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前学界对于萧衍文学观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萧衍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尚功利、主质朴，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学观，是裴子野、刘之遴等复古派依附的对象。另一种观点是对这种传统观点地修正，在肯定萧衍文学观有着复古守旧一面的同时，又注意到萧衍对新声俗乐的喜爱以及对消闲装饰文学地推动等方而，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各派文学思想都可以兼容。笔者认为萧衍文学观中重政教、尚雅正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政府公文和朝廷典礼上，对于诗赋一类的非实用性文学作品仍然十分重视其辞采的关丽，这与当时主流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应该过高地看待萧衍文学观中复古守旧的一面，甚至将之视为复古派的领袖。
一、萧衍的复占文学观:要体现在实际场合
学界认为萧衍文学观中存在复古守旧的一面主要依据以下几点:第一，萧衍对复古派代表人物裴子野颇为赏识。第二，萧衍斥责了为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徐搞。第三，萧衍提倡雅乐，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第四，萧衍提倡雅正的文风，多次在公开场合夸赞辞义典雅之作。第五，萧衍不好四声，与永明以来的新变思潮不符。下而对这些问题逐条辨析。
萧衍对裴子野的赏识主要见于《梁书裴子野传》:
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救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口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救为书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救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
裴子野受到萧衍的赏识是由于他北伐檄文的写作。这类文章要求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文心雕龙檄移》)，正适合裴子野的典正文风。而萧衍对裴子野的赏识也仅局限于政府公文的写作方而:裴子野的檄文得到萧衍的充分肯定之后的结果是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包括檄文在内的政府公文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类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其实用功效，这正与裴子野极端重视文学社会政教功用的文学观相合。因此萧衍在政府公文写作方而器重裴子野，并不意味着对其文学观念的全而肯定。
萧衍对徐搞的批评主要见于《梁书徐搞传》:
搞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搞兼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搞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搞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搞加让
这里的宫体指得是教命文书一类的政府公文。徐搞在萧纲身边担任的主要是有关公文写作的职务，在萧纲总戎北伐时，教命军书，多自搞出，并在萧纲成为太子后又继续兼掌管记。结合上下文，这里的搞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当指得是徐搞的公文写作。而萧衍发怒针对的也正是这种兴盛于东宫的公文新变文体。如前所述，政府公文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其实用功效，适合裴子野等人庄重典正的文风，而徐搞却以绮艳的新变文体写作公文，号为宫体，自然会引起萧衍的不满。可以说萧衍对裴子野的赏识和对徐搞的批评正是一体之两而，都是针对政府公文的写作，不应将之扩大为对萧衍整体文学观的认识。
萧衍提倡雅乐，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主要见于《隋书音乐志》和《梁书萧子云传》的相关记载。《隋书音乐志》: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肤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痞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
《梁书萧子云传》:
(萧衍)救曰:郊庙歌辞，应须典浩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外谬。子云答救曰:约之所撰，弥复浅杂。《雅》、《颂》前例，于体为违。
这两则材料皆事关朝廷音乐礼制的建设。萧衍下诏求古乐口的在于通过搜集古代音乐礼制的相关资料来纠谬补阔，以制定梁代的音乐礼制，是新王朝建立后制礼作乐的政治举措、)而后一则材料则是关于郊庙歌辞的写作问题、)郊庙乐本来就是依据儒家诗乐理论用来祭祀上天和祖先的雅乐，是朝廷音乐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萧衍提倡雅乐，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朝廷音乐礼制的建设方而，亦不应当单纯地根据这一点来推断他的文学观念。
萧衍夸赞辞义典雅之作主要见于《梁书江革传》和《梁书陆锤传》。《梁书江革传》:
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高祖深赏叹之，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
《梁书陆锤传》:
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锤才，乃救撰《新漏刻铭》，其文甚关。又诏为《石阔铭记》。奏之。救曰:太子中舍人陆锤所制《石阔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郸献赋，赏以金帛，前史关谈，可赐绢三十匹。
江革被萧衍称赞为辞义典雅的作品是他受命写给袁昂的书信，而这书信是出于劝降对方的实用性口的，性质与裴子野的北伐檄文类似。萧衍在赞赏江革的这篇文章后让他与徐勉一同主掌书记，显然是对江革公文写作方而才能的认可。陆锤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可见其与朝廷礼乐制度关系密切，与一般无关政教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且铭本身的文体要求也偏向于典雅，陆机《文赋》铭博约而温润、《文心雕龙铭篇》义典则弘，文约为关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以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萧衍提倡雅正的文风似乎也有所不妥。
至于萧衍不好四声，与永明以来的新变思潮不符最多只能说明他对永明体不感兴趣，这更多的是个人文学风格的喜好问题，并不能说明他的文学观是重视政教功用，尚功利、主质朴的儒家复古文学观。
一、时人普遍认同实用性文的典止文风
齐梁之时，人们对实用性的文章和非实用性的文学作品的区分日益清晰，文笔的辨析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各家对文笔的具体表述可能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文主要指以诗赋为代表的非实用性的文学作品，笔主要指诏令移檄一类的实用性文章。当时人们对这两种不同性质文章的看法和要求并不一样。对于在现实政治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实用性文章，人们普遍认可其古雅质朴的典正文风。
如《诗品中品序》: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里虽然主要谈得是诗歌的用典问题，但同时体现了钟嵘对于诗歌和实用性文章的不同看法。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些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文章，钟嵘认为它们应该多吸取经史典故以保持古雅的风貌，并与吟咏情性的诗歌区分开来。《文心雕龙》从《诏策》第十九到《书记》第二十五论述与政治相关的各类实用性文体，正是钟嵘所谓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些文体也基本都要求典正的文风、)除了前而已经提到的檄移外，《诏策》篇要求皇王施令，寅严宗浩《封禅》篇要求树骨于训典之区《章表》篇要求志在典漠、必雅义以扇其风《奏启》篇要求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议对》篇要求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宇不妄舒其藻《书记》篇要求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宇则义，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又在《定势》篇中总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即使被认为是新变派领袖的萧纲在其著名的《与湘东王书》中也指出: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承认了儒家经典古雅典正的文风适用于朝廷的典礼仪式。此外萧纲在批评裴子野了无篇什之关的同时也承认他乃是良史之才，并指出当时文人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也就是说萧纲认为裴子野这种质朴的文风也有其长处，适合于史传一类的实用性文章。由此可见，萧衍在实用性很强的政府公文和朝廷典礼上体现出的对典正古雅文风的推重并非他个人独有，而与当时的主流看法一致。
二、萧衍对于诗赋十分币视辞采
萧衍对于以诗赋为代表的非实用性文学作品并不强调其政教功用，而是颇为看重辞采的关丽。《梁书袁峻传》: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耀。又《梁书简文帝纪》: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而试，辞采甚关。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这在萧衍入梁之后组织的大量文学活动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梁书丘迟传》: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关。《梁书谢征传》: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关，高祖再览焉。《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关。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由此可见，辞采是否关丽是萧衍评价非实用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这与裴子野等人的复古文学观有着根本的不同。总而言之，萧衍文学观中重政教、尚雅正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政府公文和朝廷典礼上，对于诗赋一类的非实用性文学作品仍然十分重视其辞采的关丽，这与当时主流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应该过高地看待萧衍文学观中复古守旧的一面，甚至将之视为复古派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