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的缘由是这样的：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这个事件对我国也有影响，正如该报告所说：“波兰事件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在于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制定并实行新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以利于‘四化’建设。”接着说，“就出版工作而言，容易引起矛盾的，主要是如何正确解决出版自由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自然也是一种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在出版工作方面以加强改革来避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版工作虽只是一个方面，但其重要性和社会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报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而且至今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诚如报告所说：“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建国三十年来，我们主要是强调‘舆论一律’，而从来没有认真实行出版自由。后来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但出版自由仍然未能妥善实行。十年动乱时期，出版自由完全成为徒托空言。去夏，随着‘西单墙’和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出现，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甚高，向出版部门登记出版自发刊物者甚多。近来（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以后），此种呼声和要求又有重起之势。怎么办？你不准他出版，他说你不执行宪法，又怕他把刊物办成……（按：这里删掉几个字是本文作者所为）专曝你的‘内幕’、‘阴暗面’，不利于安定团结。这样，反倒不易收拾。因此，一年以来我们虽反复研究，仍无良策，只好回避、拖延，承认你有出版自由，但不给你登记。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拖过今天，躲不了来日。总得有个对策才好。”
为了切实改善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该报告提出了如下建议：“认真办好现有的出版物（刊物或图书）。对这些出版物要放宽尺度，除了违反宪法（以及各种法律）、违反国家基本政策以及诽谤、荒诞的东西之外，都不应用行政手段限制其出版，真正做到不同思想、理论、学派都有充分发表其著作和作品的机会，使这些出版物既成为党的宣传舆论的工具，又是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园地。就是说，要通过办好这些出版物，逐步使人民群众的出版要求得到适当的满足。对有问题的出版物，要采取讨论的方法，一般不要进行行政干涉。对确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出版物，必须采取行政手段时，也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妥善处置，力求做到既能保障出版自由，又能防止流毒扩散。虽然少数人难免不满，但多数人拥护、同情就不至于失掉人心。”
我不了解我国出版业的情况，但因为我也是动动笔头的人，所以和少数出版社和办杂志刊物的单位多少有些接触。据我直接间接所知所闻，我国新闻出版界的情况确未尽如人意，“出版自由完全成为徒托空言”的不正常状况依然存在，这还是就登记营业的出版社和刊物而言。早些年，常常听到发生这样一些事情：某些新闻出版机构，并未弄清问题所在，是违反了宪法和有关法律，还是损害了国家安全，就随意点名、禁书，随意处理出版社人员；尤其不可理解的是，不是用调查和说理的办法，只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打一个电话，就采取禁书或处罚出版社的措施，真是“权威”之至，以致引起作者、读者的反感。还有，有的书突然被加上“有严重问题”的罪名被禁止发行，但问题究竟何在，却秘而不宣，经作者申诉和出版社的再三说明，并经有关国家研究机构审查，最后定为并无问题，但有关出版机构仍以“未经送审”为名而不改原议。
我列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确有许多事要做，不仅要立法保障出版自由，而且要立法规范新闻出版界的种种事宜，以利于人民言论通畅，新闻有序，出版有法可循，使国家确有民主气象和兴旺发达。
然而，事实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们国家在这件重要事业上仍任重而道远，虽然现在捧着新闻出版领导热饭碗的人不少，但他们有时也无能为力，或者有力用不到点子上。
于是，有关的议论到此为止。民主、民主――其实我们还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国家，即“人治”重于“法治”的国家。
其实，正好像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凡真理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亦无绝对的自由，凡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新闻言论的自由首先要受国家宪法的限制，也要受具体立法的限制。美国是首先在宪法上规定新闻自由的国家，然而美国的新闻自由严格受宪法的控制与约束，这是有目共睹的，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受宪法和其他立法规定的新闻出版自由呢？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过度着急。时代毕竟不同了，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上一代的人办不成的事，下一代未始不可能办成，下一代办不成，再等待下一代。一句话，有“理”者事竟成。
愿陈翰伯同志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