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6号线的北海北站，站厅工作人员、地铁口嗑瓜子闲聊的老人，都能熟稔地为路人报出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的出口、方位与步行时间。秋日的下午，地铁上乘客不多，但几乎每一班都有人风尘仆仆地下车，然后奔向北大医院。
在吸引普通市民患者前来就医的同时，北大医院肩负着全国最大比重供给党政高层干部的医疗服务，每天到医院就诊的党政机关司局级及以上干部达300余人次。
如此，这家与中南海一街之隔，但又为泛舟北海公园湖面的普通市民赫然可见的医院，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下，展示着她的最佳状态。
“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该受到礼遇。”这是医院门诊大楼中央的铜牌上刻着的一段话，既有热情欢迎的姿态，又有“客随主便”的淡定与稳妥。
这段话的作者正是北大医院现任院长刘玉村。2006年，刘玉村就任院长于北大医院陷入低谷之时，他当时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将这辆下行的火车推到上行的轨道上来”。8年过去，他微笑着用深厚的嗓音向《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说：“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从78级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士，到我国第一位外科临床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从2002年就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到2005年荣获“全国十大教育英才”称号，再到2006年重返北大医院任院长至今，并在201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刘玉村当之无愧地成为拥有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医院管理专家与社会活动家四重身份的“集大成者”。
日前，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在接道出了他成长经历及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词。
关键词一：家
刘玉村很喜欢家人为他取的这个名字，他说：“‘玉’代表温和、润滑，‘村’代表了质朴。”农村出生长大，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刘玉村能在18岁成为78级的大学生，他感慨，“这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刘玉村祖父辈是地主，大家庭“非常讲礼教，非常传统”。在他记忆里，父母从没吵过架、红过脸，而六个兄弟姊妹之间甚至都没有过言语冲突。尽管在那个年代，他被归为“黑五类”，在学校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只是科代表，但他庆幸自己成长在一个如此和睦、尊师重教的家庭。
“从小各科成绩都不错，父母也鼓励自己坚持读书。”1977年，停废了11年的高考恢复，刘玉村搭上了这班车，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刘玉村和同学们体会着“天之骄子”的感觉。镌刻着“北京医学院”的校徽，他们平时不戴，而只有在走出校门参加活动时才戴。“看着旁人投过艳羡的目光，大家收获了极高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刘玉村说，“也正是肩负社会的期待，大家在学习上都异常积极向上。”
“学生想学，老师也想教。”他回想当时学校里的氛围：老师在校园里遇到学生，忍不住都要提几个问题，一问一答间，时间悄悄过去，“大家都忘记了出门要办的事情。”
在北京医学院，刘玉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1983年，留校在北大医院普通外科工作，刘玉村从此融入了“北医”这个大的家庭。
他在这里成功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他在北大医院寻得佳偶，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很难不把医院、学校当成自己家。”他感慨地说。正是这种对“家”的使命感促成了他职业身份的重要转换，即从一名医学教育家过渡为一名医院管理者。
刘玉村热爱医学教育，累累硕果也证实他的教职生涯正蒸蒸日上，但北大医院的发展陷入了“深深的谷底”，他无法袖手旁观。
学科、人才梯队上，“青黄不接”是当时的写照。“作为中国第一家国立医院，北大医院曾人才济济，学科地位也十分显赫，但保守的文化未能给中年骨干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医疗机构市场竞争环境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一批老专家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学科带头人未能承接上。”刘玉村如是介绍。
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大医院纷纷扩充地盘的同时，北大医院却无从效仿。“北大医院正好处在皇城保护区，交通不便利，所有建筑高度不能超过9米，没空间，医院规模就上不去；没规模，效益就上不去；没效益，医生心气就上不去。”刘玉村说。
而2004年的一次意外事故，直接将北大医院拖入谷底。8月4日，医院内部幼儿园即将关闭，十多个幼儿（全部为医院职工或临时工的子女）被一名精神病患者砍伤。事后因赔偿问题，医院领导层和普通职工之间、领导成员之间互相抱怨、不满，人心涣散。随后医院管理上的放松，医疗安全、医疗质量等各种问题频频出现。
2006年，医院领导班子面临换届。“人们翘首以待，热心的‘民间组织委员’也炮制出数个院长版本。”刘玉村笑言，“或真或假，但我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不希望医院继续走下坡路。”当务之急，刘玉村主动找到北京大学医学部领导，一番言之凿凿的利弊分析，让领导支持了爱将的选择。刘玉村重返医院，踏上医院管理新征程。
关键词二：医
刘玉村与“医”结缘，起始于自己15岁那年得的一场“大病”――急性胰腺炎。“住院的45天，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与入院、生与死；也感受到了医务人员的细致与崇高，救死扶伤的伟大。”刘玉村肯定地说，“正因为这场差点没让我死掉的大病，我学了医。”
医院管理篇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伴随他成长的这家医院，最为珍贵的财富是什么？那就是作为第一家国立医院的深厚文化底蕴。
“先文化，后经济”的路线定好后，他重释医院“厚德尚道”的院训为“厚道”，院长与医院职工之间，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大家彼此“厚道”相待。他连续三个月，每周三次召开职工座谈会，“让大家把该说的话说了，剔除心中的‘刺’”。他带着几十人的医疗队到山西等地下乡义诊，这在医院历史上十分罕见，也吸引了包括中央媒体的关注。媒体宣传让医生们找回了曾经的自信，科室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因义诊增加了交流机会，人心得以凝聚。
2007年，他履职一年的成绩显著，北大医院全体医务人员面貌焕然一新，一支和睦、有底蕴的队伍让患者重拾对医院的信心。
越来越多的患者重返医院就诊，也使得医院的业务环境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建于1980年的门诊大楼破旧不堪，排队的患者快站到大街上。”刘玉村回忆时露出窘态，“我都不好意思去大厅，怕被患者拉着一直抱怨。”
“改三建三工作就此拉开序幕。”刘玉村介绍，在财政支持不能立刻到位的情况下，医院先用业务收入做了必要的改造工作。
位于府右街的医院妇儿楼改造工程，此前签定了承建方，但迟迟未能动工，且方案不能如现任管理层所期而变更。“我们咬牙掏了80多万的现金作为违约金，然后重新招标设计单位和施工方，彻底将大楼搬空、重新布置。”刘玉村介绍，如此这番下来，大楼得到了很好地再利用，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医院南边的科研楼，以往各科室都固定占有几间办公室、实验室，但利用率极低。刘玉村果断采取“彻底搬空”的措施，“不得罪任何一位科主任”，继而重新设置，引入国际通行的流动式科研管理机制，盘活了资源，提高了效率。
医院的门诊楼因耗资巨大，更显得“好事多磨”。医院几番上报申请重建门诊楼，但终获批复为“同意重建，经费自筹”。刘玉村不舍得把本属于员工的业务收益截流，只能暂缓。终于，筹建工作迎来转机。“全院员工工作做得好，上级领导有目共睹，医院门诊楼建设经费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刘玉村欣喜地说。
新门诊楼以安全、环保的理念建成，“急诊被分离出门诊楼；下午出诊时间结束后，整栋楼人员清空，出入口全封闭，空调全关闭。”刘玉村十分满意这栋新门诊楼“高端、大气、不奢华”的设计。
成功申请到院士保健楼项目，刘玉村认定为“医院品质的提升”。该项目落户北大医院，意味着不仅在北医系统，在全国同等级医院中，北大医院也就此不同。
位于北京大兴区，规划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南院区立项获批，刘玉村的着眼点则落在了他多年对医院重大科研成果的期许上，这里两倍于主院区的体量，将充分容纳高精尖的科研场地。
“文化为灵魂，硬件为依托，管理为手段。”刘玉村如是总结他的医院运营之道。继“厚道”的院训阐释之后，他提出要做医疗界的“水准原点”。
水准原点是一座由花岗岩砌成的小石屋，和北大医院渊源颇深。1915年，它和北大医院同时诞生，后又坐落在医院府右街院区内，曾是计算测量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海拔高度最原始的基准点。
在刘玉村看来，它是昭示医院文化精髓和内涵的最佳载体，“我们追求的正是成为医疗行业的水准原点。”
“水准原点”趋向日益显现。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管所对医院做的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调查中，北大医院的门诊患者满意度在北京所有的综合医院里面排第一名；住院患者的满意度在全国51家参与调查的医院中排名第二，综合医院中排名第一，护理排名全国第一。
医学教育篇
谈及未来，刘玉村坦言，医学教育家在他看来是理想中的职业。“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一个场景，就是在北大医院的教室、病房、楼道里，有一位老者，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学生，在认真地说着什么……这位老者就是将来的我。”
2002-2006年，刘玉村就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担任主管教育教学的副主任。期间，他荣获北京市和北京大学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全国十大教育英才奖等殊荣。而他的教学天赋早在青年时就已崭露，1995年，他获得首届北京市高校讲课比赛一等奖。
刘玉村不止一次地向媒体坦露，假如有一天他不当院长了，希望能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带出一流的学生，延续教书育人的快乐。
对教育、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一往情深，早在刘玉村少年时期就埋下了种子。他深情回忆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生涯，因为出身不好，受了太多的冷眼与不公平待遇，但“总是能遇到好的老师”。他们“不关心孩子的出身，只当其为自己的学生，用心、耐心地教。对勤奋爱学的学生，他们会加倍地用心。”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刘玉村在教师的岗位上也全心地为学生奉献着。他的一位学生曾写道：他讲课从不用课件，但一贯精彩，气度洒脱的他从容地用临床实例甚至是亲身经历，引人入胜地让听众领会到所讲内容的精髓。他不拘泥于传授知识，从他那里我还能学到如何解决“爱心与私心，责任与本能，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如何将医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发挥到极致。
将人文精神注入医学教育，研究医学教育的发展规律，这两方面正是刘玉村对重返教育领域的规划。他曾经在北大医院为新入职的医务人员举办“白衣加身”仪式，让初出校门的毕业生明白：踏入医院入职这一刻，白大衣于他们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他说，“在学校，穿白大衣时往往是做实验，意在保护自己；而在医院，穿白大衣的意义在于保护患者。”
独特的创意，反映的是刘玉村在医学教育上的独具匠心。他已经是优秀的医学教育家，也必将是伟大的医学教育家。 关键词三：社会
2013年，刘玉村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他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增添了醒目的注脚。“跳出本位主义，从国家大局、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构筑行业与社会交流的桥梁。”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2014年两会前夕，医患关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刘玉村作为医疗界代表，在会议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言辞恳切、动情感人。他首先代表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向媒体和人民群众表态，“医务人员这支队伍是一支有素质的、有担当的队伍，请广大人民群众放心。”同时他期待在现有体制下，大家都多一些的宽容与包容，“医生与患者的身份随时可能相互转化，医务人员也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
医患关系之外，医疗行业中的热点问题，诸如特需医疗、分级诊疗等，刘玉村从不吝于通过媒体分享自己的观点，以资深行业领袖身份引导舆论走向理性。
作为政协委员发言，刘玉村更加慎重。为了一次发言，他往往花大量的时间浏览资料、搜集资料，事无巨细，连最后脱稿时的表情、语气都有讲究。
这是份繁琐、费神的工作，有同事看他太辛苦，提出帮忙，却被他连连拒绝。“问题背后的起因、案例分析、对策解读，我若自己没有领会理解，只是照稿朗读，又怎能给别人讲清楚，那么我的发言就毫无意义。虽然很累，但这是我的责任。”
刘玉村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远不止起始于担任政协委员。2006年，他带领北大医院医疗队下乡支医，回来即向相关主管部门写信畅谈感受，并建议医疗机构体系改革应“抓两头，放中间”。
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一直为舆论诟病，认为“有损医疗资源享有的公平性”。但刘玉村通过主流媒体表达特需医疗“借富济贫”的特殊意义。“通过保留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可以保证高水平的专家至少80%的时间留在公立医院普通门诊出诊，将更有效地维持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刘玉村如是认为。
而对时下医疗机构之间构筑医联体、创建托管关系的热潮，刘玉村出于责任感，更多地抱有谨慎的态度。他说：“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合作医院如果过多，那一定极为松散。合作必须对自己医院负责，对对方医院负责。如果精力不够，宁愿选择不做。”
反复考量后，北大医院即将启动与邯郸市中心医院的合作，为后者新建院区提供团队技术支持。“我们签订了5年的协议，希望能通过合作提升邯郸市中心医院新院区的服务能力，也锻炼北大医院自身的多院区管理能力。”作为政协委员的院长，细致、谨慎的行事风格将为合作“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