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豪与权贵层出不穷的当下中国，许多人呼唤着贵族和他们代表的“贵族精神”。放眼全球，保留皇室的英国尚有封爵传统，法国则主要是从大革命之前一直延续下来的贵族家庭，二战后取消华族制度的日本也仍有武家末裔传承。
可是中国，近世中国有过贵族吗？有人认定这个阶层千年之前就已消亡，也有人打捞着史海钩沉，试图找出那些或明或暗的身影。
唯血统论
贵族阶层是否存在，关键在于当时社会对于血统与出身的态度。
毋庸置疑，古代中国曾有贵族阶层。春秋战国时代里的某某公、某某侯、某某伯，直至某某君，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都是贵族。他们有着保家卫国的责任，有着宁死不辱的荣誉感，有着“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要求，纵然未必是精英，却从出身上就被人高看一眼。
例如孔子，殷商王室后裔，祖上是死于国难的宋国大司马孔父嘉。他17岁那年，虽然家境贫寒，尚无官职，却被鲁国高官孟子评价道：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即便不做国君执政，也一定会有德才显达的人出现，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年少好礼，他不就是所谓的德才显达的人吗？
然而彼时的贵族阶层是脆弱的。同是封（土）建（国）制度，后世的欧洲贵族靠领地与财产立身，先秦的中国贵族靠的却是接近中央权力。昔日孟尝君的父亲田婴受封齐国薛地，想要筑造大城，却被家臣提醒不要发展私家势力：如果您能长久得到齐国的庇护，何需兴建薛城？如果您失去齐国的亲信，纵然薛城高可接天，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的辉煌时代终结于秦皇汉武的强力中央集权，六国后裔或被杀戮或遭流放，汉初功臣也或遭清算或被除爵。毕竟，专制的帝王需要的是奴仆，需要的是“如臂使指，莫不制从”，奴仆或指头太大了，未免不好操纵。
贵族们的第二个辉煌时代始于汉末，兴于魏晋，门阀制度带来了累世公卿的局面。东汉时期选士，先看族姓阀阅，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常常能获得优先。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品定之权交付在政府的中正手里，本意是改变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物、影响选举的局面，却仍然阻止不了中正评定时看重家世背景的情况。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由此而来。
当然，士族的兴盛并不仅仅因为掌握了人脉，也在于垄断了文化资源。当时书籍仍属稀缺之物，较之平民百姓，藏书丰富的世家之中自然容易诞生人才。东汉末年，中原世族颍阴荀氏，一门八子俱有令名，人称“荀氏八龙”;江东世族吴郡陆氏，从陆逊到陆抗，再到陆机、陆云，也是人才辈出。到了晋代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不仅仅把持了一时朝政，也留下了千古文名。
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唐宋之后的印刷术，结束了世族对教育和选拔制度的控制。于是在唐朝最为尊贵“五姓七望”之后，再也见不到长久繁盛的贵族世家，阶层流动日益频繁，唯血统论逐渐失势……
那是中国最后的贵族，后人这样说。
教化代替血统
“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如此说道。诚然，近代以来，教化开始取代血统，成为贵族的标志，欧洲如此，中国亦然。
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清代以来的文化领域，就会发现，那些熟悉而响亮的名字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贵族，不再因家财万贯或是权势熏天而为人熟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以文化成就垂名。
世家身份，对于这些文化名家而言，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心底的自豪感，和对己身的更高要求。
在谢晋导演位于绍兴上虞的故居里，留有多块写着“东山谢氏”的牌匾，其中一块为余秋雨所题。据余氏回忆，直到谢晋请他题字，自己才将“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那是谢安、谢灵运的谢氏，那是“东山再起”“旧时王谢”的谢氏。老导演不常谈及出身，但他内心却一直以此为荣，还曾到东山登山祭祖。
类似的，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海宁查氏，民国教育家查良钊、诗人穆旦（查良铮）都是他族兄。海宁查氏兴盛于康熙时期，号称“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却在雍正朝经受文字狱的重创，幸而未遭灭门，到乾隆时期又逐渐恢复，一直延续至今。金庸在其武侠作品中多次提到海宁与查家先祖，甚至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选作《鹿鼎记》通篇的回目名称，心中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可见一斑。
除了上述这些家族，还有新会梁氏（梁启超、梁思成），义宁陈氏（陈宝箴、陈寅恪），德清俞氏（俞樾、俞平伯、俞正声），无锡钱氏（钱玄同、钱三强、钱穆、钱伟长、钱基博、钱钟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背后，都有着家族数百年的时光沉淀。单看查氏一家，就有澹远堂、双遂堂、查浦书屋、得树楼等多座家族图书馆，金庸曾说：“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
写到这里，很难说本人毫无欣羡之意，但更多的，还是望着这些名字时，心中升起的一股文化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