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这一阶段的家庭伦理电视剧面对激烈的影视市场竞争，始终继承着我国家庭伦理电视剧对人伦情怀的演绎传统，推陈出新，在竞争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在提高中提升，使这一阶段家庭伦理剧创作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更成熟，并突显出许多独特的创作个性。
2创作背景
首先，关注家庭生活问题，充当了口常生活的先锋。人们在口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被搬上荧屏，当人们的幸福感流失，人们需要对幸福迫切追溯时《老大的幸福》应运而生;当大龄剩女问题困扰家庭生活时《钱多多嫁人记》和《李春天的春天》随之亮相;当婆婆和媳妇整天是大打出手困扰家庭时《媳妇的美好时代》完美地呈现了人伦之和的婆媳关系。
其次，人伦关系趋于多元化。不同出生背景、生长环境和地域的人伦个体之间必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别，还体现在生活境遇、职业、身份、婚姻、情感上，他们都被列入家庭伦理电视剧的表现范畴。
最后，社会的进步带来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家庭问题，这为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连绵不断的生命力。但是随着这一阶段家庭伦理电视剧数量的骤增，不乏一些粗制滥造、质量下乘的作品产生，2011年展现婆媳大战的家庭伦理电视剧齐聚荧屏一一《婆婆来了》、《媳妇是怎样炼成的》、《当婆婆遇上妈》，《和婆婆一起出嫁》、《我的婆婆我的妈》、《拿什么满足你，我的婆婆》等几十部粗制滥造的婆婆剧，人物形象的雷同化，剧情的简单复制、粘贴，大大降低了自身的审美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和社会变革的开展，婚姻家庭生活文明进步的同时又有多种因素和矛盾冲击着家庭的稳定。随着家庭、家庭伦理关系、人伦关系的转变，人们的伦理观从一元走向多元，家庭道德、伦理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过去的评判标准己经发生了质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由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观转变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婚姻自由和性的开放，使家庭危机和信任系数在降低，家庭面临着崩溃的边缘，从而繁衍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利益和权钱地位成了评价人成功与否的标准，金钱沦为了婚姻交易和择偶的参考系数。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是婚姻家庭围城中丧失自由和平等的奴隶，婚姻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妇之言的基础之上。在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夫为妻纲一一丈夫统治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天，妻子必须完全服从丈夫;多妻制被认可，丈夫续妻被认为天经地义，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女人;丈夫有出妻之特权。妻子必须要坚守好女不嫁二男的忠贞思想，如果让男子不满意了，可以体妻，所以女子必须以屈辱的人格维系婚姻。
3结语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其中规定了男女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为无数追求婚姻幸福的人带来了希望的青鸟。结婚自由是指结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对婚姻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和与谁结婚的决定权，只有在自愿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和维护结婚自由的权利。离婚自由让那些无法再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有了彻底的自由。女性也有了主动终止不和谐婚姻的权力，这种自由对女性来说，是一次大解放。离婚自由可以使夫妻双方从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使被压抑的感情得到充分解放，使个体获得无限自由，从本质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旧社会，离婚率一直比较低，婚姻关系一直处于持久而稳定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伦理限制和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婚姻持保守的态度。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道德伦理观和婚姻观的影响，人们不再视离婚为可恶和羞耻的举止，人们更加重视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从而造成我国离婚率激增的局面。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不能摆脱必然性的制约，不能超出必然性所限定的范围去寻找自由，这就是人的自由的限度。自由并不是绝对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是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享有的自主权。如果自由超越了限制的范畴，则是一种放纵和肆虐，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了。一些不重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往往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来追求一己私利，情人、第三者的频频出现，由此造成了家庭的瓦解、婚姻的破裂甚至形成许多家庭悲剧。离婚虽说一定程度上是对感情破裂婚姻的解放，但很多人以此为理由来放纵情感、忘却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婚姻家庭关系不断受到强烈冲击而越来越不稳定，家庭不稳定从而引起了老人如何赡养、单亲家庭的儿童教育以及继父(母)虐待儿童等一系列棘手又痛心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