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汤兆基先生的日子是一个深冬，虽然我再三强调应当拜访他，他还是亲自驾车风风火火地来上海文史馆找我。此前，汤老师拿着iPad飞快地翻页，得意地向懂书法的同事展示：外孙女两岁时信手涂鸦的笔法隐然有“八大”神韵。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他的身上兼具少年的锐气、中年的沉稳和暮年的通达，他意气风发，跃马前行，将曾经历过的坎坷一一踏平，远远甩在尘土飞扬的身后。
一生两逆 艺兼三绝
7岁孩童经历着肉体上极大的折磨，咳嗽、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因肺结核是强传染性疾病，虽有兄弟姐妹，却无法亲密接触，汤兆基形单影只，日夜与寂寞为伴。其间有过转好迹象，但去学校数日便病情复发，只得再度休学，回家静养。幸好善良的父母没有放弃他，当时治疗肺结核唯一特效药是进口的链霉素，他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购买这种昂贵的药为他续命。这场大病延续了五年多，直到1954年，他才奇迹般地康复。
疾病折磨小汤兆基时，艺术之光却偷偷降临。因常年养病，他的生活空间是局限于一方病床。那张雕刻精致的红木床，是母亲嫁妆中的一件，由在南市开设红木作坊的外公亲自精心选择的。为解寂寞，母亲指导他用铅笔描绘床上浮凸的葡萄纹，画得多了便能默绘出一个大概。汤父与著名大画家吴待秋之子吴养木是同事，经他指点入门书画，家中时常翰墨飘香。汤母在上海绣品厂从事刺绣工作，绣品中不乏牡丹、月季等花卉图样。耳濡目染，他在年幼时就触碰了艺术的气息，并在逆境中找到了创作的起点。
疾病的折磨、孤独的心灵以及艺术的启蒙互相交织，是至今令汤兆基印象深刻的童年情景。长大后的他总是笑吟吟的：“这场人生之初的试练养成了我不急不躁，看淡得失的心态，令我终身受益。”
病愈后，汤兆基年龄偏大，就插班入学，在上海新闸路第三小学学习，三年级时由学校推荐，进了上海市中福会少年宫美术班，在少年宫时有机会跟陈道坦、虞子骏等指导员学习雕塑和绘画。用泥塑成伏在地上的骆驼，待干透后涂上烤熔的蜡，很有光泽也不易破碎。骆驼的头和双峰隆起，就成有趣的笔架，外宾来了就作为礼品送给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汤兆基很早就展露艺术才能。1958年，他进入上海重点名校育才中学，恰逢“大跃进”，他经常背着书包去学校附近的张家宅等里弄画壁画，画的内容是人民公社放高产卫星等。1959年画的《力争上游》的国画刊登在《新闻日报》上，画面是一群往上游的金鱼，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算是极大的鼓励。
由于汤兆基的父亲曾在中央银行任职，解放后处境不佳，屡次运动均受波及，按照他略带玩笑的说法，每次运动过后都要减工资，后来又逢“三年困难时期”，家中捉襟见肘，日子清苦。早熟的他隐隐预感：虽然都在红旗下长大，自己和那些根正苗红的孩子们是不同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将他隔绝在许多美妙的机会之外。尽管学业优异，少年汤兆基认定自己是无法上大学的，便决定学一门手艺，将来自力更生。当时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对他很感兴趣，但中学老师们都觉得他不升大学太可惜，经慎重思考后他还是坚持己见考入工艺美术学校，这一选择体现出少年汤兆基非凡的人生智慧。
1961年至1965年的四年间，汤兆基得到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徐宝庆的指导，毕业时已能雕刻非常精细的作品，如《觉醒》《水乡茶清》等，不少作品还参加了上海、全国和国际的展览。
多年后，汤兆基以书、画、印“艺兼三绝”和左手奏刀治印闻名，“其字尚势、画尚神、印尚质”。他的字以欧阳入门，继而二王，窥得堂奥后着意创新，不囿于古；其印以秦汉为宗，取法高古，著名书法家韩天衡概括出“平和、朴拙、丰赡”三大特点；绘画笔短趣长，意境深厚，得书法、篆刻双重滋养，尤擅牡丹。与莲长于淤泥相似，他的艺术之花发芽于贫瘠泥泞的土壤：年幼时凶猛的疾病折磨和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的身份桎梏。然而冲破了两大逆境后，他迎来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以字拜师 书画起航
1965年，汤兆基参加了静安区文化馆业余书法展，作品被白蕉先生一眼相中，赞他的书法有“骨力”。白先生能篆刻，精书法，也擅长画兰、做诗文，沙孟海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学养才情都极为出色，可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蹉跎岁月，一身技艺无人传授，引为憾事。看到汤兆基的作品，他顿起爱才惜才之心，经文化馆牵线，汤兆基顺理成章地拜入他门下。
白蕉先生要求严格，他常说：“写字要写死，画画要写生”，要求徒儿从欧字的《九成宫》入门，务必做到临写的字与《九成宫》的字在太阳光照射下完全吻合，才算过关。汤兆基临池学书，笔耕不辍，先攻唐楷，后学行草。两人一个教一个学，感情日益深厚，逐渐发展为忘年交的情分。白先生唤他为“兆基贤友”，对他极是器重。可惜的是，在白蕉处接受一年多的严格训练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也就此结束。
不忘初心 厚积薄发
1965年，汤兆基学成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黄杨木雕组。他是个做一行爱一行的人，所以在所里，人人都知道有个勤奋的小汤，不久被评上个人技术先进。
1966年初，上海手工业局办展览要汤兆基一起去北京布展，火车票都领了，却被召回紧急赶制一件雕刻品，后来所长才告知实情：并没有什么紧急任务，只因家庭的缘故不能让他去北京，令他深感前途暗淡。不久，“文革”开始，处境更糟，他在研究所成为工宣队批判的对象。1969年研究所的房子被林立果强占，他被下放到中百一店楼上的工艺美术工厂，一呆就是十七年。最糟的时候，曾被迫在大楼的楼梯拐弯处“摆拆字摊”，不断写检查，心中凄惶，难以名状。
自1977年起，他感到政治空气松动，特意买了本笔记本，把报上激动人心的话抄下来，渴盼着自己能有个出头的日子。1978年女儿出生，给她取名字叫“佳临”，含意随着她的降生好事定会来临。这一预感是对的，后来才知道，女儿出生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
80年代起，汤兆基有机会参加社会艺术交流。1981年4月的兰亭书会是“文革”后第一次书法家雅集，他与书友王琪森、陈茗屋三人发起“兰亭书会倡议书”，并以左手治印之名引起费新我老人关注，即书“铁笔左篆”。从此，费新我左书，凌虚左画，汤兆基左篆，而有“艺坛三左”的佳话。1985年下半年，他终于回到了研究所，担任科研办的负责人。此后，多次应邀去香港、日本开展艺术考察和交流。1988年，汤兆基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标题为王个m先生题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陈福根先生致辞时一句“汤兆基经历坎坷”，令他瞬间眼眶湿润，几乎潸然泪下。
关于前半生的得与失，汤兆基说，在单位工作的几十年，是他韬光养晦、蛰伏积蓄的阶段，当中有不少压抑的日子，也不乏顺利的时候。“我成也于此，败也于此。”许多同事在厂里碰了壁就决然转行，但他却认为，当时社会的大气候如此，转行未必能改变处境，反而丢了自己一贯的专业。后来环境变好了，也曾面临诸多诱惑：有单位请他去做实职性干部，有朋友鼓动他下海经商，他都一一婉拒了。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不离不舍，不急不徐，以不变应万变，执著守护心中的艺术理想踯躅前行。
世间最知易行难的，莫过于坚持。汤兆基说他信四个字：“积健为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呈现自己的志向和艺术造诣。只要初衷不改，百折不回，终能积少成多，百川汇海。这是他从白蕉、钱君等前辈身上承袭的精神，也希望它能薪火相传，世代流传。
2000年以后，他突然欣喜地发现：但凡经历，皆有意义。过往阶段式的工作逼得他多才多艺，广泛涉猎，十多年积累下来，自然而然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最终都集中到一个志向――牡丹文化学。这是从由繁至简又由简至繁的衍变：从诸多艺术意象中聚焦牡丹，又将牡丹文化扩展到瓷器、摄影、雕刻、诗词、花卉园艺等全部门类。他说：“我将每段工作经历串联起来，用于牡丹文化学的创立。这既是轻车熟路，也是水到渠成。”
情钟牡丹 室植馨兰
第二次采访约见在汤兆基先生家中。令人意外的是，他以“汤牡丹”驰名艺林，家中居然摆放着数盆兰花。他微笑解释道：“白先生擅兰，我却鲜少画兰，因为珠玉在前，后人难以逾越。我画牡丹，但家中却养兰，因为兰花令我睹物思人、饮水思源。”启蒙恩师白蕉先生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他无时或忘，点滴在心头。从兰花与牡丹之间的辩证关系，就能一斑窥全豹，看到汤先生的志向和人格。
当我走出汤先生家时，最冷的大寒节气已过。呼出一口冷气，思绪逐渐在湿寒的空气中沉淀，脑中汤兆基先生的形象愈加生动：他以一叶扁舟泛游江上，观沧海，语蛟龙，经风雷，见霓霞。在星罗棋布的夜空中，他俯下身来，双手合拢，掬起一弯泠泠的海水，那既有沧海之一味，又倒映着天上诗意的月华。正如他说：“自知老之将至，以为舍就是得，弃就是存，要舍却无数求一得，别去江海留一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