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带的？毁了就毁了，烧了就烧了，命里该着。人间第一大事，是安顿你的身体的问题。”
咬着一小时内第10根烟，老树摸了一把自己发青的光头，笑得有点神秘：“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我画了仅仅是画了而已。”
所谓“毁了就毁了”，指的是他设在中央财经大学地下的个人工作室。近百平米的空间，满满当当都是他多年的积累，却不像被精心照管过。推开门，就看见上方的空调正淅淅沥沥滴着水。迎面的几个大书架摇摇欲坠，塞了不少主人早年编撰的大部头;他亲手烧出来的瓶瓶罐罐紧邻其侧，其中几个香炉的把手都磕断了。转过来，一整套的影棚器材摆在原地还没收，相机孤零零杵在三脚架上。
这位传媒学院教授―兼书画家、摄影师和评论人―便喜滋滋站到这点空当旁边，琢磨起没画完的“游春图”。宣纸上，几条大头鱼叼着娇艳的春花，笑得正得意。
53岁的老树常常梦想，在这个晨昏不辨的小天地待上一整天;拍拍照片、摆弄瓷器，或者用那些10块钱能买3块的杂料，再刻上两枚类似“九浅一深”的重口味闲章。
当然，更多时候他在画画。除了山水风物，他最喜欢描绘的是一个没有五官、像他自己一样光头的男人。深受微博粉丝喜爱的后者，总是穿着长衫，在变换的季节里做着或情趣盎然、或匪夷所思的事。比如，靠在光秃秃的大树上冥想抑或是挎着**立在墙下。
买了冰箱，就是幸福
1979年，老树从老家潍坊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赶上了“新三届”的尾巴。第一个学期里班长搞课外活动，带着大家看了一次国画展。老树就给震住了。“一进门迎面就是徐悲鸿的一匹马。那时候资讯不发达，什么都看不到，突然看到就看傻了。”
他回来就开始画，第一件“作品”，是临摹入学时人手一个的搪瓷脸盆的盆地。那上面有两只红色的金鱼。他就用铅笔描了下来。
那时穷，一学期22元的助学金，除开生活杂费，就算全拿去买纸笔墨也买不上什么好的，画画主要还得靠“糊窗户的高丽纸”。偶尔有的剩，就可以买肉吃。学校食堂2毛的菜里边就能有肉了。老树两眼放着光，撮着手指比划：“那红烧肉上面的毛这么长，我们一般就拎起来，这么吃。”
饿得难受时，他叫上朋友去偷过人家田里的地瓜;精力过剩时，他就打架―不仅自己打，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后还率领学生去打。在贫乏的岁月里，他“老觉得有一身的能量，但是无处施展”;但同时他又渐渐明白：“没有一个可以依傍的东西，那个施展是无效的。”
依傍什么呢？他的同辈人刘小枫在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写过，“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折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感觉”。
而对老树来说，这段话中的“叙事”，或可替换为“画画”。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他跑遍京津访问名师、不懈临摹，有时一天甚至能画十来张。他临摹的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朋友一看都说像。可一路画到1983年来北京任教，他却越来越怀疑作画的意义：画谁像谁，那我自己呢？我自己的表达在哪里呢？
老树在24岁时结婚了，从文艺青年的随性生活中转身，他担起了“男人的责任”。他不画了―或者说，不为自己作画了。为了养活一个家，他给别人做过广告、陶瓷、木刻、油画。在那个肖鲁向自己的作品开枪、顾城吟诵着“我们看不见最初的日子”的时代，所谓“艺术”，成了老树与现实之间互相成全的方式。
3个多月后，靠着卖出3张木刻版画，他美梦成真了。在从工厂仓库把冰箱拉回家的路上，他蹬着三轮车，觉得“好幸福”。“生活原来是非常具体的，不是像画画那种做梦。生活必须认真应对。”但后来他又想，也别太把生活当回事，应对完就完了。
在那篇曾引发热烈讨论的《你老去西藏干什么》中，他写道：“说到底，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你把自己摆平了，这世界还有什么摆不平的？”
时间过得很快。仿佛是一瞬间，女儿成年了，老树年过40了。日子渐渐好过了，直到父亲病了。 肉身不存，你思想什么
2007年，嫦娥卫星升空，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老树的父亲被查出了胃癌。
对老树来说，关于那一年世界大事的记忆几乎都消失了。唯有那种焦急而莫名困惑的心情，至今依然鲜明：这事怎么就让我家摊上了？怎么能呢？
手术前，医生讲了最坏的情况，连麻醉不好都有终生痴呆的风险。父亲进手术室的前一天，老树直到两三点还在辗转反侧。“说白了很郁闷，想干点什么事情。”干什么呢？鬼使神差地，他找出两支“破毛笔”、一张“破纸头”，就着瓶底的残墨随便画了点什么，扔开倒头就睡。
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为了自己画画。
父亲的肿瘤已长得有玉米粒般大，最终医生不得不把大部分胃都切除。现在老树说起来，还弯起手臂做了个“提”的动作：“当时大夫拎一个塑料袋，就蹲在地下给我看，看那个黏糊糊的三分之二的胃。”
万幸，手术成功了。隔了几天，老树回头找出那张纸头：自己那一夜到底画了什么？
原来就是一个颇有民国风范的长衫男人，独自靠在一棵树下。画面很宁静。以前他从没画过这个。
为什么肉身最焦灼的时刻，笔下却是这样的表达？老树看着，马上就想起20年前为什么放弃画。“当时最大的原因就是阅历不够，画不出自己的面目来，画谁的就像谁;后来我想谁都不像，这个对于一个画画的来讲是很辛苦的。”
苦寻多年后不期然找到了自己的符号，一直思慕民国风范的老树再次感到“好幸福”。他觉得自己可以这样画“第二张”，却一发不可收拾。笔下除了一时的意境，还出现了他一直崇尚的古今交织的意境。长衫先生的身边，也有了牛仔裤、飞机、浴缸甚至电脑。
与此同时，生活继续着，并没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树身边的人和事来了又去，有的带来惊喜，更多却是无奈。
有时学生中间好不容易出了个有天赋的，“巨会学习”;做老师的“恨不得脑子里所有的东西掏给她”，结果人家家里早就铺好了路。老树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毕业，回老家做了公务员。
有时院系要求他“担担子”，上任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他“捏着鼻子”干了两年半后，因苦于应付无穷无尽的会议和批文，坚决不干了。
每天下班以后，到了八九点，他也许能有点时间画画。可自从“老树画画”的名号火了以后，求画者也蜂拥而至。有人提的要求，老树觉得“我活1000岁都满足不了你们”。可人情要还，日子也还是得过。
老树则早已决定与这些不满和谐共处。“在每个时代，有点觉悟的人都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后来发现，个体与时间、空间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和焦虑感将始终存在。我开始慢慢享受这种感觉。人得有点焦虑、有点紧张，如果说一切都很舒心，就没意思了。”
说起这些，他重重地捻灭一个烟头。“肉身不存，你思想什么，你抒情什么？”
中央财经报社副总编辑苗福生如此评价：“老树画画，画的就是自己。……这恰真实地传递了老树的当下状态，从喧哗与骚乱的外面世界，回到了自己逐渐安顿下来的内心，正如杨绛先生百岁感言写到的：最后发现，这个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采访结束后，记者翻了翻桌上的月饼包装盒，发现距离保质期已过了几个月。老树凑过来看了一眼，有点惊讶：“前两天吃了一个，感觉还不错。”
再次露出那有点神秘的笑容，他没有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