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王朝政治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满清政府能力的不断下降，使其不断沉沦于世界体系之中。
[关键词]传统体制;清末;衰败;表现
王家范先生在其论著《中国历史通论》中的“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和“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两篇中，极富特点的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特点问题与中国为什么难以走出“中世界”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坚固的政治体构成，文化与经济，乃至于军事都是为其服务的。在清末，由于外来势力和因素的侵入，中国传统的政治力量平衡被打破，固有的社会秩序遭受挑战。国家力量和能力受制于传统以及顽固的政治体制，因而使得满清政府的能力不断遭到削弱，最终走向衰亡，体现了“专制集权体的政治体制”走到了它的尽头。本文欲从三个方面来显示清末政府国家能力的下降，以及其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
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清末治理的危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
（一）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和农业歉收
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同时，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
（二）农民起义频繁爆发
痛苦不堪的农民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政府，但却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败和王朝更替的征兆。清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抵抗农民起义，因战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岁入。
（三）地方主义的兴起
官僚集团腐败，无法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清政府的税收因为战争而大量减少，地方行省则肆意截留中央财政，镇压农民起义客观上使这种截留合法化，从而为地方势力的膨胀埋下了隐患。正规的军事集团无力镇压民变，这为地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孔飞力的研究显示：地方团练的兴起，成为地方社会崩溃的组成部分，为地方精英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地方团练的兴起帮助政府渡过了农民起义的危机，代价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虽然清政府千方百计想把团练纳入官僚体系，但是清政府薄弱的财政收入无法做到这一点。
三、地方自治：清王朝努力的失败及其分析
清政府试图重新集权，建立起逐步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权力网络，这种网络组成了以一个等级组织的正式关系网（官僚制），它要能深入和影响并控制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如宗族或者血缘关系。它不仅指国家重新确立对上层和中层的基本行政区域（省、市、县）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特别是乡村）的过程。
参考文献：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3][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