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西坝，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那里有华西医院，这个医院连续多年排名全国前3位;陌生，就是我们不知道除了医院，这里还有什么，有过怎样辉煌的历史。
在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并以之指代成都。抗战之时，华西坝荟萃了中国最好的五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有大学亦有大师，已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地标，完全可以媲美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西南联大。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被掩盖、被湮没，很少有人提及。十年前，成都学者岱峻发现其中隐秘，并不懈寻访之，去年出版了《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的坝上风云。
去年，“四川大学早期建筑”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包括被成都人习惯称为“华西坝”的华西校区文物建筑群。
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这些建筑。
【路】
不过，彼时的华西坝已经被较早到达的几所大学占满了。在抗战爆发后，这里先后迁来中央大学医学院（后迁去重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再加上此地“地主”华西协合大学，坝上的师生超过5000名，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只好共用校舍，联合开课。
燕大的到来，坝上也形成了教会五大学的格局，其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近代以来，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机构的人员，大多来自教会大学。可见在当时，教会大学的学术视野更宏阔、学科设置更超前。
旧时华西坝的范围，大致与现今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相同：东至南台路，北靠锦江，南倚林荫街，向西延伸到了浆洗街。地方实在不够用，燕大只好去陕西街附近租房以作校舍和宿舍。
这可苦了燕大的同学们。华西坝有课，陕西街也有课，同学们只好两边赶。但陕西街距离坝上三里多地，没有校车，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也坐不起人力车，只能走路，但两处上课时间只差二十分钟，所以只能跑过来跑过去。
幸苦奔波的并非只有燕大学生。金陵大学一二年级男生宿舍在红瓦寺，距坝上明德楼有五六里，只有一条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土路相通。男生们的上课路上，苦不堪言。于是金大校长陈裕光便带领师生荷锄上阵，掘土筑路，高唱“开路先锋”。这一工程历时数月，筑成一条“金陵路”。这一地名，成都地图上至今赫然在目。
【坝上的先生】
来成都以后，吴宓搬了三次家。
初来时他住燕大文学院院长马鉴家，随后就迁到了燕大男生宿舍，即文庙宿舍，条件极差。老友姚文青前往探访，只见一板床，草席上铺布单，一枕一被，一个破藤椅，写字台上一个用来喝水的玻璃瓶，没有书。吴宓说，他记忆好。
住在这里，吴宓视之为“折磨”，经常抱怨，写诗说脚下没有地板，抬头就看见银河――屋顶是漏的，窗户也破，一到秋冬，就冷得很。一年后他搬到陕西街，本来惊喜，住进去又沮丧了，写诗：虽是高楼，但“装潢犹浴室”;地处闹市，整日喧哗。于是他开始感慨自己是“蠖屈”，郁郁不得志。
最后他向校方申明情况。第二天，学校就派两名教授带着校工来帮他搬家。这次总算如意了，再写诗：“高楼得净室，明爽可安居”，有树在窗前，可听蝉声夜雨，正好读书。
起初吴宓决定来燕大教书，就是听说了陈寅恪也要来的消息。本来是川大邀请他，但他欲与陈寅恪共事，便给燕大校长梅贻宝发电报自荐，于是成行。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在坝上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元白刘诗”等课。陈寅恪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沪上史家唐振常曾回忆说，“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惟讲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句，忽然问：为什么是‘长开眼’？我不能答，其他学生也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鳏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
有人指责陈寅恪讲课内容低俗。以他讲元白诗为例，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就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那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想去听课，一听说首先就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就不去了。
被人责难的还有吴宓。吴宓酷爱《红楼梦》，他将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人的性格悲剧分析得淋漓尽致，但读者在报纸上责问他：“当今国难紧急，战士浴血舍身之时，不应对青年讲《石头记》贾宝玉等题材。问宓是何居心？”
先生们讲课的地方，大多在广益学舍，现在已成为川大华西校区幼儿园，岱峻前去寻访往日的踪迹，询问其员工，都不知这段历史。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讲台并不拘于教室。从1941年开始，坝上就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先是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然后钱穆、冯友兰、张东荪、侯宝璋等竞相登台，写小说的张恨水也身着长衫、足登布鞋前来演讲。他手捏一把折扇，俨然一说书人。
这个海伦，就是他的黛玉，叫毛彦文。在成都，吴宓对她的相思成了心病，一旦有人问，他就全说了出来，连意中人的小名也不避讳，杨绛将他形容为“不设防的城市”。
【儿女情长】
战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住在位于宜宾乡下的李庄，但梁思成经常要往来坝上，有学术交流，但更多的是为了看他寡居的妹妹梁思庄。
梁思庄是燕大图书馆负责人。起初燕大迁来成都，是她全凭一己之力去竹木市场买来原木做成书架，又去玉带桥的图书市场淘来书籍，建起图书馆。
梁思庄刚烈要强，三十年代不幸守寡后不肯再嫁，她带着独生女吴荔明住在天灯巷。做哥哥的梁思成显然相当疼惜这个妹妹，经常过来看顾。每次梁思成去妹妹家，梁思庄总会说：“漂亮小伙子来啦！”
1944年，李方桂应梅贻宝之聘，便携妻带子，从李庄搬到了成都。初来成都，妻子徐樱就觉得这里“到底是大都市”，非为没见过世面，只因在乡下困顿太久。
但李方桂总要远行，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要去边远地区。总有惊险，但他回来只说有趣的故事。一回家，他就脱光了钻进被窝，让徐樱用针或刀剃刮衣缝里的“小动物”――跳蚤、虱子、臭虫。
有一个暴风雨夜，李方桂和女儿李林德乘人力车回家，车外雷电交加，李林德回忆说，那时她很害怕，一直叫着要回家，爸爸平静地说，“好了，别怕。我教你唱一首德文歌吧。”她当时根本不想听，但爸爸开始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后来，父女俩就放开嗓子开怀高歌了。翻译过来的歌词是这样的，“在一个清凉的河谷，转动着一个石磨。我的爱人已离去，她曾在那里住过。”
很少有人知道，金大农学院的教授卜凯是小说家赛珍珠的前夫。在南京时，赛珍珠随卜凯一起，做农村经济调查，其后赛珍珠以此背景写出了《大地》，最后拿下诺贝尔奖。但她与卜凯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赛珍珠移情一个出版商，随后和卜凯离婚。
所以，卜凯来到坝上时，实在是形单影只，那时他住在华西坝竹林院的丁克生家。两个人一高一矮，走起来像琴键上的黑白键。他只好醉心于工作，写出《中国土地利用》，广获盛誉。十年前，岱峻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时，就在旧书市场发现了这本破旧不堪的书，以200多元的价钱拿下，视若珍宝。
中国是卜凯的伤心地，但他却意外在坝上收获了爱情。1941年，独居七年多的卜凯与金大农经系的一个上海女性张渌梅喜结良缘。
【臭虫】
对岱峻而言，发现华西坝，是在他的《发现李庄》之后。战时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都迁到李庄，汇聚了太多才华横溢的学者，但是史学家陈寅恪、语言学家李方桂、考古学家胡厚宣等大师都不约而同地“跳槽”来到了坝上。岱峻想，这些究竟是为什么？那时的坝上五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
岱峻的家紧邻华西后坝，他晚饭后常偕夫人去散步。先到华西钟楼，北向原是中轴线，中间一条水渠，数幢中西合璧的楼房分列两侧。钟楼南面便是荷花池，十七株银杏环绕。
2010年4月，岱峻陪着山东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崔泽春重访这里。两人相识很偶然，崔泽春得知岱峻在研究华西坝，并未看到书稿，就毫不犹豫给他寄了3000元钱。如此厚爱，让岱峻觉得，钱不能收，但书一定要写出来。
崔泽春的父亲崔毓俊是金大农经系教授，崔泽春回忆说，当年在明德楼，他会跟着父亲在走廊吃午饭。忽然他低声告诉岱峻，他还会唱一首成都儿歌，然后就唱了出来：“瞟眼，边花儿，独眼龙，卖钩子逮臭虫。”
在战时的华西坝，臭虫是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这无非是因为宿舍条件的窘迫。为了安塞下骤然而至的几千名师生，华西坝上的健身房只好改成了阶梯教室，又见缝插针地修建临时宿舍，清幽的校园变得杂乱不堪。宿舍大多是木制结构，上下铺板床，挤作一团。还不够住，便要去租民房、道观、文庙，甚至还有寄存棺木的房间。往往是脚下泥地、头顶天空、中间漏风，臭虫自然少不了。
房间中的臭虫四季皆有，无处不在，哪怕用滚水浇床板，也不能让臭虫绝迹。叶圣陶给朋友写信说，华西坝“洋楼密树，似颇舒适，而臭虫作祟，夜不得安眠，大是苦事。”
对女同学来说，就更苦恼了，她们必须保持“优雅”，无论是言谈还是生活起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回忆说，吴贻芳校长在指导她们生活常识时，把臭虫称作“一种让我们不舒服的虫子”。
【爱情】
金女大不招男生，其余四所大学男女同校。所有女生宿舍都有高耸的围墙，门前三十米不准男生徘徊，要约见只能通过门房传便条……因为有太多的禁忌，女生宿舍被男生戏称为“紫禁宫”。宿舍外的男女生也是泾渭分明，在教室，男女不能同排坐，图书馆要分区，教学楼间赶着上课也是男生一队女生一队，甚至连校外的饭馆，还有叫“男生面馆”“女生饭馆”之称。
只有到了春秋两季的学生宿舍开放日，才是学生们的“解禁日”。男生要抓住机会去一探紫禁宫，女生也会去参观男生宿舍。这往往是“悲剧”的开始，燕大的许玉田回忆说，他一个室友和一女同学很投缘，但女方有洁癖，开放日这天，室友的铺盖里竟然发现夹了很多双臭袜子，“次日二人感情告吹。”1943年又逢开放日，大家都懒得收拾，室长灵机一动，拿出红纸写对联贴在门外，“寻花问柳有意;铺床叠被乏人。”横批为“征求内助”。门前再放上一个小桌子留着纸笔，意为“应征留名”。事后自然是掌声与鸡蛋齐飞，纸上最后一页写着，“室长有便请到训导处茶叙。”
处理学生恋爱问题，各家校长是有堵有疏。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的办法是在女生宿舍楼四周装置了很多盏电灯，用强光大量扼杀花前月下，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却是把宿舍楼内的会客厅隔成几个半封闭的空间，供恋人们约会聊天。
关于爱情，坝上有不少流行词。先是“抢伞”，语出川剧《拜月亭》;后是“打伞”，因为“西蜀天漏”，春秋季节学生出门都要带伞，有位社会系的女生从不带伞，因为她身后总跟着一个中文系的男生给她打伞，无论下雨天晴。
“抢伞”、“打伞”之后，又是“loco”，意为“谈恋爱”或“恋爱对象”。其得名或以为是来自“local”，因为外地学生喜欢找本地对象，也有人以为是一种草名，叫做“locoweed”（疯草），吃了这种草的牲畜即消瘦、恍惚，伴有发烧等症状，恰如恋爱中的男女。
当时的童谣这样唱，“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这样耍朋友未免太节俭，恋人们还是喜欢去一家“剃头茶铺”。这其实是个西餐馆，叫“TipTop”，因其谐音得名。还有一层原因是，进入了就得破费了，成都人管把钱花光叫做“被剃了光头”。
谈恋爱还算公开，就是如果男女都羞涩，约会还是很尴尬，这时候就需要“夹萝卜干”，意为两人出门，找个小孩带着，可打掩护，也可避免双方拘谨。岱峻做口述史时曾经找到了北大教授吴荔明，她是当时燕大图书馆负责人梁思庄的独生女。她告诉岱峻，自己已经记不清被“夹”了多少次“萝卜干”了。她只记得，吃了很多冰淇淋，去春熙路看了电影《出水芙蓉》和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然后去吃赖汤圆、吴抄手，她“傻乎乎地只管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