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德、皮亚杰在图式学说方面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历史承继性。二人图式学说的特质有四：结构性、动态性、主体性、中介性。结构性、动态性、主体性为图式的基本特质，中介性为图式的本质特质。图式的结构性与动态性让我们明晰了认识的基本架构与内在机制；主体性为主客体统一的进程扫除了障碍；中介性是批判与完善传统的直观的镜式认识论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康德对于图式的基本特质的探讨，是认识论史上第一次通过假设图式存在的方法，基于先验哲学体系的需要，试图具体解决感性到知性的过渡问题。而皮亚杰则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澄清了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实际进程与机制，为康德的图式理论在发生学与心理学上找到依据，证实了图式的客观存在性，使认识结构问题成为认识论研究中的必要内容，可以说，皮亚杰的图式学说是康德图式学说的发生学，是对康德图式学说的进展与提高。
关键词：康德；皮亚杰；图式；结构性；动态性；主体性；中介性
图式（schema）一词兼具双重含义：原意为直观的“外观”“形象”，后引申为对最一般的本质特征的描绘，即抽象的“模型”“模式”之意。国内仅有郑昕、牟宗三等少数学者将其译为“图式”，其他学者一般译为“图型”（蓝公武、韦卓民、杨祖陶、邓晓芒、李秋零等），还有人则译为“范型”（齐良骥）、“构架”（李泽厚）、“格局”（王宪钿）、“架构”（范祖珠），等等。起初，这一语词仅具有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是康德（Kant）首次将其引入哲学领域，使它出现在先验哲学认识论的语境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蕴的概念。此后，皮亚杰（Piaget）将康德的“图式”援引到他的研究中，通过选择性的接受过程，逐步成为了他的发生认识论与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石。皮亚杰毫不讳言自己曾受到康德的影响与启迪，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我把康德范畴的全部问题重新审查了一番，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发生认识论。”[1]他的这种表态得到了诸如霍华德・格鲁伯（H.Gruber）、弗内歇（J.Voneche）、皮盖（Jean-Claud Piguet）等皮亚杰学者的响应与认同。此外，国内学者如刘大椿、李其维、熊哲宏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过类似观点。可见，康德、皮亚杰二人在图式学说方面是有历史的承继性的。换言之，皮亚杰的图式理论与康德的图式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同源关系。康德开启了图式作为哲学概念的先河，而皮亚杰的图式理论无疑是康德的图式学说在认识论领域最为丰富化、具体化并具有代表性的扬弃与进展。二人都以其独特的洞见和卓越的造诣奠定了其人类认识论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文章以康德、皮亚杰二人的图式理论为基址，探讨图式的基本特质，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说服力的。但是，遗憾的是，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康德的经验图式、特别是先验图式理论，皮亚杰的建构图式理论作个案的研究，或者对于二者之间的相同点、特别是不同点作比较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对图式理论的介绍、解读与评介等粗线条的研究阶段。文章通过相关考察，指出图式的特质有四：结构性、动态性、主体性、中介性。
一、图式的结构性
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新知识的产生是建立在范畴（知性）通过图式应用于感性质料的基础之上的，而能够沟通知性与感性的只有时间。在“先验感性论”中，时间被规定为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因此，只要是能够沟通知性与感性的只有时间。在“先验感性论”中，时间被规定为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因此，只要是表象，就一定从属于时间，时间形式从而有了内容。范畴统摄现象，也就是统摄内感官的众多表象，就只能通过应用于时间才能实现。可以说，时间是图式构成的中心，图式是时间的一种先验规定性，表现为一种时间结构。为了说明在这一范畴感性化的过程中，范畴应用于一切现象实则是存在于一切时间，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进行了分析批判、加工改造，从十二种判断形式推演出十二范畴并将其按照三三式的原则分为四组，即量的范畴、质的范畴、关系的范畴、模态（样式）的范畴。而且，这四种范畴分别与一切可能的对象身上的时间系列、时间内容、时间次序、时间全部相关联，且每一范畴映射一种时间图式。康德指出：量的范畴与时间系列（数）是相符合的。其中，单一性的图式是时间的每一部分（或一单位），多数性的图式是时间单位的积累，总体性的图式是时间系列的总体；质的范畴与时间内容相符，表现为填满时间的感觉。其中，实在性的图式表示时间中的“在”，否定性的图式表示时间中的“不在”，限制性的图式表示在时间中对变化量的一种制约与限定；关系的范畴与时间秩序相符合。其中，实体性的图式是时间中实在者的持久性；因果性的图式指在现象从属于规律的范围内，在时间中现象的继起，交互性的图式指一个实体的各种规定与另一个实体的各种规定，按一定的法则共在同一时间中；模态（样式）的图式与前三种不同，它并不涉及对象的内容，仅涉及判断本身。其中，可能性的图式表示现象在任一时间中的存在，现实性的图式表示现象在一规定时间中的定在，必然性的图式表示一对象在全部时间中的定在。从如上康德对知性图式的分类可以看出，康德的图式乃是一种时间结构，图式说本质上在于提出主体建构客体的一种结构 原则。
总之，在皮亚杰的心目中，康德的图式理论只是一套给定的、非发展的静止框架。的确，不可否认，康德图式理论的结构性导致了某种封闭性与排他性。康德把十二范畴强行纳入时间规定的先验框架中，这显然把如形式、内容、肯定、否定等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排除于原理的说明之外，且发展到皮亚杰这里，他将图式的结构性建立在建构的基础之上，创造性的发展出如类、序列、对应、函数、可逆性、传递性、数、群、格等逻辑数学范畴，与永久性、同一性、守恒性、运动、速度、几何、概率等新的认知范畴。这是皮亚杰对康德图式理论的结构性所进行的发生学改造或转换。
二、图式的动态性
鉴于康德的先验图式理论这种整齐划一的结构性，加之先验图式在整个图式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许多人认为康德的图式学说是静态的、僵死的、凝固不变的，这实则是对康德图式理论的最大误解。即使是皮亚杰，也认为康德“把范畴看作是固定的，看作以确定的形式一劳永逸地对心灵和事物施加影响的”[5]。这里，人们无疑把康德的图式学说等同于先验图式了。这一观点至今天为止依旧流毒甚深。毋庸讳言，康德将十二范畴按三三式分四组排列，的确让先验图式难逃静态、僵死之嫌。而且，先验图式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也的确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其图式学说中最基本、最普遍、最为着重论述的部分。但事实上，先验图式并不涵容康德图式理论的全部，先验图式外还有经验图式的存在。在康德这里，经验图式分为两 种：① 纯粹感性概念的图式。譬如几何学这种有关空间纯形式的科学中的概念，如三角形的图式，便不是指具体的锐角、钝角或直角的三角形，而是仅仅存在于思维之中，并符合空间中纯粹几何图形的想象力的综合规则的那种最普遍、最概括的模型或略图。② 非纯粹感性概念的图式。康德进一步指出，经验的一个对象或者一个对象的意象，是绝不足以表达其经验性的概念的 。以“犬”为例，“犬”的概念仅表示一种能够涵盖一切“犬”的犬之为犬的基本规则，“犬”的图式就是这种规则在思维中的形态化。其实，这一点在英国康德学者康浦・斯密那里已见端倪：“康德说到生产的想象的经验的机能，这样就使他承认先验的图型之同时，并承认有经验的图型。”而斯密虽认为这种做法使康德在阐明中发生了很大混乱，“但他的学说却因之更为丰富”。[6]因此，以先验图式来否定康德图式的动态性的观点便不攻自破了。
此外，从图式的动力和来源的角度我们也能对其动态性窥见一二。图式既非范畴，也非经验，因此它不可能来源于知性和感性。于是，我们只能求助于人类的一种特有能力，即想象力。想象力是从感性向知性过渡中主体的综合统一能力，它分为很多种，如“生产的想象力”（Productive Einbildungskraft）、“描摹的想象力”（Nach-bildende Einbildungskraft）、“再生的想象力”（Reproductive Einbildungskraft）等。康德认为这些想象力都不能执行自己所界定的图式的作用，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先验想象力”（Transzendentale Einbildungskraft）。这种“制约一切验前知识的纯粹想象力，乃是人类灵魂的基本能力之一。”[7]（149）。它介于感性与知性之间，即使没有任何感性质料，也能主动创造出图式。加拿大康德学者约翰・华特生曾对此解释说，图式“是想象力按照表达于这范畴的统一状态的规则的纯粹综合。……是想象力的验前产物”[8]。值得一提的是，先验想象力在执行范畴的先天综合能力时是把一种创造性带入到时间中，以实现范畴形式与感性质料的融通。这一选择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把客体建构成符合于自身规律性与内在诉求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是动态的。对于图式的动态性这一问题，温存如先生在《康德图式说》一文中曾两次提出并强调，足见其学术的敏锐性。
三、图式的主体性
康德、皮亚杰二人的图式学说之所以具有动态性，完全是主体作用的结果。主体性强调的是一种能动性，指人（有机体）这一主体在认识形成过程中具有的能动认知的作用。康德对于主体地位的揭示与强调是其批判哲学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他在破除了经验论所主张的客体中心论的模式与唯理论所坚持的主、客体直接统一的主体中心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先验认识论，从而使主体永远处于主导的对客体发挥着制约与建构的作用。他的有关知识来源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有关人的认识能力，即主体性开始得到重新的考察。
康德认为，虽然我们的知识随经验而发生，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只有知性范畴才含有使所有经验成为可能的依据。于是，康德提出了知识的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能为我们提供构成知识杂多的感性质料的接受表象的感性能力；一个是能够整理、构造感性材料，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先天知性形式。前者是纯然受动的、从属的，后者是主动地、积极的，若离开认识主体，感性材料只能杂乱无章的堆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与把握。
前已指出，康德的图式学说包括先验图式与经验图式两种。先验图式是康德借助于十二范畴，使主体对感性经验进行筛选、组织的规则。换言之，图式即是主体所固有的联结思维的形式与思维内容的模式。经验图式，则是康德借助于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与空间，让主体对现象界的一切显现是否处于时空中的选择。这里，康德通过阐释感性直观形式在感性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豁显出图式的主体性特征。
图式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图式对于知性纯粹概念的制限能力上。康德曾说：“虽然感性的各图型最初是用来实现范畴的，但是同时它们也限制了这些范畴，即把它们局限在处于知性以外而且是由感性而来的这些条件下。”[7]（193）对于这一能力的实现完全是在主体内部完成的。至此，康德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以主体性为基本特质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研究路向。
皮亚杰在继承康德图式理论的主体性特质与批判拉马克的行为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指出认识起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重建构：“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3]
（21）这一点明显是受惠于康德的。这是皮亚杰沿着康德所提出的主客体统一的研究路向的进展。然而，主体与客体在皮亚杰心目中或研究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吗？不是。这一点从皮亚杰对同化和顺应理论的阐述中便可窥见一斑。同化与顺应相伴而生，彼此不能单独存在。但是，皮亚杰更加着重强调的是同化作用，而同化功能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主动作用，这一点恰恰突出了图式的主体性特质。“主体是结构之间建立联系的起功能作用的中心。……导致形成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 用。”[4]（译者前言6）皮亚杰强调：“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种能力，它相当于瓦丁顿在胚胎发生学领域内所称的‘能耐’。”[3]（60?61）皮亚杰所说的这种“能力”或“能耐”就是图式，即主体的认知结构。皮亚杰所准确描述的认识结构公式S（A）R， A便代表了刺激向某个反映图式的同化。同化是引起反应的根源，主体对客体的接收、过滤与筛选在认识过程中是在先的。可以说，是主体主动地用已有的认知图式去同化外部刺激，并在思维形式中对外部刺激进行加工、改组、转换、比较、分析、综合，进而才能产生知识。
可见，皮亚杰虽不否定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但更强调的是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皮亚杰是一名主张主――客体双重建构但更加重视内源因素的倾向内因论者。他对于主体的自身协调性进行论述时也曾特别指出：“每个动作图式的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它所依附的客体和事件。但是，这并不表明图式的形式或功能不依赖于内源因素。……图式始终包括由主体（或机体）进行的动作，它们不是从客体或环境的特性中派生出来的。”[9]（8?9）
毫无疑问，图式的主体性呈现出某种整合性与创造性。康德对主体性的首次阐明与具体论证，无疑是人类认识论史上最为华丽的转身。皮亚杰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进一步强调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图式的中介性
结构性、动态性、主体性是图式的基本特质，中介性是图式的本质特质。中介性是康德在探索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知识何以形成”的过程中明晰的体现出来的，涉及图式学说的源起与归宿问题。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针对“知识何以形成”的问题，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曾并行存在：一种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唯理主义所主张的理性演绎的方式，主张普遍性概念通过逻辑关系推演出个别概念，至康德时期，已由沃尔夫极端推进到了独断论的歧途；另一种是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所主张的经验归纳的方式，主张认识的唯一源泉是感性经验，一切经验概念都是在归纳中得来，至康德时期，休谟居然把因果性等范畴还原为习惯性的联想，将经验论推向了怀疑主义的泥潭。这里的以一般推导特殊和以特殊推导一般的两种方式，都属于同质认识的联结，不需要任何作为“第三者”的图式中介便可以解决有关知识形成的相关问题。 康德在批判的继承经验论与唯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的同时，试图冲破传统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桎梏，提出了异质认识的联结问题，即来自知性的纯粹概念（范 畴）与来自感性的经验直观是全然异质的。感性与知性是互不相关平行独立的两种能力：“由于知性的纯粹概念完全和经验性直观异质，实则和一切感性直观异质，所以在任何直观里都绝不能见有知性的纯粹概 念。”[7]（186）例如实体性范畴、因果性范畴，是永远无法被人们直观到的。那么，如何把感性直观结合或归属到纯粹知性概念之下，知性纯粹概念如何统摄或应用到感性直观上呢？必须有一个作为中介的“第三者”的存在。对于这个“第三者”康德有三项要求：它必须一面和范畴同质，另一面又和显现无殊；它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即毫无经验性的内容；它一面必须是知性的，另一面却必然是感性的。康德称这个兼具双重性质的“第三者”即为先验图式。通过先验图式的联结作用，使之既与知性范畴同质，又与感性直观类似，即知性（范畴）――先验图式（直观+知性）――感性（经验杂多）。其中，若抽调了先验图式，认识过程出现断裂，知识的大厦必然坍塌，知性与感性也就形同陌路，康德意欲“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美梦必将沦为妄想。但不要遗忘，康德的先验图式外还有经验图式与之并行存在，尽管可能处于“非正宗”的地位上。康德在对感性概念的图式（纯粹与非纯粹的）的阐释中，对经验的对象或者意象与经验概念的关系也上升为异质认识的联结问题，图式是将二者联结起来的作为中介的“通道”或“桥梁”，即现象――意象（图像）――经验图式――经验概念。若抽调了经验图式，经验概念与直观的感性杂多则彼此无涉，对象永远停留在知觉中，不会形成经验知识。
可见，图式作为一种概念的感性结构方式与原则，是通过其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康德由先验图式与经验图式共同组成的图式理论，是企图将先验与经验、知性与感性、概念与直观、一般与特殊、本质与现象联结起来，其中介性十分明晰。如果没有了这两种图式，康德的批判的认识论就必然会从根本上解体。然而，康德苦心经营的“图式”理论并未真正解决“知识何以形成”的问题，当他将这一理论溶释于先验论的时候，已注定其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命运。皮亚杰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主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是借助于主观思辨的途径，更要通过实证的方法去探讨。
前已指出，皮亚杰主张主客体之间的双重建构，而新知识就产生于主客体之间通过中介活动所进行的动作协调的中途。他认为，这一中介并非感觉、知觉，也绝非概念、理性，而是图式，它作为动作结构形成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内容、机体与环境的同构性的纽带或桥梁。
皮亚杰的图式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建构与进展的过程。因此，相对高级的图式不会产生图式存在的客观性问题。在皮亚杰这里，图式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机体刚刚出生时的最初图式是否客观存在？如果最初的图式并不客观存在，那么，后来相对高级的图式又是在何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如何承担起图式作为实质性的中介工具的角色呢？这些疑问成为了皮亚杰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指出：“没有一个图式具有明显的开端，它总是通过连续的分化从一系列先行图式中产生的，而那些图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反射或自发的本能活动。”[9]
（9）可见，在皮亚杰这里，人类最初的图式是由遗传得来的，它是先天的，具有非常简单的结构，仅是机体的一种本能的获得性遗传。但是，这种遗传图式或反射图式与康德的先验图式迥然不同，若与康德的先验图式相比较，它可能更加类似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或列维・布留尔的“原始表象”，这一图式是人类认识机制的起点。假如遗传图式并不存在的话，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内容、机体与环境将永远不能发生作用，人类的认识将变成一块白板，而这正是皮亚杰所极力批判的。为了进一步论证图式的客观存在性，进而保证图式中介作用的实现，皮亚杰以一贯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图式引入了两个改造性功能活动――同化与顺应。如果没有图式的同化作用，客体将不能被主体所认知，同样，如果没有图式的顺应作用，新知识将无法产生，“知识何以形成”的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相较于康德借助于有关异质认识的联结问题的逻辑推演来论证图式的中介性的存在，皮亚杰无疑是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以图式学说对人类的认识机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这是皮亚杰对认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
五、小结
图式的结构性与动态性让我们明晰了认识的基本架构与内在机制，这是康德、皮亚杰二人针对认识的构造问题提出的新型解释；主体性为主客体统一的进程扫除了障碍，因为康德之前，经验的可认知性已在人们心中达成基本共识；中介性是批判与完善传统的直观的镜式认识论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其中，康德对于图式的基本特质的探讨，是他在人类认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试图具体解决感性到知性的过渡问题时，基于先验哲学体系的需要，通过假设图式存在的方法进行的。而皮亚杰，则是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澄清了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实际进程与机制，为康德的图式理论在发生学与心理学上找到了依据，证实了图式的客观存在性，使认识结构问题成为了认识论研究中的必要内容，皮亚杰在批判的继承传统认识论特别是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史上的成功突破。可以说，皮亚杰的图式学说是康德图式学说的发生学，是对康德图式学说的发展与提高。
此外，对于图式特质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康德、皮亚杰的图式学说及其二人对认识论的特殊贡献，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的诸多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作用。我们反对中国传统思想为了寻求与西方哲学概念或理论的一致性，从而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条“削足适履”的道路，但这并不能阻挡中、西方哲学的相互学习与彼此融通。中国哲学中，与图式学说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阴阳、五行学说。二十世纪以来，许多人将阴阳、五行学说归结为世界图式或宇宙图式，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就指出：“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种路线。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的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10]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里又专门辟出两章，即第二十章“阴阳五行家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世界图式”与第二十一章“易传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世界图式”。然而，凡此种种将阴阳、五行学说归结为世界图式或宇宙图式的做法，普遍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对于世界图式或宇宙图式的阐明并非建基于对图式特质的考察之上，致使出现了某些对世界图式或宇宙图式的定义或理解不严谨甚至不正确的现象。因此，透过对图式学说的认识，促使我们对于有关阴阳、五行的相关问题进行重新的考察、判定与评介，如：阴阳学说是否能够归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图式或宇宙图式？五行世界图式是如何表现为一种人的思维中的动态的可变结构的？诸如此类。更进一步，如上的研究甚或会开启出对于《洪范》《易传》《管子》《吕氏春秋》《月令》等文献及汉代的宇宙论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 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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