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临中国当代民族文学遭遇西方现代文化、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和当今大众流行文化的挤压困境，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美学突围”，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要切实保留自我性的作者身份，以建构民族作家主体地位的美学自信心；提倡使用民族式的语言形式，以凸显民族文学的自由本色的美学自信力；努力呈现原生态的内容立意，以开掘民族文学生命意力的美学生态性；充分开辟多样化的传播途径，以寻求民族文学现代媒介的美学丰盈感。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化困境；美学突围
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资讯网络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面临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劲挑战，时代主流文化面临当代大众文化的无情挑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受到的二重挑战；而中国当代民族文学还面临着另一重挑战，那就是民族边缘文化正面临着汉族正统文化的隐性挑战。置身三重挑战背景下和环境中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敢问路在何方？
民族文学，如何寻求在三重挤压下的突围，就现行的学术体制、教育机制和学科编制上看。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资助出版方面予以“财政补贴”，组织民族作家回到家乡“体验生活”，提供多种媒体建立“话语平台”，而且也不仅是一个保护多元文化生态的文化学、研究民族文化构成的民族学、呵护独特艺术风格的艺术学的问题，质言之，这更是一个美学的问题。即如何从写作对象的独特性与写作主体的个性化、内容表现的丰富性与形式呈现的民族化、主题揭示的深刻性与文化弘扬的多样化、文化保护的生态性与艺术方式的现代化等辩证统一的剖析中，展示民族文化意义的多元性，保护民族文学存在的永久性，不仅寻求民族文学繁荣的可行性，而且思考人类生命意义的穿越性。这已经由文学现象进入文化场域了、由少数民族而进入整个人类了、由事实叙述而进入意义反思了，概而言之，民族文学的突围，需要美学的引领。于是，所谓美学的问题，正如潘知常教授所言的：“美学作为人类生命的诗化阐释，正是对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不断发现新的事实、新的可能性的根本需要的满足，也正是人类生存‘借以探路的拐杖’和‘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1]（P.5）那么，在这个“拐杖”的扶助下，我们的民族文学将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呢？即民族文学将采取什么样的美学突围的策略呢？
一、切实建立自我性的作者身份
民族文学一般应该是本民族自己的作家创作的文学。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作者身份的问题，当然这个“身份”不是进行专业的或业余的判别，也不是进行域内的或域外的判断，更不是进行著名或普通的判定。这个身份是一个“意识”的有无，即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民族作家，在前面所诉的“三重”挑战中，他常常会产生身份迷惘：我究竟是不是民族作家？一方面，就我的祖先和族群、习俗和生活看，我当然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那么，毫无疑问，我是民族作家；另一方面，就我接受的教育、积累的文化和追求的生活方式，甚至我的日常服饰看，我和这个民族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关系。
那么，如何处置这种“内在性”的身份困惑？当然这是一个与户籍、居住地、专业背景、职业岗位等几乎没有关涉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即民族作家究竟在“民族”与“作家”的身份上孰轻孰重？作为前者他一定是一个和世世代代的族人一样的自然人，作为后者他又必须是一个和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社会人。著名的波兰籍文化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他的《现代性与矛盾性》书中说道：“如果现代的‘身份问题’是如何建造一种身份并保持它的坚固和稳定，那么后现代的‘身份问题’首先就是如何避免固定并且保持选择的开放性。”[2]（P.237） 我们的民族文学作家就处于时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和文化进步的后现代性的“夹缝”中。如何消弭或减弱这种冲突带来的迷惘性和困惑感，当然我们不是做非此即彼的二选一，也不是兼顾彼此的二合一，我们更不做选边站队的建议，而是进行选择路径的学理分析，即为我们的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厘清思路、明确定位，找到方向和归入行道。
由于我们引入了美学关照和分析的思维，因此从美学的角度――将作家视为美的创造者，就必然有一个美学的高度――将文学视为生命美的呈现者，美学的深度――将身份视为创造美的自由者，美学的精度――将创作视为表现美的自觉者。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自我性”的视角，即，民族文学的作者不因为自己偏居一隅、处于文坛的边缘，在学历程度、知识贮备、文界影响不如汉族作家而妄自菲薄，而是坚信“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所拥有的写作素材、文化资源和审美意识是汉族作家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所不具备的。其实在当今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写作已经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和特殊的技能，尽管王朔把写作称之为“码字”，但是从主体精神的角度看，民族文学作家在这“三重”挤压下，亟待重拾和弘扬的就是“自我性”主体意识的自信心。这就是既正视自己在学养上、知识上、技巧上与汉族作家的差距，又深信自己在异类生活的熟悉上、原生风貌的感受中、生命意义的体验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魅力。总之，在既坚守独特民族文化立场的同时，又吸纳普泛的时代精神，从而形成与非民族文学作家，和汉族作家所不同的独特的意识和视觉。如果说本民族的服饰和语言可以放弃、饮食和习俗可以淡化，但千万不能放弃和淡化的是迥别于汉族的“他者”的思维和目光、表述、风格。如果说“自我性”的创作身份是所有作家都必须具有的，那么对于民族文学的作家而言，这不仅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是在“三重”挑战或挤压背景下不可多得而又必须牢牢坚守的优势。
二、提倡使用民族式的语言形式
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毋庸赘述，高尔基曾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孔子也说“情欲信，辞欲巧”。而民族文学尽管也要讲究语言的技巧和修辞的艺术，但是针对本文主旨，民族文学的语言形式指的是民族文学使用什么样的文本语言，即一个民族文学的作家究竟应该使用包括方言在内的本民族的语言，还是作为我们国家共通语言的汉语。我们知道，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符号和文化的传媒，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些说法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只有用具有本民族特征的语言、民族区域内的方言、甚至就是民族语言来写作，才能充分而完美地彰显民族文学的存在意义。 如前所述的“三重”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本质上是“语言形式”的挑战，白话文的汉语是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言文的结果，通行于各种公开出版物的语言是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了的语言，流行在电子、网络和时尚领域的语言是被大众文化推崇的语言。那么，我们形态各异、表意丰富、声情并茂、魅力无穷的民族语言呢？早已弃如敝屣，向隅而泣了，成了被文学遗忘的角落。由此可见，这个挑战的实质是通行语言与民族语言，不仅是和谐共处的关系，而且是在这个前提下凸显民族语言形式的主体地位。因此，我们在谈论民族文学的“美学突围”，首先要树立民族文学语言形式的主体性意义，使用一种语言形式并不仅是作家个人的语言习惯和修辞风格，而且关乎文学自身存在的本体论价值是否得以彰显。就像中国新文学所推崇的，毛泽东所倡导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00），那么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就应将“民族式的语言形式”作为自己的文学本体和作家创作的主体存在。
其次，就理论意义而言，我们要找到树立民族文学语言形式主体地位的学理依据，这就是从美学的自由性意义的维度来展开我们的思辨。高举“美是自由的象征”的高尔泰说道：“美的形式是自由的信息，是自由的符号信号，或者符号信号的符号信号，即所谓象征。”[4]（P.46）文学创作毫无疑问是自由的审美活动，与受到文化规训过多的汉民族主流文学相比，民族文学不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上，还是在情感的表现上，更甚至在想象的活跃上，都显得无拘无束而汪洋恣肆，这一切当然要表征于语言。因为尽管“语言以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不停地塑造和重塑着这个世界，这些方式表明，历史、哲学、文学和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所赖以建立的符号是无限开放的自由竞赛。”[5]（P.46） 民族文学的语言形式涉及的不仅是语言的艺术问题，而且是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本民族的历史演变、社会风俗、生命意识和哲学思想等。如藏民族的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一部用口头传唱方式流传的有关藏民族的历史与传说、爱情与神话、生活与信仰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用藏语演唱，也不用藏语记录，那民族文学的审美魅力将只剩下故事情节的干枯内容和主题思想的抽象说教，也即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任何语言形式都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它背后都蕴藏着丰富而无尽的文化密码和情感基因。
三、努力呈现原生态的内容立意
如果说语言形式是民族文学如何写的问题，那么内容立意就关乎到写什么的问题了。就一般创作主体性原则看，我们应当尊重每一个作家写什么的自由；也就是说民族文学的作家和所有作家一样都充分享有创作的自由，但细究起来，这是一个“伪命题”，任何作家都只有理论上或理想中的创作自由，没有现实中的自由。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18）如果说文学是现实一切社会存在的艺术表现的话，那么作为创作文学的作家更是“现实中”的“社会人”。民族作家比一般的作家更多了一个“民族”的身份和意符，那么他要写什么或者社会和读者期待他写什么，就不能随着他的意志、情趣和想法来随意选择和主观发挥了，即他的创作要符合社会和人们的“期待视野”。
那么，我们期待着民族作家写什么呢？当然是写自己民族最富有特色的东西，就像藏族作家一定要写雪山和经幡、蒙古族作家一定要写草原和骏马、黎族作家一定要写椰林和海风等一样。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创作中，针对现代文明的声光电化和流行文化的矫揉造作，这些已经远离了纯真的大自然、纯粹的原生态和纯朴的自我性，充分展示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民族生活的自然情调和民族文化的自然价值。这就要求民族文学的作家应努力揭示创作对象三个层面的特色和意蕴。一是有形的物质文化形态，如独特的自然景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还有如土家族的吊脚楼、蒙古族的蒙古包、藏族的玛尼堆等。二是可感的制度文化状态，这里的制度是一个广义上的制度，它是指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组织和社交形式，如体现在拜祖祭天、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和衣食住行等方面迥异于其他民族的礼节仪式和规矩程序，如藏族的敬献哈达、蒙古族的下马酒、纳西族的走婚等等。三是积习的观念文化样态，如“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转世轮回”的生命意识、“歃血结盟”的社会意识等；用文明的眼光看，它们也许捕风捉影和子虚乌有，甚至荒诞不经，但是作为一种生命信仰，已经深深地植根在了他们的心中，具有强烈的超文明、超社会和超理性的原生态意义。
在时下“三重”文化的挑战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文学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傲然独立而获得存在并发展、繁荣的机会呢？就应该着眼于创作那些现代文化、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不能呈现的大地景观、纯朴风情和自然理念。这与其说是原生态的，不如说是生命性的，抑或说是表现并揭示了原始和原生、自然和自我、伟力和魅力俱在的生命意识。这是人类文明久远而久违、失却而失落了的奔放而浩荡、坚毅而顽强的生命力量。从美学的角度看，它契合的是生命美学的精髓。对此，我国当今生命美学的首倡者潘知常教授是这样认为的：“人的生命力量不仅表现在能够征服挑战，而且表现在能够承受挑战，不仅表现在面对光明、温暖、幸福、快乐时能够得到正面的展示，而且表现在面对黑暗、苦难、血腥、悲剧时得到负面的确证。坦然面对失败、承受命运，正是人之为人的真正力量所在。”[7]（P.8） 这些正是民族地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养成的生命力量，更是民族文学所蕴含的最深沉、最富有和最独特的美学价值。
四、充分开辟多样化的传播途径
众所周知，民族地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民族作家生存艰难，精品不多，影响不大，从而导致民族文学门庭冷落，知晓者少，研究者少。在传播途径上，民族文学几乎还是传统的由数量极少的几个报刊和出版社推出纸质的作品，在借助影视传播方面，甚至还不如“文革”前，那时的《阿诗玛》、《刘三姐》，风靡中华，家喻户晓。近年来，不少民族文学作家，如阿莱、吉狄马加、张承志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或“骏马奖”等，除了阿莱的《尘埃落定》拍了电视剧，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外，其余的则泥牛入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由此说明，“好酒也怕巷子深”。如果再不重视民族文学的传播，尽管我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每年也要出版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或许它们还常常获得各种奖励，但依然摆脱不了目前“富在深山无人问”的门可罗雀现状。 在充分开辟民族文学传播途径的问题上，首先要明白的是为什么要重视并加大传播的力度。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美誉度而外，还应该有哪些意义呢？一是广泛的社会意义。尽管民族文学的作家很多都“进城”了，但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依然还居住在遥远的边疆、偏僻的山乡和广袤的草原、戈壁、沙漠等地区，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地处僻远而信息闭塞。那么通过民族文学的广泛传播就能提高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引起党和国家对这个地方的重视，引来经济建设者和金融投资者的关注。二是丰厚的文化意义。与汉族居住区域相比的民族地区，往往有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甚至是稀有或罕见的文化资源，奇山异水如藏族的九寨沟，奇风异俗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奇房异屋如苗族的凤凰城等；还有如汶川大地震后对羌族文化资源的抢救和开发就是通过抗震救灾文学的传播而引起各界的重视的。三是深刻的精神意义。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一个民族因其有了优秀的作家而使这个民族信心大增，精神更强，如老舍之于满族、玛拉沁夫之于蒙古族、阿来之于藏族、吉狄马加之于彝族、康朗甩之于傣族等。
其次要更好地寻找传播途径。公开发表和出版、获取各种奖励、转换为其他艺术种类，这是多年来我们熟悉的传播途径。在网络兴盛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当今，还有这些途径。其一，借助新媒体传播。利用强大的网络优势，使用便捷的接收终端，短息、微信、微博、视屏和微电影等新媒体如火如荼的兴起，相应地，民族文学的组织机构和作家个人也要建立各种“群”、“站”、“圈”等，及时发布各种文学活动的信息、创作的作品和地域的自然风光、民族的人文风情等，并随时和同行、媒体、读者保持互动的在线状态。其二，制造话题式传播。这是我们很多作家不太重视的传播方式，他们常常是被媒体传播，如阿来在上届鲁迅文学奖的“零得票”就是；而现在要根据传播学的“议程设置”原理，充分发挥知名作家和文化名人的“意见领袖”作用，制造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借助“娱乐”的元素达到传播正能量的目的。其三，依托旅游区传播。民族地区有很多奇特而美丽的旅游景点，但是还鲜有文学的踪迹，何不借助这些景点，再将本民族的文学点缀其间，就能收到相得益彰的双赢效果。
面对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主流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的三重挑战，我们的民族文学在低迷中失却方向，在挤压下身陷重围，敢问路在何方？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最独特而别致、快捷而通畅、愉悦而且惬意的途径应该是洒满美学阳光的道路，这也是本文称之为的“美学突围”。那就是切实保留自我性的作者身份，以建构民族作家主体地位的美学自信心；提倡使用民族式的语言形式，以凸显民族文学的自由本色美学自信力；努力呈现原生态的内容立意，以开掘民族文学生命意力的美学生态性；充分开辟多样化的传播途径，以寻求民族文学现代媒介的美学丰盈感。
最后，借助著名学者王一川教授“发现东方”的理念，来再一次重申本文主旨“发现民族文学”的要义。他是这样阐述道的：“在‘发现东方’的学术理路中，我的立场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种从全球性的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文化的走向。”[8]（P.19） 是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为相对于汉文化的“东方”意义的民族文学，指陈它突出重围的美学要义，思考它突出重围的美学策略，承担它突出重围的美学使命。
是的，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三联书店，1997.
[2]周宪. 文化研究关键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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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8]王一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