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一个纯净的国度。达沃斯，一座风光旖旎的城镇。每年年初在这里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无疑成为这个河畔小镇的名片。
央行行长周小川
央行无意向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
谈经济增长：增速适当放缓是好消息
周小川称中国政府有信心保持经济发展稳定。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是好消息。
他表示，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改变，长期来说是好事。如果政府过度追求GDP增长，就会推迟必要的机构改革，GDP增长稍微放缓，机构改革力度就会增大。
央行对经济的逆向调控态度不同，有的相信有的不信这种调控手段的效果。对经济设定通胀目标需是情况不同而定，应该设定一个可以调控的空间，以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不论如何央行调控是有用的。
他说，“中国全国人大将在3月讨论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长目标”。
谈货币政策：无意放过多流动性
周小川说，QE成为各大央行惯用手法，新兴市场参与国际市场需要留意这种引起的波动性。中国央行无意向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货币政策将为结构性政策创造空间。
中国央行一直在尽力保证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要过量，但来自海外的资金流入仍然在不断改变中国的流动性，这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影响，包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中国股市。
周小川强调，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仍是稳定路线。虽然遭遇了房地产市场的增速下滑，并且中国城市又多，情况又复杂，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造成一些人过度反应，但从市场基本面来说，中国金融的基本情况是稳定的。
谈股市：更关注上市公司基本面
中国央行一直在尽力保证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要过量，但来自海外资金流入仍然在不断改变中国的流动性，这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影响，包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中国股市。
但他相信中国股市更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周小川表示，10到1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金融市场 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但现在中国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沪港通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银行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中国市场变得更为开放。
谈楼市：很难出具体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
周小川认为我国部分城市存在房地产过剩，当被问到央行怎样稳定房地产市场时，周小川表示如果整体经济指标稳定，央行很难出台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
谈全球经济：地缘政治风险促使市场波动
周小川强调，地缘政治风险促使市场波动，不规则的资本流动提高了波动性。
全球经济的一些忧虑体现在三点：第一是地缘政治;第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第三是量化宽松。去年夏日，很多新兴市场看到不寻常的资本流入，这被看成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的源头。
谈油价：低油价有助GDP增长
当被问及油价下跌对经济有什么影响时，周小川表示，更低的油价有助GDP增长，有助就业增加。但他还表示，中国进入结构性改革阶段，需要节能，尽可能减少石化能源消耗。
但他同时表示，国际市场上会因各国情况、各部门情况不一样。
他还表示中国希望能源价格稳定与合理，希望看到更为可持续的石油供应-需求关系。
IMF全球副总裁朱民
互联网金融有望成为中国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广为人知，持续的发展，需要新建完整的功能监管的理论框架和实施系统。
朱民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大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互联网金融具有完整的金融功能，几乎包含着银行所有的部门，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一个潜在的方向，是把金融和实体经济连起来，这是互联网金融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具有国际性，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朱民称，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这是好事，但也有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表明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服务业的发展领域，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中国因为得益于它庞大的市场，充分利用这个市场，使得没人能跟他竞争，所以它走向国际相对容易得多，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平台。
不过，互联网金融整体风险依然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未知领域。第一是监管的根本变化，传统的银行监管是机构性监管。互联网金融是功能监管，没有机构，变成了一个按照功能来区分的监管，它把整个的监管工具、方式、通常要求的流动性准备、资本金的准备，这些概念完全颠覆。
朱民指出，中国如果要发展互联网金融，需要把金融性监管从理念到实施，从运作到基础设施全部建立起来，否则不可能领先全球。
“你把这个建起来了，全世界都听你的。”朱民表示，新的功能监管的理念、框架、工具、实施、操作基础设施很重要，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风险防范的概念。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监管要求，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出去，但是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和一些国外的某些法规法律冲突，国际性的风险需要警惕。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人才储备不足是企业走出去最大障碍
在论坛发言中，林毅夫首先谈及了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情况，他认为，展望未来，有两类新的对外投资越来越重要，一类就是通过到海外通过并购或是用购买专利的方式到发达国家获取技术，而另外一类，就是密集型加工产业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
他指出，“中国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不断上涨，将会出现像六十年代时候的日本因为工资上涨，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帮助亚洲四条小龙实现工业化、品牌化（的情况）。八十年代的时候，亚洲四条小龙同样面临工资上涨，然后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来。” 同样的，“目前中国达到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八十年代的同样情形，因为国内工资快速上涨，很多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就会出现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林毅夫解释道。
林毅夫以实际举例说，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主要的生产地，像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在八十年代转移到中国大陆来的港资企业、台资企业、韩资企业已经差不多转移出去了。
他表示，这（中国产业转移）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让他们实现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创造外汇，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窗口，可能为世界带来一次新的工业化浪潮。
在林毅夫看来，从工业革命的开始到现在250多年的历史中，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资源大国之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都是经过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把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变成现代的制造业的人口，产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然后逐渐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所有成功国家的共同惯例。
“我来看的话，中国在对外投资上面，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按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可能开创一个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共同快速发展的机遇。”
林毅夫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外资提供国，将来可能还会更大。
同时他表示，在五年前、十年前，中国谈的还是怎么样吸引外资，现在突然间中国变成到海外投资会比吸引外资还多。“有一些企业不走到海外去，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公司定单流失的挑战。然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中国企业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心理准备严重不足，人才准备严重不足。我们大陆本身的企业利润不断消失、工人也那么难过，你叫他到海外去，但是不敢去，因为这个转变来的太快。”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把阿里做成全球中小企业平台
但2008年以后，马云连续缺席了几年达沃斯论坛，全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并最终让阿里巴巴成功在美国上市。可以说，马云缺席达沃斯论坛这几年，其实也是阿里巴巴遭遇最大挑战的几年：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十月围城”，无论是支付宝剥离遭遇的诚信危机还是阿里在香港上市遇阻，其实都让马云疲于应付。好在如今随着阿里在纽约缔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IPO神话，阿里巴巴也顺势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马云于是在阔别达沃斯七年之后，又一次踏足这里。
那么时隔7年，马云来到达沃斯做什么呢？
超过一个亿的顾客每天访问我们的网站，如今我们为中国提供1400万份工作。从最初的18个人到后来的37个人，再到现在如此庞大的规模。我们用15年的时间走到了今天。
15年前，我告诉我的团队“我们还是个孩子”;15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团队这么说，因为相对于未来可以达到的高度，我们今天的规模依然是个“婴儿”。15年前，我们从无到有;15年后，我们希望人们忘记阿里巴巴，因为阿里到时已经无处不在。15年后，我希望人们忘记电子商务，因为电子商务已经在生活中无孔不入，不再是值得谈论的“新鲜事”。15年后，我希望没有人再谈论电子商务怎样方便百姓的生活，因为电子商务已经融入经济的血脉，不可分离。
对于阿里巴巴的未来，我们最重要的是阿里巴巴的名声。在中国，阿里巴巴是一家伟大的企业，我们帮助许多中小企业在阿里的平台上完成了交易。未来我们希望把阿里做成全球中小企业的平台，帮助全世界做小生意，美国的顾客可以在网上买瑞士的产品。我称之为“EWTO”。目前的WTO体系中太多大公司、跨国企业，阿里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我们现在有2千万消费者，在中国境外有1千万的供货商。
今年阿里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美国农民卖樱桃。当时美国贸易部门找到阿里，希望阿里帮助处理滞销的樱桃，我们开启了预售制度，顾客在网上预订时，樱桃还挂在树上。48小时不到，100多吨樱桃就销售一空。后续还不断有顾客找上门来抱怨，为什么不能继续卖樱桃。
我们今年还在阿里的平台上引进了Costco，卖了3000吨的坚果，也卖了阿拉斯加的海鲜。既然有这个需求，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美国、欧洲中小企业做生意？
华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谈美国市场困难：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
美国国家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他就是开放，华为要向他学习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那么我们认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我们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我刚才在咖啡厅里面还给很多世界顶级的，别人叫做对手或者叫做朋友，我们好好的握手，还讲了非常多有趣的话。
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供这些公司共同确定信息未来的思想结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共同为世界提供服务，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的，我们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我们比喻说，西瓜切成八块，我只要一块，我跟日本说，我绝对不会无理的，我就是搞数学逻辑。日本公司就放心了，他的一些材料技术，我不会出现泄密。比如说氮化镓，我永远不会搞氮化镓。我跟微软也说了，我永远不会搞搜索，他也放心了。因此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做一点点事，我们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美国在电子信息这个技术上，过去是绝对的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的优势。华为这个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是我们小草在努力的成长，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脱胎换骨，从草变成小树苗，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正在改变自己，我们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还看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就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听。
谈华为成长：向西方公司学习
主持人：任董，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干的时代，您有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样的困难，私人公司以前有面对，现在也面对，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认为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才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卖大碗茶。政府那个时候号召，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发展的也快，主要是外资进入了中国，大规模外资进入了中国以后，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所以有一次见几个领导家，国家认为电子工程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把电子工程就放弃的。这个放弃了，就等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他们不做，就剩下我们来做。我们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们比起外国老大哥，他们做的好，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想做交换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眼5号机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5号机的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我们只能瞧一眼，是铁柜子。就像我现在考财务一样，我们传输的盒子是圆的还是方的，财务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圆的还是方的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那次，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就让小偷偷了，因为带了一些礼品放在房间，晚上睡的太死了。第二天提着箱子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发现那么轻，打开一看什么钱也没有了，证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西方这些公司，他们做了很多成功的东西，给我们引到了这个道路，我们一直是非常尊重他们的。
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
银联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市场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以前就是磁条银行卡，最近出现了IC卡，再往后可能会无卡化，全部使用数字账号。新技术，新产品，新运营模式不断出现，原来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变成合作方，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不断的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前没有那么多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有支付宝一家，现在腾讯，百度都在介入支付，然后要延伸做金融，都在争夺这块市场。以至于媒体会写道我找马云干仗了，明天说马云和我干仗了，不排除我们和阿里在某些领域是有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些领域又是可以有合作关系的。竞争不再像以前那么明确，竞争领域也不是长期固定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商业机构来说，一定要找准最终的服务对象，把他们服务好，让其对你有粘性，有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竞合关系中其他都在变，只有这个不变。只有抓住这个，即使甲和乙不和你合作了，丙和丁会找你合作，因为你有资源。
我们不怕竞争，只有通过竞争，市场化的方式才能降低行业的服务成本，提高效率，但是竞争要公平，比如互联网金融，第一，规则不清楚，到目前没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显性化的法规体系，互联网金融管理办法一直没出台，对国有企业一直是法无明文规定则不可为，但对互联网公司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或者即使禁止了只要不是很严格的监管，都可以干，所以监管政策的不明确造成了不公平。比如说定价，我们的价格是国家定的，他们没有价格限制，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跑道上面按照统一规则的做事情，所以是不公平的竞争。市场认为我们是没落的贵族，搞垄断，可是实际上，我来了之后发现银联是很委屈的。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
外企来中国投资很容易 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难
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给予了提示，一定要风险可控，她解释称，正是由于风险不可控的原因，格力关闭了位于越南的工厂。同时，她也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非常欢迎外国投资者，但当中国企业去外国投资时，却会遇到很多障碍。
董明珠认为，企业要想真正国际化，首先要注意人才储备，第二要思想放开，一定要共赢，不是去了以后建了一个工厂或者建了很多工厂就是国际化企业，你必须要有技术，有研发能力，对成本和质量的控制等等。有时候“中国制造”在海外是低价的代名词，不是一个高品类的产品，这是我们要改变的。
我是来自于制造业，现在不仅在美国，包括欧洲、非洲我们都在思考怎么样去建工厂，建什么样子的工厂，如果只是单纯的加工，那根本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和当地结合起来，首先要带去的是技术，带去的是质量，带去的是管理。 作为格力来讲，带去的是共赢的文化。当然，同样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比如我们在巴西15年了，前十年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准备放弃了，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其他别地方也会出现，而且问题还很严峻，我没办法控制财务，如果你在任何国家建立企业，哪怕在本国建立一个企业，但都不能盈利，那这个企业就没价值。
但盈利不仅是靠价格的竞争，还是要从多方面考虑。首先有共赢的思想，这么多年来，中国是外国企业投资最看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国外投资的时候，却遇到很多障碍，当然有时候是文化融入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你要想做很阳光的经营，还是面临着挑战。
现在已经全球一体化了，无论我们是去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首先带去的一定是共赢的思想。第二，一定要给当地的消费者带来生活上的改变。第三，一定要对当地的经济做出贡献。这就是企业走向世界的价值。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聚焦大数据下的大医疗领域
健康这个事情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事实上每一年达沃斯论坛都来讨论健康，讨论健康无非就讨论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健康的公平性问题;第二个，今后一个国家的有多少钱来投入到健康;还有一个健康的质量和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它从背后所形成的产业也是巨大的。比如说像中国很快老年社会的到来，我们中国的公平性的问题现在医疗主要都在大医院，在大城市，而我们在二级城市和偏远的地方得不到公平。而这种公平又受到了医疗资源的限制，所以技术，数字化的技术可以为公平性能够打造一个很好的平台。
同时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个人的这种健康的数据能够被集中使用，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医疗的行为能够被有效的优化，成本控制也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今后，中国的的医疗健康服务业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美国，应该GDP的百分之十七八都是来自医疗与健康相关的这些行业，那么中国未来也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好了一个行业，东软用IT的技术来进入到这个大健康，我们在社会保险、在医院的管理、在医疗设备，现在我们又做西康），走到了最后一公里。我们最后要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从医的人用最低的成本在互联网上通过大数据，通过设备的平台，通过IT的平台能够从事他的医疗的行为，而解决我们的公平性和把最好的知识，医疗的知识能够渗透到基层。
应该说移动医疗这个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市场，它在市场的刚刚兴起并不是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市场的空间，而是进入这个市场的门槛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作为IT的公司，没有和医疗的合作，绝对不可能单纯通过IT就能够治病了，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需要有政府部门的加入，因为它有对医疗的安全性和它的整个的规则的对医疗行为的渗透。另外一个要医生的资源，能够使得大家看病的时候不仅仅在网上，最终还要面对面的能够看病。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在新医疗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大数据、大信息全部能够集中在一起，又需要对原来存在的这些信息的系统的积存进行处理，所以这个难度极大。单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小的一个垂直的应用都不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全部。所以，我不觉得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会有多残酷的竞争，而事实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为客户创造有价值的方案，能够改变我们医疗体系的这样一个方案，这个过程中，事实上是个创新的过程。
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
出走欧洲还需谨慎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这个产业已经从大热变得惨淡了。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陷入了低谷，没有那么人会投钱进入这个产业了。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市场化引领房地产升值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由于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少有投资者愿意再进入了。
像我这样的，曾经买地建楼的商人，现在都转去了投资消费的一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属于我的房产？我们能不能想到新的产品来适应现在这个“移动时代”？现在，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思想改变，那就是，人们不愿意租下一整栋楼，而更倾向于有一个移动的办公空间。
现在在中国，政府鼓励我们进行海外投资，所以我才有机会去了解欧洲的资产情况。我们在竞标中赢下了不少，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投资。因为，欧洲的货币政策让买入价变得十分便宜。比如，在欧洲买了一栋楼，在长期来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很有可能不能够回本。因为现阶段能得到很低的借款利率，所以许多人都看准机会进入市场，但在需求市场方面，你无法预见会发生什么。所以欧洲现在变成了另一个通货紧缩的地区，资产价格十分低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