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
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新疆紧邻苏联，新疆稳定才能让苏联放心搞经济建设;外蒙古已自立政权，苏联红军还在外蒙古境内驻扎，苏联不必着急;东北有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大可隔岸观火，因势而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锁定了新疆。
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清朝和沙俄相继灭亡后，中俄两国的后继政权无法回避这些恩恩怨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并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虽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表现和思想却经常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他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曾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历代统治者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都竭力进行疆域扩张。在边疆地区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对新疆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新疆省主席发苏共党员证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接到金树仁的“求贤令”时，他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任科长。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盛世才来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权衡利弊后，他选择到新疆去，并对朋友说，这次进疆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红军的总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对其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权位。再不然就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成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义子地位统其部众。
尽管计划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还是大失所望。既没有“老朽长官”提携他，也没有蒙古王收他为义子，甚至连金树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给他一些闲差事。
此时，盛世才的“老东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留学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会招致手下主力部队中3000多名东北军的强烈反对，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显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以使中苏两国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而新疆其他势力已成为苏联的“后顾之忧”：和盛世才争夺北疆的马仲英，正与日本勾勾搭搭;南疆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背后有英国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选择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对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宴会上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饭后，他与孜拉肯在书房谈话，让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告别时，盛世才又送给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是，孜拉肯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 自此，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军阀，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还通过王明、康生等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向苏联表示忠心。但考虑到新疆和盛世才在当时国内外事务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访苏，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三次接见他，不但满足了他的全部援助要求，还批准他成为苏共党员，组织关系隶属莫斯科政治局，党员证号码为1859118。
盛世才“变脸”，斯大林愤怒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盛世才对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盛世才后来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为老牌投机主义者，他望风使舵，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联顾问为莫合森。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苏联不允许新疆有分裂政权，所以每当谈判陷入低谷时，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的分离主张，并强行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为副主席。新疆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屡促中共尽早解放新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还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及交通工具，协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此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如果战事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身在苏联的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从邓力群的回忆和相关电报来看，苏联后来的确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虽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毛泽东就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邓力群在伊宁会面。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叶谢也夫还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从新疆省到自治区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早在建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沿用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边疆地区和各民族的支持。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因此，1947年在讨论内蒙古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确定“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选择，既满足了内蒙古一部分民族群众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例如清朝时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权。
而同样从苏联引入的民族识别，对中国来说则是全新的办法。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此前，汉语中没有“民族”的定义;后来，则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个定义，中国识别出了56个民族。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会被虚化。世易时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爱护各个民族，也要加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把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圈进了中国版图。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与蒙古各部贵族会盟，外蒙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清政府在外蒙古编旗设佐，标志着清朝对外蒙古实效统治的开始。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巩固统治，清朝对外蒙古实施区隔化管理，不让各旗之间越界游牧，限制内地人与外蒙古藩部的往来，给予蒙古王公一定的自治权。但世事难料。清末“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原有的管理措施导致离心化倾向。虽然清廷紧急调整，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继1884年设立新疆省后，又筹议在蒙古地区建省，可是未及实施，清朝便灭亡了。
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数十万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在8年抗战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无力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单靠美军无法在短期内击溃日本。于是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有了军队驻扎，苏联开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3万苏联红军的监督下，外蒙古开始肃反运动。运动波及各个阶层，高级官员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古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侵华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实际上沦为苏联卫星国，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蒋介石派儿子跟斯大林谈判
《雅尔塔协定》传回风雨飘摇的中国，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没想到美国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会出卖盟友。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争执的结果，斯大林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绝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谈判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宋子文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并建议蒋介石考虑这样几种方案：一是同苏联订约结盟，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二是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拥有自主的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力，但不同于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
蒋介石没有马上答复宋子文，而是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看望斯大林，试图对斯大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谁料一见面，斯大林便开门见山地问蒋经国：“你们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蒋经国回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接着，斯大林讲述了外蒙古一定得独立的理由：“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角度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听到这话，蒋经国试图从国际格局和各国实力对比出发，力证苏联无后顾之忧。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接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跟斯大林谈不下去，蒋经国又去找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也劝中国政府妥协：“外蒙古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国政府只是需要承认既成事实。如果中国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彼得罗夫说得没错，一直到1945年7月9日，双方谈到第四回合，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仍然非常强硬。蒋介石决定妥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为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的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对蒋介石的这番指示又做了补充说明，“同意外蒙古独立”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斯大林同意了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
只差一天便是胜利
历史总是有令人叹惋的错失。就在这纸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投降的时间远比预料中来得快。假如蒋介石能捕捉到时局的变化，假如蒋经国能再多坚持一天，外蒙古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雷法章“观察”到的投票情况是――“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古方面宣布：参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我跟俄国人打仗，
是很自不量力呀”
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顺手强占黑瞎子岛
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是双重惨败：不但铁路没抢回来，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斯大林权衡利弊，宣布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将“中东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还要求日本支付3000万日元作为遣散“中东路”苏联职工的费用。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
斯大林答应了这一条件，并且承诺“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为限”。此后不久，苏军撤退，苏联势力再度退出东北。
帮助中共站稳脚跟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政策有了变化，不仅舆论上公开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动上协助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转交大批武器装备，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就是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旧约，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斯大林的边疆逻辑
诚如邓小平所言，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苏联对于中国边疆的影响和干预，遵循的是苏联的历史逻辑，它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逻辑，无一不是为苏联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在此逻辑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时期内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认为新疆稳定最符合苏联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压新疆分裂势力、支持盛世才赶走其他割据军阀、力促中共早日进疆。公允地说，他对新疆时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国共之间持“中立”立场。此后的中国内战中，苏联根据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便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之后，苏联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指示，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大使馆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可以维护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北方的边疆状况。
但斯大林对中国边疆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这个希望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苏联创立了斯大林模式，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除了学习苏联，没有其他选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国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都是如此。在边疆地区，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识别，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是，一个制度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国外学者断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领土化”政策，并没有使苏联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导致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对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却越来越低，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对此，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族治理和边疆治理之道，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