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外文学评论界都对“硬汉”形象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分析阐释。阳刚之气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美学情绪，阳刚之美又成为了八十年代以后的主要的美学倾向，“硬汉”形象的塑造更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时尚。本文特选取了作家莫言作于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余占鳌和作家都梁作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两个典型的“中国式硬汉”作为代表，避开硬汉身上的兽性或匪性，而将目光投聚到硬汉身上的人性光环，反映出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性之美。
关键词：“中国式硬汉”；阳刚美；人性美；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硬汉”形象近年来频频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说起“硬汉”，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那些面对艰难的人生不消沉、不退却、冷峻地与命运抗衡着的坚韧斗牛士、拳击手、渔夫和猎人，尤其是他在《老人与海》中塑造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将“硬汉”形象推至最光辉的顶端。
文学是人学。莫言笔下的余占鳌与都梁笔下的李云龙虽异于常人，但他们终究还是一个大写的“人”，所以关于他们的人性讨论是不能避开的。人性有善恶有美丑，我在这主要集中在人性的美善一面。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深入解读，我将他们的人性美善归于一点“重情重义”。而这里的“重情重义”主要表现在这两个“硬汉”的执著的爱情观和浓烈的兄弟情谊。
“爱情不仅反映着人的自然的情感欲求，也反映着个体独特的情感方式、性格秉赋以及对人生的体悟，虽然他同时也映射着一定历史阶段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但爱情毕竟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情感，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3余占鳌与李云龙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余占鳌因抬轿的机缘遇到了戴凤莲，便一见倾心，他敢在戴凤莲回娘家的途中野蛮粗鲁地劫持戴凤莲并在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与戴凤莲“野合”，而李云龙为了和田雨结婚，敢在未来岳父面前使用强硬逼迫的方式，“站在院中，直到未来岳父同意”。这些都可表现这两个汉子对爱的执著和坚持。但细细比较发现，余占鳌对爱情的追求过于冲动，生理上的欲望占了上峰。而李云龙身为一个军人，他的理性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较为突出。李云龙经过田雨的一番照顾之后，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和田雨在一起，对此，他在伤势愈合准备离去之际，向田雨表明所有心意，让田雨自己选择，选择的最终权力在田雨手中。理性和对女性的尊重的差异，应当是两个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地位背景不同造成的。如果两部小说中对这两个汉子的爱情仍以“美女配英雄”这个单一模式，那么故事便不精彩了。所以，作家故意安排了另一段曲折富有悲剧色彩的爱情，给两个“硬汉”注入深情的眼泪。余占鳌爱上了戴凤莲的使女恋儿，从而使其与戴凤莲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后来日军侵入咸水口子，一群日本兵轮奸了恋儿，还用刺刀挑了他和恋儿的女儿，为此，余占鳌痛苦万分，聚集起一支队伍抗日，为心爱的女人复仇。李云龙也有相仿的片段。他在认识田雨之前与一个叫秀芹的姑娘结婚。结婚当晚，日本特工队偷袭，屠杀了赵家峪的村民，还劫持了秀芹。为了报仇，李云龙不顾上级，独自带领独立团攻打平安县城。这样的举动魄力更彰显了两个男主人公对爱的执著。两位主人公的这段爱情最终都以悲剧为结局，两个“硬汉”的痛苦和内疚虽寥寥几句，但足以体现他们的侠骨柔情。
除了爱情，余占鳌和李云龙在兄弟义气上也流露着深沉的柔情。余占鳌看到罗汉被当众剥皮之后，气愤地拉起队伍为罗汉报仇而李云龙得知自己的警卫员被土匪杀害后，痛苦万分，“吓得旁人以为他要哭死过去”，然后不顾一起地为兄弟报仇。赵刚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而自杀，李云龙的精神殿堂顿时崩溃，“痛苦的哀嚎，犹如受伤的野兽”，侠骨直肠，涌流深刻的战友生死情。李云龙的“直”与余占鳌的“忍”都将“中国式硬汉”的柔情一面表现了出来。
两部小说对男主人公“重情重义”的笔墨是万万不可省去的，这些都无疑是植根于人性觉醒基础上的一种现实情况，是一种对真情自然的流露。只有对“中国式硬汉”的“重情重义“的细致刻画，才能使读者觉得他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酸甜苦辣，他们身上照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这亦是”中国式硬汉“的独特气质和个性，也是中国式硬汉阳刚之美淋漓尽致的展现。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我们家的男子汉[N].文汇报，1985年4月15日
2、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3、管宁.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J]. 福州：东南学术，2001.（5）.8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