是“我们的”，把那块“我们的空间”之外的不熟悉的空间说成是“他们的空间”的普遍做法只能使划分地理特征的方法完全主观随意化。我在这儿用了 ‘主观随意”这个词，这是因为这种凭空想像出来的“我们的家园 —一野蛮人的家园”的地理观念并不需要得到野蛮人的认可。“我们’在自己脑子里确定这些边界就足矣了。“他们”因此而变成了 ‘他们”，他们的领地和心理状态都被看作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社会，人们的自我意识都是从反面发展起来的。一位公元5世纪的雅典人越是感到他作为雅典人的优越感，就越会觉得自己是个非野蛮人。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社会、民族、文化上的分界线与地理上的分界线相伴而来。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正常的意识往往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松散、不严谨的概念，即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之外，“在那边”，还存在着异样的人和事。形形色色的臆测、联想和杜撰都被推置在我们自己领土之外的那片陌生的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