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熵值法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城市化水平失衡以及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发展失衡。首先，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中部―东北―西部”渐次降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在各分项城市化发展上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其次，我国城市化各维度发展也严重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最为明显，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与产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西部地区各分项城市化的水平均不高，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城市化水平过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有效支撑不足。同时，社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引导力量；而以人口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数量最少，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本文还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
一、引言
概括地讲，由于自然、经济和政策等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存在两大方面的失衡问题：一是不同区域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失衡。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异较大，因而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也必然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二是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失衡。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所涉及的多维度转变过程在速度上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现分化发展的情况，从而导致不同城市化维度之间的发展失衡。上述两种结构失衡比单一维度的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水平高低，更能揭示我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更为重要，也更应当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有效应对。那么，当前我国区域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化各维度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如何？是否存在着结构失衡的问题？本文打算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此作出回答。为此，本文构造了一个多维度城市化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来全面地衡量我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阐明我国不同维度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城市化衡量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城市化的理论内涵
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乡村变为城镇的一种多维度复杂过程。从理论上看，各个学科都基于各自的视角对城市化给出了定义，导致现实中人们对城市化概念的不同理解。经济学认为城市是人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中心，正是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转换，产生了大量新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才引发了农业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因此，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相应的生产要素流动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地理学集中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在地表上的分布规律以及形成的空间结构，强调城市化是一个伴随着人类活动而发生的地域空间变化过程，包括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地域的扩大以及地域空间景观的转变等。社会学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由于我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转移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我国社会学界特别强调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认为完整的城市化应包括城市生活方式全面扩展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人口学主要研究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将城市化刻画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主要考察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及其变化趋势。由于人口向城市迁移涉及社会、人口、空间和经济转换等多方面内容，再加上用人口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简单易行，这一城市化定义被很多文献所接受。也正是基于这一定义，不少文献作出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论断。 综合以上各学科的观点，本文认为城市化既包括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的地域性集中，也涉及土地利用格局和空间景观的转换，还包括城市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向乡村地域和人口的扩散。因此，城市化进程至少包括以下四个维度：一是产业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状态，并最终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人口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就业人员转变为非农业就业人员，并最终导致城市建成区人口集中度的上升。三是土地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农村居住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转变为
二、三产业用地，并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和景观地域的扩张。四是社会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现代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扩张，并最终导致公众福利水平的提升。
（二）城市化评价指标选取
从前述城市化定义出发，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构造了以下多维度城市化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①产业城市化类指标，具体包括人均GDP，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二、三产业GDP 密度。②人口城市化类指标，具体包括城镇人口数量，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建成区人口密度。③土地城市化类指标，具体包括建成区面积、人均道路铺设面积、城市建设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④社会城市化类指标，具体包括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万名中小学生拥有教师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熵权系数法来确定各城市化评价指标的权重。在自然科学中，熵是对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测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熵可以用来度量已知指标数据中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并以此为基础确定统计指标的权重。运用熵权系数法可以消除评估指标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影响，以及多指标变量之间的信息重叠。当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之间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表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大，权重也较大；反之，当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相差较小时，熵值较大，表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小，权重也较小；当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完全相同时，熵值最大，意味着该指标无有用信息，可以从指标体系中剔除。基于以上认识，假设有m个地区、n个评估指标，构成原始数据库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若各地区指标xij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权重也越大；反之，权重就越小。如果各地区指标xij相等，熵值达到最大，这意味着该指标无有用信息，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剔除。熵权系数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对表1中每个城市化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为：xij*=■，x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无量纲值，min（xj）为全部地区第j个城市化分项指标的最小值，max（xj）为全部地区第j个城市化分项指标的最大值。由于标准化后的数据可能会出现零值，因此，为了使数据处理后对数取值有意义并保持整体数值的相对差异性，本文将标准化后的数据整体向右平移0.01个单位，即xij=xij*+0.01。
（2）计算第i地区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具体计算公式为：Yij=■。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具体计算公式为：Ej=-■■（Yij×lnYij）。
（4）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差异性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ej=1-Ej ，熵值越小，指标间差异性越大，指标就越重要。
（5）确定第j项指标的权重，具体计算公式为：wj=■。
（6）计算第i地区某分项城市化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Ui=■wj×xij。
（7）对计算出的各分项城市化指数重复
（1）至
（6）的过程计算综合城市化指数。
三、我国城市化失衡情况的统计分析
（一）我国城市化总体概况
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东部沿海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和海口14市，东北包括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市，中部包括太原、合肥、南昌、郑州、武汉和长沙6市，西部包括南宁、呼和浩特、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和乌鲁木齐11市。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一划分对我国区域城市化失衡的情况进行分析。
（三）我国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失衡
1.四大区域分项城市化发展概况
从表2各分项城市化指标值的结果来看，我国城市化各维度的发展并不同步，存在着明显的分化现象。为了更清楚地从总体上揭示我国城市化各维度之间分化发展的倾向，表3列举了四大区域各分项城市化指标的平均值，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分项城市化发展失衡的特征。
2.我国城市化主导类型分布
为了进一步揭示我国各分项城市化分化发展的特点，我们对各地区各分项城市化指标的得分进行比较，将得分最高的维度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导维度，它们体现了一个地区城市化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引导力量。通过对2003年和2011年两个时间截面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城市化主导维度存在较大差异，根据这一差异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具体如表4所示）。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包括区域发展失衡和各城市化维度之间的失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①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梯次特征，城市化水平遵循“东部沿海―中部―东北―西部”渐次降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在各分项城市化发展上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在产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上的表现最为突出。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城市化水平最高，人口城市化水平最低，二者之间的失衡最为明显。东北地区的社会城市化水平较高，而其他三项城市化水平均较低，人口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与产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西部地区各分项城市化的水平均不高，各城市化维度处于一种低水平协调的状态，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城市化水平过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有效支撑不足。③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是社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表明城市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牵引力量。同时，以人口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数量最少，且基本上均为人口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城市，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分项城市化。本文的发现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今后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失衡问题。
（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内生动力，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提高综合城市化水平。首先，中西部地区要将产业政策的实施重点放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着力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市场运行的法制化程度，强化本地区产业和技术能力形成的内生机制。其次，要充分认识产业集聚的自增强机制，注意围绕主导产业营造本地产业网络，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以集群化战略提高本地产业竞争力和区域规模经济水平。最后，国家层面要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间接援助力度。扩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事业等地方公共物品的投资支持力度；出台配套政策，在融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形成鼓励创业的制度环境。
（2）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解决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在保证城市土地有序扩张的同时，提高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具体包括两方面措施：一要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与流动人口入户指标相挂钩，让更多的流动人口“人随地转”分享城市化收益。当前我国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与人口城市化脱节，客观上造成了各地为了经济和财税增长盲目追求建设用地指标，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较高，流动人口转化的速度和规模严重受限，土地的重新配置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人口转化。因此，今后有必要在配置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要求各地必须吸收相应数量的农村、农业转移人口入户。这样既可以促进“人随地转”提高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也可以加强对土地城市化的约束，减轻各地盲目追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冲动。二要在省级地区范围内建立土地利用指标的跨区交易机制和跨区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由于匹配、共享和学习等外部效应的存在，大中城市往往是区域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因而其土地利用也具有更高的效率。但由于我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土地指标配置，并且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能进行交易。这一方面导致各地不顾自身客观条件，热衷于遍地开花式的“造城运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使得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土地指标受限，经济集聚效益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并最终导致城市化总体效率较低，影响了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因此，可考虑在省级地区范围内建立土地指标的跨区交易机制和跨区耕地占补平衡市场化机制。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增加的土地指标供给，进一步提升城市经济集聚效益和人口吸纳能力；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增加耕地面积，并通过用地指标异地转让分享发达地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收益。
（3）构建有助于流动人口市民化转化的制度环境，为流动人口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一要逐步剥离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利益，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将城市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与人口转化结合起来，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二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建立有助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土地制度基础。在农地承包权物化的基础上，赋予农民自由转让土地的权利，尽快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生产要素推向市场，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出让、出租和抵押制度，保证农民土地产权能够获得合理的市场化收益。三要加强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教育培训服务，增强外来工市民化转变的能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传统农业人力资本的转型和提升过程，其人力资本供给与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了其市民化的可能性。因此，要加强针对外来工的就业与培训服务，增加流动人口跨区域、跨部门的转移就业的机会，提高就业能力。
（4）推进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评机制的改革。首先，要从多维度视角设立科学均衡的城市化考评指标，形成包含经济发展、人口转化、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来正确地引导地方官员们的行为，使他们兼顾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与人口转化水平、土地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其次，要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地区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可提高人口转化、土地利用效率等指标的权重，对于东北和西部地区可提高经济发展、人口转化等指标的权重，通过差异化的指标权重设置来引导各区域城市化的均衡发展。 注释：
（1）美国学者诺瑟姆（Northam，1979）最早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理论刻画，指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从动态视角来看会经历一个近似S形曲线的增长过程。该曲线有两个拐点：一个拐点对应的城市化率为30%左右，代表城市化由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另一个拐点对应的城市化率为70%左右，代表城市化由中期阶段转向后期阶段。在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提升较为缓慢，当城市化率达到30%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而当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城市化进程又开始放缓并进入稳定发展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