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书不是写给一个家的
由老前辈谢觉哉的书信选编而成的《谢觉哉家书》近日出版（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7月北京第一版，以下简称“家书”）。穿越3个世纪的人物、事件、墨迹和思考凝结在一部书信集中，其深邃与厚重自不待言，出乎一般读者意料的，此书的编者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却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谢老的儿子谢飞。曾引起热议的《湘女潇潇》《香魂女》《我们的田野》，均为谢导的大作。但是，“家书”令我瞩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谢老的家书是写给不同的两个家的。
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由于参加革命而造成个人家庭变故的，不乏其人。在这些变故中，又以在家乡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投身革命后另寻革命伴侣者居多。“新中国司法制度奠基人”谢觉哉即属此例。
新出版的“家书”即是谢老几十年间写给两位夫人和前后十几个儿女的“万金”之书！
（二）对原配夫人何敦秀
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
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
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
对夫人的感激、对自己的责备，溢于言表。细读此诗，人们也能体会到，谢老似乎对危险而又艰辛的抗战已有充分的预想（在后来从延安寄给何夫人的另一信里，有“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之说明），他深感新的战斗生活已经无法接纳昔日的荆妻了。所以诗中有了这样的句子：
蹉跎三十载，汝妪我已翁。
谓有敝庐在，偃息相与终。
岂知遭世变，地坼复天倾。
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
这里，我们读出了一种暗示：咱们都老了，本以为可以与你厮守在旧家里相伴一生，孰料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丕变，我的事业让我走南闯北，不再有机会回到咱们的家了。
一位善良的农家妇，为了丈夫的革命，付出了大半生的幸福，付出了自身和孩子的安全，最后还要付出自己的丈夫。没有人算过她的失去和她的贡献，而我们后人又怎能对她漠然处之呢！
仅仅几个月后，谢老又给何夫人寄回家书，深情回忆他们41年前的新婚，并用“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来称赞何夫人的不平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糟糠之妻的眷恋而又无奈，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了对过去那个家庭的总结和告别。
果然，一个月之后，谢觉哉、王定国的婚礼在兰州举行。
（三）对革命夫人王定国
“家书”披露了王定国在其他书中的回忆，原来谢、王之恋带有戏剧色彩。长征到达延安后，九死一生的谢老担任着重要工作，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而老夫人绝无可能接到边区来。此时，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建立家庭。王定国出身贫苦，文盲。参加革命后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战士，战败失散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半年后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组织上经过研究，找24岁的王定国谈话，告诉她谢觉哉是老革命，需要人照顾，希望她与谢觉哉结为伉俪。她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该入洞房了，她不解地问：“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结婚，她犹豫了，原来她在四方面军有个意中人，也是她的引路人，失散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查清那位老革命已经牺牲了，王定国才同意了与谢觉哉的婚事。但这却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次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谢宏（乳名定定），再次年又有了第一个儿子谢飘。 共同的理想和奋斗，弥合了年龄、文化背景的差异。婚后，王定国一直工作在谢老身边，偶然因事分离又总是书信往来。二人既是伴侣又是师生，王定国写给丈夫的每一封信，身为大学问家的谢老都要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修改，改好后再拿给王定国看，让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几十年下来，由当初的文盲练就了一手好字，晚年书画俱佳。
谢觉哉这样满腹锦绣的文人，对美景、对大事每每诗兴大发，而对自己心爱的革命伴侣更不可能只写些家长里短。令人震撼的是在老人1963年5月突患中风导致右半边身体瘫痪后，竟然坚毅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并赋诗献给爱妻。诗曰：
华龄过五十，爱身宜节劳。
事可分头管，心须择要操。
一步看几步，今朝想明朝。
多言言防失，少吃吃不消。
……
此诗写作时间是1963年9月，离开王定国的五十大寿已经半年有余，显然不是贺寿之作。我们知道，自1957年起，国是逐渐陷于困顿。目睹种种险象，他提醒老伴（同时也在自省）遇事“多看几步”，“言多必失”，恐不是空穴来风，值得后人“细推敲”（原诗的词语）。这是身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的谢觉哉给亲人的忠告，这种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私房话”，是中国政治的特殊产物，是革命队伍之外的任何人都无从体味的！
（四）对两任妻子
读者不可能不问：谢觉哉的原配夫人眼见自己的丈夫另外成家就没有什么反应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家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正如前文所说，谢老在兰州再建家庭时，坦诚地告知了何敦秀，并一直写信给她，坚称“你永远是我的夫人”。兵荒马乱之下，团圆无望，这位从清光绪年走来的老妇人无条件地服从了“老礼”。但是在她看来，“老礼”也不能在“打下江山”之后仍然拒绝她进京团聚，连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不也有熬到头的一天吗？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她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显然，谢老不能应允这个要求。在谢老和整个革命队伍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这两个巨大因素已经使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所以，他在“老太太”提出进京要求后，先是不予回答，待对方由生气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他写道（大意）：
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在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
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
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
这是谢老写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信。
读着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成熟的男人都会佩服作者的说理能力和仁爱之心。他不用官样文章唬人，不以“大官”的身份训人，不搬出“组织”来压人，不躲闪，不耍赖，而是把二人遇到的问题摆出来，既讲国家、世界的大道理，也讲村里族里家里的人之常情，句句讲到了老夫人的心里。
“家书”还披露，20世纪50年代后期，八十高龄的何敦秀随着自己的小儿子谢放也到了北京居住，但并未提出任何要求，更没有在新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据说谢老和王定国请这位有功于家的老人到自己家里来过，也多次去看望她。何敦秀对王定国说：“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谢胡子这个称呼，全体同事包括毛泽东都是这么叫的）1967年，88岁的何老太太安详西去。1971年，谢老在京病逝，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