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者、书生、力工……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有这样一个大杂院、一方乐土，聚集着各种奇人。
其实，在郑州也有这么一些边缘“城寨”，它们屹立在城市的边缘。每个房间10多平方米，租金一天6元钱。这里的包租公、包租婆可比电影中的慷慨。这里有几千间集装箱房，下铺地板砖，窗口有防盗网，通上电既可照明，亦可启用空调，若需移动，吊车轰隆一响，第二天，家已挪移他处。
漂移的家里，住的是些什么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寻求答案，记者住进集装箱房，与这里的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你、我不知道的他们。
第一章 保安和他的邻居们
高铁站后是我家
“火车新东站，对，车就停在高铁站前的停车场，我去接你，我家就在后面，步行几分钟就到。”2013年10月10日来自平顶山舞钢的张洪涛热情地向记者发出邀请。
张洪涛今年38岁，在广州打拼了十多年后，开始在郑州“定居”，但他做保安月薪3000多元，显然不足以支撑他在郑州购房。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这个可以安家的地方。从新东站南侧两条长长的隧道穿过，几条新修的水泥路还在朝前延伸，水泥路边的杂树丛间，隐藏着一个集装箱公寓围起的小院，院门口的一间房墙上，只写了“烟酒”两个大字，“从这儿进，我家在最里边，烟酒店里住的是房东”，门口两只小狗热情地朝张洪涛摇尾巴，迎接主人的归来，“这是我们的‘公’狗――公共的狗，都喂”。
听到动静，妻子抱着两岁的儿子出来迎接，热情地说：“面条，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菜我正在炒，他们几个吃米。”张洪涛是郑州一家保安公司的小队长，手下有5个兵，他们主要负责高铁站附近几处隧道口的安全保卫工作。
张洪涛的家略显凌乱，进屋是一堆土豆，旁边是一个燃气灶，妻子既要负责照顾孩子，还要负责张洪涛和另外5名保安的一日三餐。
一块不大的木板将小屋隔成两个天地，油烟飘进后屋，两岁的儿子正坐在床上独自玩耍，他可能早已习惯了独处，见爸爸回来，并没表现出过多兴奋，甚至招呼也没打一下，但张洪涛还是兴奋地抱起他，硬生生用胡子扎了扎儿子粉嘟嘟的小脸儿。
这个小院共有20多间房，它们以前的主人是一群建筑工地的工人，但伴随着新东站的启用，这些工人纷纷移居别处，烟酒店的老板便整体租下了这些集装箱房，然后以每间每月300元的价格，再分租给像张洪涛这样的零散住户。
张洪涛等人的两间房，租金由保安公司承担，本来是一间做厨房，一间住人，但妻子的到来让张洪涛颇感为难，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在厨房里立块木板，隔出一片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天地。“你要想在这儿体验，就住隔壁房间吧，有的是床，你自己带床被子过来，我们的被子老脏。”张洪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
集装箱内的“战争”
为一双臭袜子，俩人差点打一架
“我警告你，再往我床上乱放东西，我统统扔了，这是最后一次！”推开虚掩的屋门，“战争”瞬间呈现在记者眼前，4个上下铺铁架床上，凌乱地扔着被子和衣物。
“发飙”的保安名叫杨现，来自禹州的他胳膊上还留着两条长长的疤痕，以前在瓷厂做技术工人的他，因为一次事故而不得不重新选择职业。来到郑州后，他做了保安，但他显然对集装箱内的生活还不太适应，“你看，你看，自己有床不放，非把臭袜子扔我床上，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
被杨现指着骂的那名保安，本来在床上被窝内坐着，既不吭声，也不还嘴，看有人进屋，他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揪住了杨现的保安服，“你再嗦，看我扇你！”记者与张洪涛赶紧上前拉开他俩。
“别闹了，赶紧把你们这屋打扫一下，记者要在你们这屋住，只要不嫌丢人，把你们都拍拍发出去。”张洪涛一边帮记者安排住处，一边调停着里面正在发生的“战争”。
这样的“战争”并非偶然，“经常的，有时打牌分钱不均了要吵，有时因为排班不满意了也要吵，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真遇着大事儿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一致对外。”张洪涛说，大事儿是他们在值勤过程中遇到的事儿。特别是到后半夜，有一些超高大货车非要从隧道内过，你不让他过，车上下来几个人就会揍人。无论刮风下雨，也无论天再晚，只要一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们几个穿起衣服就往岗点跑，“生怕我们的人吃亏，心可齐了。”
“得学着城里人咋生活呀”
夜幕降临，不远处的新东站灯火辉煌，从高铁上下来的旅客行色匆匆。高铁站的东南角，一座凌空飞越的高架桥即将竣工。高架桥颇似张洪涛屋中的小木板，同样隔出两个世界，一边是人声鼎沸的花花世界，一边是鸡鸣狗叫的恬静田园。
五名保安只回来了一位，有两名值夜班，另两名不知跑哪儿去了。回来的这位见记者进屋，穿着秋衣秋裤起来给记者掏烟，“正愁没人喷空儿（聊天）呢，连个电视也没有。”
烟酒店内，房东正与几名房客打麻将，张洪涛打得兴起，早把他的这个记者老乡扔到了一边。陆陆续续有房客回来，有几名电焊工住在一起，也是上下铺，没见洗脸，也没见洗脚，十几分钟后，屋子内的灯熄了，再走近门口，已有此起彼伏的鼾声传出。
9时40分，小院内最后一位房客回来了，那是54岁的侯玉兰，她在高铁站做保洁员，下午1点半上班，晚上9点半下班。
侯玉兰爱干净，脱去工装，换上便服，在院中的公用水管下，哗啦啦的，她开始用清水来冲洗满身的灰尘和疲惫。老家在安阳内黄县的她，家中还有几亩田地，老伴常文忠一直在家侍弄庄稼，她在城里做保洁。
今年3月，儿子在郑州南三环买了房，本来打算住在儿子家，但由于儿子买房按揭还欠银行不少钱，老两口一商量，干脆都来郑州打工吧，挣钱更快些。
侯玉兰把自己以前承包的一段路，“转让”给了老伴，自己去高铁站又找到了一份保洁工作，第一个月，老两口交过集装箱房租金300元，再除去生活费开支几百元，净剩3000多元。第二个月，常文忠又承包了一段路，“这样来钱更快些，儿子媳妇在城里供套房不容易呀，我们这些农村老人没本事，能帮一点是一点”。 集装箱房和玻璃窗都焊有防盗网，爱美的侯玉兰挂了两盆花在网上，洗漱完毕，她一边浇花一边说：“得学着城里人咋生活呀，要不然，过几年干不动了，真要搬到儿子城里的家中去，不适应可咋办？”
解手得绕一大圈
集装箱房不隔音，打完牌的张洪涛回来了，一墙之隔的那边传来清晰的脱衣上床声，再接下来，传出的是小夫妻的悄悄话，怕再接下来的声响更大，记者提前开门去解手，迷迷糊糊的杨现指着窗外说：“解小手，出去对着水管只管尿，解大手，出门朝左拐，得绕一大圈，就在咱窗户外的树林里”。
清冷的月光照在院中，院门口，一名西装革履的房客仍在打电话，身后是他的集装箱房，屋内的电脑仍在播放着二胡独奏，低沉的“流浪歌”如诉如泣，但却掩盖不住打电话的粗腔高调，“没关系，我说到做到，明天我就安排人把货送去，我们是大公司，不会不讲信誉的……”
从他身边绕过，记者朝集装箱房外围的一片小树林走，土路上落满了树叶，老远就能听到脚踩树叶的哗啦声，“妈呀！谁？”伴随着一声尖叫，一名身穿睡衣的女子从墙角闪现出来。“不好意思，我是洪涛的老乡，今晚借住在这儿。”目送穿睡衣的女子离开，在两只小狗的陪伴下，记者草草在树林间方便完毕，心惊胆战地回到门口。
穿西服的房客已打完电话，对记者的深夜造访颇感意外，他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职业，只说自己是搞“推销的”，但他对房东和刚刚进屋那名穿睡衣的女子，却谈兴渐浓：“房东也是打工的，以前是自己租的集装箱房住，现在看市场行情好了，就托关系把这几十间集装箱都租过来了，然后再租给其他房客，现在这院中一共住8户，二十多个人，刚才那个穿睡衣的姑娘，就住那一间集装箱，她妈在这附近工地上卖麻辣烫，她刚大学毕业，晚上在这儿住，白天出去找工作……”
第二章 个性无处安放的群居民工
从类似于游牧民族蒙古包的帐篷，到四面透风的石棉瓦房，再到轻轻一抓就起来、哪里有活儿哪是家的集装箱公寓，建筑工地上成千上万的民工，是这些变换的“住宅”内不变的房客。体验罢了杂居，再来跟我们体验集装箱公寓的群居生活吧。
说是家，却又不是。家是可以释放自己的地方，而在这里，因为忙，因为累，因为群居，不得不隐忍个性。在郑州市商都路与贾鲁河之间的一处建筑工地上，一百多座白底蓝顶的集装箱房一字儿排开，近千名建筑工人在里面演绎着的，是相同和不同的，平凡或不凡的人间故事。
黄德宝的住房经
周六，夜晚。
黄德宝很忙，这个从信阳乡村走出来的中年男人，最早跟着包工头在浙江打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拼，掂过泥兜，搬过砖瓦。后来，他开始学着做劳务分包，带着河南老乡到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近两年，随着郑州建筑工程的增多，他逐渐将业务范围缩小到了郑州，并最终在郑州买房安家，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但和这个城里人天天打交道的，还是他的乡里乡亲，“我现在只做二包，别人包好工程了，我负责给找工人，他们的吃住我都管。”说起工地上民工们的住房，黄德宝打开了话匣子：“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早在二十年前，我们在工地上住的是窝棚，你见过人家游牧民族的蒙古包吧，我们搭建的时候就是模仿那搭建的，不过比蒙古包要简单得多，也就是一根长木棍撑起两片席子，下雨漏，刮风冷；后来发展到水泥板墙、石棉瓦顶的小房子，比窝棚强不了多少，冬天怕冷，晚上只得用皮带把被子捆起一头儿；再后来才发展成板房，也许是受汶川地震抢险用房的影响吧；集装箱房的普及也就是近两年的事儿，我一个朋友是专门做这生意的，郑州周边一共有做这种集装箱房的厂家30多家，而销售或租出去的这种集装箱房有几千个，80%都用在了建筑工地上，我手下的几千个工人住的全是这种房，你想去体验很容易，现在就能给你安排。”
开着奥迪的黄德宝没给任何人提前打招呼，直接就把记者拉到了商都路与贾鲁河之间的一处建筑工地，推开房门，黄德宝将门口下铺上正在熟睡的一名工人叫醒，趴在他耳边悄悄向他说明来意，那名民工光着膀子一溜小跑去亮着灯的办公室接着睡觉。
“你们在这儿体验吧，有啥事儿打我电话，我先回了。”黄德宝的奥迪一溜烟离开了工地。
十个爷们儿一个家
借助窗外昏暗的路灯，记者粗略数了数，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集装箱内，塞进了五张上下铺的铁床。每张床上，都有一个身影。虽然开着门窗，但房间内的气味仍让摄影记者忍不住逃出房间，他宁愿趴在办公室的桌上睡觉。
凌晨四点，伴随着“送馍喽”的一声吆喝，集装箱内的平静被打破，有起床洗漱的，也有穿着红裤头出来方便的女人，睡不着觉的摄影记者发现，送馍的是位骑三轮车的老太太，喊过一嗓子之后，她便挨门把数量不等的馒头挂在集装箱公寓门口。
睡在记者上铺的民工下床开门，撒泡尿回来之后，顺便把门口挂着的馒头掂进屋内，继续蒙头大睡。
凌晨五点，集装箱内的床铺上，大多已空空如也，它们的主人，有的正在用白水泡昨晚蒸好的米饭，有的正在就着咸菜消灭老太太刚刚送来还冒着热气的馒头。
趁他们吃早餐的间隙，记者与同居一夜的室友们攀谈。这些全部来自鹤壁浚县的汉子，是同一个镇子上的老乡，从里到外，一号下铺住的是赵学国，上铺王军胜；二号下铺宋世礼，上铺王新海；三号下铺申太文，上铺朱新超；四号下铺张玉合，上铺郭宪富；五号下铺孙利平，上铺王让。
十个老乡中，三号上铺的朱新超是临时负责人，几个人每天要不要买捆啤酒，要不要吃顿肉，都由他征求大家意见后再作决定，“中午吃捞面条吧，我现在给超市打电话让送15斤湿面条过来”，大家都说“中”，朱新超一边打电话，一边换鞋，“我们穿的都是自己老婆做的千层底布鞋，工地上钉子多，油也多，穿这种鞋不容易扎脚，也把滑”。
记者冲正在刷锅的张玉合说：“我看工地上有好多民工带着老婆过来了，你们咋不把老婆带过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屋内顿时炸开了锅，十个人争着向记者表白，“带老婆过来干啥？净唠叨，事儿稠，躲还躲不及哩。”“现在多自由，想老婆了，请个假，回家住一晚上，啥事儿都解决了，还用带到工地上来，你看这十个人一个房间，咋住？”“老婆来了也就是做个饭，洗个碗，我们自己都能干……” 十个汉子并没有刻意分工，张玉合做面条做得好，中午往往会早一点回来，等其他人回来，他已经把饭做好了，申太文勤快，刷碗、买酒的事大多由他干。“大家住在一个屋内了，就是一家人了，哪能分得那么清？有活了，大家都争着干，买些小东小西了，大家都争着掏钱。”朱新超说。
集装箱内书声琅琅
上午，天渐渐变暖，从集装箱内陆陆续续走出的，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来自开封通许的王新伟是木工，妻子给他打下手，但他心疼妻子，往往是自己先出工，等太阳出来老高了，才喊妻子起床、吃饭帮忙干活。
和所有的集装箱一样，王新伟夫妇的住房同样房门虚掩，推开看，里面同样是五张上下铺，与记者住的房间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房间内有一张布帘子，王新伟不好意思地说：“布帘子后面，就是我们夫妻俩的床。没法儿啊，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嘛，想宽敞就回家去，我家几间房都空着哩。”
记者随便在这些集装箱公寓内转了转，总共发现有12个这样的帘子。“每一个帘子后面，肯定住的是一对夫妻，要不然，谁也不会挂个帘子，这事儿在工地上很普遍，大家都心知肚明，各干各的事儿，谁也不干涉谁，不过要想做那事儿，还真得偷偷摸摸。”来自商丘睢县孙寨乡的李军伟还没把话说完，一旁的妻子开始骂着用手往他头上打：“就你话多，看把你能的。”
临近路边的一排集装箱最外边，是一间集装箱改成的小超市，住在里面的，是李龙飞一家。
11岁的李龙飞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他正坐在集装箱内读书，琅琅的读书声和着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时轻时重。因为离学校远，平时上学都要由爸爸开车接送，妈妈平时既要在家照顾5岁的妹妹，又要照顾超市的生意。超市的顾客全是工地上的民工，他们平时忙，买东西也都是打电话要多少斤面条，多少瓶酒，一般都是送去放到门口或挂在门上，隔几天他们会主动过来结账。
小妹妹一个劲来捣乱，李龙飞再无心写作业，也快中午了，他索性带着妹妹领着家中那条小狗到另外一处集装箱房边去耍，那里，有来自云南昭通的一家三口，他们家的小儿子曾宪成与妹妹岁数差不多。“本来说准备送他去上幼儿园，但就是太远，步行要半个多小时，他妈说等发工资了，买辆电动车再送他去上学。”李龙飞对记者说。
“再苦也要送孩子去上学，要不然他长大了还要住集装箱。”曾宪成的妈妈刘天荣说。
第三章 集装箱里的千万富豪
对于农民工们来说，集装箱房是家，而对于郑州市南郊曹古寺村的村民们来说，集装箱房只是个过渡，刚摘掉房东帽子后的失落，即将入住新楼房的喜悦，都会在集装箱房内有所呈现。他们是一群住在集装箱房里的千万富豪。
而集装箱房厂老板郑明杰的一天，则更能折射出当前郑州周边集装箱房的火热程度。
“这还是个家吗？咋过！”
“咣当当――”又一列高铁呼啸而过，地面震动，李爱玲停下手，把洗了一半的青菜扔到一边，“这还是个家吗？咋过！”她恨恨地起身掀开竹帘进屋，任由自来水哗啦啦地流。
4个月前，李爱玲的家没能阻挡住城市扩张的步伐，“四层楼，2000多平方米，刚贷款30多万建成的，住了不到一年，拆了，政府补偿了50多万，还要按每户90平方米的面积再分给楼房”，李爱玲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对于政府安置的这种集装箱式过渡房却“不太感冒”，“高铁昼夜响，睡不了个囫囵觉，最可怜的是孩子”。
李爱玲有两个儿子，大的9岁，上小学三年级，小的6岁，上一年级。刚搬来时，小家伙很新奇，在一排30多间集装箱房内乱跑，这里住的都是他们村的人。以前有院子，孩子们一下学就被家长逼着在家写作业，现在可好，没院子了，想去哪儿去哪儿，除了高铁轰鸣，地面扬尘也铺天盖地，而以前在家养的鸡、狗因为没有圈舍到处跑。“孩子们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回家又没有学习的地方，得赶紧想办法呀。”李爱玲说。
与李爱玲一样从6月份就搬到集装箱房内的，还有曹古寺村的另外几十户村民，他们都是因为没有建好过渡房而被政府统一安置到这里住的。“一天6元钱，政府掏，我们不管，但就是太少了，一口人才一间，我们家四口人，一间做厨房，一间放杂物，一间盛粮食，一家人只有挤在一间屋内睡了……”李爱玲的公公说。
上午9点，《大河报》送过来了，因为集装箱房上没有编号，送报纸的发行员只得挨门喊：“大河报，大河报来了。”有6家集装箱房的门先后打开，主人接过报纸，开始坐在门前的阳光下读报。
“资产上千万的有的是”
卖胡辣汤的常国有些窝心，这位来自开封杞县的中年汉子，已经在曹古寺中街卖了8年的早餐，伴随着村民们房屋的拆迁，他也随之将小店移至集装箱房，但生意却一落千丈。“以前村子里外地人多，每天能卖100多碗胡辣汤，现在50碗也卖不了，你看，这都快中午了，还有半锅呢！”常国的3个孩子都在曹古寺小学上学，常国自己租了间集装箱房一家五口挤着住，“出门不就是图挣个钱，养活孩子们上个学……他们都说集装箱房住着不中，我看不赖”。
中午时分，伴随着孩子们放学后的打闹声，集装箱房内开始热闹起来，一排溜小汽车错落有致地停在路边，有路虎，也有霸道。“你别看现在住的都是集装箱房，可里面住的人不一般，有的光赔偿款都好几百万，还有好多是做建筑生意的，资产上千万的有的是。”看记者不停在拍照，一名村民说。
集装箱房租售生意火
天刚蒙蒙亮，家住北环的郑明杰就起床了。开上帕萨特轿车，郑明杰朝郑州南郊南曹一片荒郊驶去。他有一家彩钢厂在那里，这个占地2亩的小厂，没有宽阔的厂房，没有气派的大门，更像一个农家大院。但郑明杰却固执地认为，他生产的东西将代表一种潮流。
郑明杰的这家工厂专门制作住人集装箱，他买进钢材、门窗、泡沫板，经过切割、焊接、组装，制作出一间间集装箱，然后再贴上地板，架好电路，装上锁具，一个完整的住人集装箱就做成了。 郑明杰先带记者去了焊接厂房，钢材为骨架，彩钢板做墙壁，内含隔热材料，“隔热材料以玻纤棉为主，具有保温隔热效果，且不易引燃”。
从焊接厂房出来，旁边一间已经组装好的集装箱房内正在搞装修，铺设地板砖，安装线路、插座、开关、门窗和门锁等。“这样的集装箱房，6个工人一天能做出两个。”郑明杰说。
“知道孩子们爱玩的魔方吗？我就是受它的启发。”郑明杰笑着说，这种集装箱房，可以自由拼接，也可以摞在一起，能摞两层。空调可自行安装，一般的大功率电器，线路都可以承受，如果漏电，电闸会自动跳。
集装箱房一般都是长6米，宽3米，高3米，“主要是考虑到运输，如果再高再长就不好装车了”，郑明杰对记者提出的好多民工反映集装箱太低，住上铺直不起头的问题这样解释。
想捐两间给无家可归者居住
整个上午，郑明杰的电话基本没停过，有联系要货的，有他自己打出去联系车辆准备下午送货的。中午的饭在集装箱房内的食堂吃，捞面条。“我们的工人都管吃管住，吃住都是在集装箱房内。”郑明杰对记者说。
“这房现在卖得很好！”郑明杰对自己的产品很自信，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开业以来，他已经卖出1600多间集装箱房，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联系业务，出售、出租集装箱房。
下午2点40分，5辆卡车驶入工厂，一字排开。买家在已经制成的10多间集装箱房中挑选了5间，准备装上卡车。吊车的铁索吊起集装箱房的四角，这个重达3吨的大家伙，不到两分钟，就被放在了卡车上。
房子按照集装箱规格来制造，非常适合运输，一般的卡车都可以运送，在公路上也不存在超高或超宽的现象，“说走就走。”郑明杰介绍道。
运送、安装都在紧张进行，5个集装箱很快变成郑州市经济开发区一处工地的办公室和宿舍。
忙碌一天到傍晚，郑明杰在街头买些小菜，又从后备厢中拿出两瓶白酒，“工人们累一天了，喝一杯，解解乏”，对于这些常年四处奔波的农民工，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郑明杰有切身的感受，“我准备拿出两间集装箱房，免费送给那些没地方住的人，我知道，没房住的滋味不好受”。
第四章 集装箱房要不要支持？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集装箱房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听听专家学者的各方声音，当然也有必要听一听传媒学院教授对我们这一大型体验式报道的肯定：“沾着泥土味，却有芬芳香。”
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宋修岐：
“集装箱房在西方用途很广，已经成为一种绿色环保理念。”宋修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西方一些国家，宾馆、工厂、会议室甚至学校都在使用集装箱房，而且使用越来越普遍，他们普遍认为集装箱房安全便捷，节能环保，是一种很好的居住方式。
考察归来，宋修岐又专门找来集装箱房，在青岛郊区建成一栋三层集装箱房，用于办公住宿，他亲自参与体验，更加认可这种居住方式。2011年，山东省两会上，宋修岐提交了《关于解决城区弱势群体住房困难，推广建设集装箱房屋的建议》的提案。
宋修岐认为，解决城区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虽然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力度，建设了大量保障性住房供城区弱势群体使用，但总体上仍然是“杯水车薪”，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新毕业大学生、城市拆迁户等人群来说，住房的需求难以满足。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群体的住房困难，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而集装箱房屋的出现，为我们快速建设一批保障性住房供各类特殊群体使用提供了条件。
“廉租房、经适房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是不现实的。”宋修岐告诉记者，一些低收入者，拿不出钱来住廉租房和经适房，还有一些流动人口因为工作不稳定，四处流动，无法安定住所，他们需要的是更加低廉的住房，而集装箱房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空喊口号没有意义，集装箱房至少比住桥底下强百倍。”宋修岐认为，相对于露宿街头和一些脏乱差的地方，推广集装箱房是一种满足流动人口住房的特殊方法。目前，在集装箱房方面，从集装箱房循环利用，到集装箱房装修、安装、迁移、出租、买卖，青岛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住集装箱房丢人吗？不，这是一种误解！”宋修岐认为，集装箱房便捷安全，装饰上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非常适合居住。一位农民工曾专门致电宋修岐，表示感谢，他说，自己以前都是独身外出打工，住上集装箱房后，把老婆孩子也接过来了，一家三口住在干净卫生的集装箱房里，十分快乐。
但集装箱房在近年的发展中也遇到了困境。作为企业，如果拥有某块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在上面放置集装箱房，如果要进行住宿办公等方面的经营，又需要通过规划审批。作为个人，要租或买集装箱房作为公寓，首先必须获得某块土地的使用权，并获得有关部门的规划审批，否则就属于违章搭建。以个人名义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获规划审批，在当前看来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宋修岐认为，集装箱房屋建设刚刚起步，政府应从关注民生、解决城区弱势群体住房困难的高度，推动集装箱房屋建设快速发展。2011年山东省两会上，他建议山东省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如在土地使用、规划审批等方面，按照政府建设廉租住房等程序办理，并鼓励建设和使用单位，利用一些短期闲置土地进行开发，建设各类集装箱房屋供不同人群居住使用。一旦这些闲置土地重新开发使用，发挥集装箱房屋易于搬迁移动的优势而迁至别处，既提高闲置土地利用率，又解决特殊人群的住房困难。 郑州是一个流动人口大市，宋修岐认为，在郑州推广集装箱房更具意义。他认为郑州市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规定，对集装箱房屋的审批、建设、施工、验收、使用等环节进行规范，并将集装箱房屋的建设纳入各类住宅建设的统一规划，先在各地试点建设，然后逐步推广。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田丰韶：
对于集装箱房的现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田丰韶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田丰韶曾做过城市低收入群体居住现状的调查，他告诉记者，以前流动人口或露宿街头，或栖身桥下，集装箱房的出现的确满足了这些人的居住需求。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对住房难问题的一种讽刺”。尽管集装箱房有诸多优点，但毕竟是一种临时住所，是为了满足临时住房需求。集装箱房在国外的确有很多应用，但应该看到，国外集装箱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体验，并非长期住房。
“低收入群体住不起房，可以再降低廉租房价格或提供更多救助，但不是提供集装箱房。”田丰韶说，的确有很多人因为贫穷或者需要不停迁徙，无法获得住房，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够廉价。对于那些实在太穷的群体，政府可以对他们提供房补甚至免费廉租房；对于那些需要不停迁徙的群体，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更加廉价的租房服务，通过经济补助等形式让他们住得起房。这也是政府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让社会发展集装箱房来取代的。
“廉租房是不可取代的！”田丰韶对集装箱房的发展并不看好。他认为，在当前短时间无法建立全覆盖保障房制度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不妨对集装箱房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不禁止不倡导，根据集装箱房发展状况，适时制定政策。
但对于集装箱房的办公、仓储、野外勘探、拆迁安置房、赛事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田丰韶则非常看好。他认为，集装箱房的优势将会在这些方面充分发挥。
郑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明锁：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集装箱房作住房有损尊严。郑州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明锁认为，现在郑州处于大拆大建阶段，房租猛涨，低收入群体很难支付高昂的房租。集装箱房一个月仅300元，这个价钱在城中村几乎租不到房，很多人转而投向集装箱房这种简易房屋。集装箱房能够暂时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但因设施不完善，政策无保障，这种居住方式并非长久之计。
“这种方法毕竟是临时性的，不能给人在心理上提供家的安全感。”张明锁说，这种居住方法也不利于家庭生活，不适宜长久居住。
张明锁认为，要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提供更多廉价住房来解决。比如，建设更多廉租房，降低价格，或者从就业和最低工资保障方面提高他们的收入。
“如果支持集装箱房发展，将来城市可能会形成贫民窟。”张明锁说，集装箱房作为住房不值得提倡，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方法寻求比集装箱房更妥善的住房，“让低收入群体有尊严地生活”。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
除了专家学者对集装箱的是非评判外，还有新闻院校教授对这组体验式报道的肯定，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评论道：记者体验集装箱房中的民工生活，住在一块儿、吃在一起，感受逼仄空间里的矛盾与温情，捕捉清苦生活中的琐碎与坚韧，把握底层百姓的焦灼与希望，给读者描绘出城中蜗居的真实写照。这种实践“走、转、改”理念的报道，沾着泥土味，却有芬芳香。
记者手记
记录小人物，展示大时代；沾着泥土味，却有芬芳香。
考评中心给该组报道的评语是：接地气，有温情。
虽然只有6个字，但这却是对我十多天风餐露宿的肯定。从接到任务的当天起，我便开始了对郑州周边集装箱房的排查，从郑州新东站后面的小树林，到南曹都市村庄的拆迁现场，我几乎跑遍了郑州所有安放集装箱房的地方。
接下来，我开始与生产集装箱房的老板接触，透过他们，我了解到了更多集装箱房的内幕，我与摄影记者一起跟随他们的运送队伍，一直到安装入住，全程记录。
刚开始，我筛选的陪住点是新东站后面的杂居集装箱小院，为与房客拉近距离，我每次去都忘不了给他们带些小礼物，有时是儿子小时候的玩具，有时是我自己的衣物，近一周的接触，小院中的房客早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可房东却在摄影记者前去拍照时临时变卦，她怕媒体的曝光，会断了她的财路。没办法，我不得不另外找了一处建筑工地。
入住的当晚，摄影记者实在忍受不了脚臭味而半夜出逃，他宁愿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静等天明，却在凌晨抓拍到了穿着三角裤头出来解手的民工。
部门领导开会时要求我给同事们介绍一下体验式报道的经验，我把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体验式报道简单整理，与大家一起分享。
1998年，我告别平顶山夜市，从一个街头烤羊肉串的小贩，摇身一变成为《平顶山晚报》的特约通讯员（编外记者）。
第一篇见报稿，是“鹰城丐帮面面观”。我在夜市边烤羊肉串边给报社写稿的四年间，曾与遍布鹰城大街小巷的丐帮同吃同住同乞讨，见证了他们休闲时的下象棋娱乐，也目睹了他们为争地盘深更半夜发生的火拼。
2002年11月，我考入《城市早报》，被分到机动部做深度报道。临近春节，我正为选题发愁。部门主任刘忠建议我找个破烂王陪他回家过年，那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陪民工回家过年，接下来的每年春节，我都在重复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陪同的对象既有钢筋工，也有饭店服务员，而我陪同民工们的足迹，也早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从陕西到贵州，从四川到海南……
2012年3月，我从《大河报》全脱产赴中山大学驻校三个月，这个项目叫“卓越记者驻校”，每期从全国调查记者中筛选出5名记者驻校。其间，我除了听课、学习之外，还客串给传播学院的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在讲到体验式报道时，我拿出了10多年间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稿子。 中国有近两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
除此之后，我还漂行过流经郑州的三条河，徒步丈量过南水北调河南段，与气象员一起观过天象，也与守墓人一起行走过“阴阳”之间……
我在给学生及同事们分享我的体验心得时认为，要想做好体验式报道，一定要牢记七个字“铁腿，马眼，神仙肚”：所谓铁腿，就是不嫌腿疼，不怕跑路，脚底板下出新闻；马眼，就是像马一样，晚上睡觉也要睁着眼，做24小时记者；神仙肚，就是要能吃能饿，最好是几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饿。
所谓体验式报道，是指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把笔触重点放在过程的描述上，而非结论上。通过展示一个场景，记录一段经历，让读者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在了解报道的全过程后自己得出结论。刚开始，我做体验式报道仅仅是为了讨巧完成任务，像2002年第一次“陪破烂王回家过年”，而后来随着“漂行郑州三河”，“南水北调徒步行”等体验式报道在报社获得赞誉，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使得我有意无意地将体验式报道向更多领域拓展。
除此之外，我还自己总结出了一些在做体验式报道时的经验和纠结，一是找准选题，一定要找到适合做体验式报道的选题，要么是守墓人这种读者陌生的领域，有新鲜感，要么是足够庞大的群体，这样更容易引发读者产生共鸣；二是要不怕吃苦，能俯得下身子，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是在写稿中要多用动词，写出现场感，透过记者的眼和脑，带读者来到现场，并力争写出差异和层次；四是在深度上下功夫，体验式报道如何与深度报道相结合，一直是我苦苦纠结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在操作中要么是找专家点评，要么是把几个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附在文后，但这显然无法有机地融入到活灵活现的体验式报道中去，这个纠结，希望能得到高人破解。
我认为，体验式报道除了以另外一种方式诠释了“走、转、改”之外，还是纸媒与新媒体抗衡的有力武器，用好了，会屡战屡胜的。有专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我的微博上评论“住在集装箱里的人们”这一组体验式报道时说，记者体验集装箱宿舍中的民工生活，住在一块儿、吃在一起，感受逼仄空间里的矛盾与温情，捕捉清苦生活中的琐碎与坚韧，把握底层百姓的焦灼与希望，给读者描绘出城中蜗居的真实写照。这种实践“走、转、改”理念的报道，沾着泥土味，却有芬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