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幸拜读由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的《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一书，掩卷之余，感慨良多，通览全书，特作评介。
该书的撰写人马林英教授与我在研究机构共事已有三十年，她专注于文化人类学在彝族和彝区方面的研究，思想活跃，田野扎实，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这是她第一次以口述史的方式书写凉山彝族的历史，该书所选口述历史的采集对象，为当今凉山彝族中屈指可数阅历丰富的百岁老人；其方法应用之娴熟，秉持了口述史尊重客观、挖掘事实、弥补文献不足的原则，通过采访和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围绕口述对象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的主题，呈现出凉山彝族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场景。全书以突出的史料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解读凉山社会历史的新视角，给人耳目一新，令人信服的感觉。具体来看，该书有以下特色：
首先，该书颇具存史的价值。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口述对象的层面考察。作者选取的口述对象是使这本书能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关键。李仕安先生是一位跨越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两个世纪的百年历史人物，1913年李仕安出生于宁属地区的雷波县，迄今健在。从其年谱浓缩他的人生阅历：自幼习得彝文和汉文，曾先后就读于四川省测绘学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华西大学文学院，是兼通彝汉民族文化的彝族知识分子。他的政治阅历在凉山彝族中十分罕见，民国时期他在华西大学读书期间当选“国大”代表，成为全国唯一的在校大学生代表；李仕安早年加入过国民党复兴社，解放前夕加入民革，被刘文辉视为心腹和办理“彝务”的能人，曾以黄埔学生的身份在西昌受到蒋介石接见；新中国建立之初他被贺龙亲定为派往凉山的民族干部，曾担任过凉山军政委员会委员，在民族事务、政协、教育和出版等部门任职和工作。正如李仕安先生所言，他是新旧两个时代的见证者，甚至是那个时代川康两地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当然他对彝族和汉族、上流和底层社会，都有亲身接触和体验。他还是一个善于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撰写成文，并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人。在那个时代凉山彝族中有这种经历和影响力的人实属少见。李仕安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位名人，更是一位杰出代表，能记录下他的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存史的价值尤其突出。
二是从涉及历史范围的层面考察。以该书人物的身份、时间跨度、空间经历和已经记录的内容来看，对研究近代川康历史、彝汉民族关系史、凉山彝族社会变迁史都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凭证。凉山在近代历史上是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区域，清代设置宁远府，治所在西昌，民国时期相继归四川省、西康省管辖，旧称宁属。在这个区域内交织着多重矛盾，民国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彝汉民族之间、彝族内部家支之间、彝族社会的不同等级和阶级之间，可谓是错综复杂、相互纠结，以致社会矛盾与冲突起伏跌宕、动荡不堪。要厘清纷繁复杂的川康历史、民族关系史和凉山社会变迁史，必须以历史事实和历史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的说仅靠过去的文献和档案，显然不足以复原一个真实的历史，通过有存史价值的口述史可弥补这一缺陷，从目前情况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只有将各种形式和各种来源的历史资料汇聚到一起，才能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得到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真实历史。由此可见，该书确有存史之价值。
其次，该书记录了真正的“主体感受”。旧中国凉山彝区是什么样的状况？应该说亲身经历者最有发言权，作为彝族知识分子的李仕安先生更有深切体验。我认为李先生的口述记录是真实的“主体感受”和表达，第一章看似在写李仕安的出生经历，实际上彝族文化的许多特点得到体现和表达，这就是一种“主体感受”的记录。其后的三章是对民国时期宁属地区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记录，但其中对许多事件或观点的表达显然也是真真切切的“主体感受”，例如李先生笔下的“彝务”，在他看来“只要官吏不贪污，不剥削彝人；商人不奸猾，不欺诈彝人；士绅不豪劣，不玩弄彝人；军队守纪律，不压迫彝人；行政机构不复杂，不使彝人受层层盘剥……那彝务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的。”旧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制度性不平等，对凉山的少数民族认为“畏威不怀德”，所以发生在凉山的许多事件都与进剿彝族有关，由此造成民族隔阂深重，李仕安先生表达的是真实的“主体感受”。李仕安受过内地的高等教育，反观自己的家乡，他希望彝族内部各派、彝汉之间能和睦相处，应该说这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感受”。他撰写《边民的呼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刘文辉在西康的“亲民”政策表示好感。旧中国无力改变这些状况，新中国使他真正看到了希望。
第三，口述者与众不同的经历，不限于口述，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文史资料。李仕安自青年时代养成写作习惯，勤于耕耘，留下的文字史料与口述资料相互映证，为该书增色不少。据记录，在成书之际李仕安已先后发表88篇文章，解放前发表的达46篇。这些文章不是应景之作，一看题目就有时代和地域特点，诸如《“三化”政策阐述》、《“三化”政策漫谈》、《边民的呼声》、《白彝革命宣言》。解放后他的许多文章发表在《普格县文史资料》、《凉山文史选辑》、《雅安文史资料选辑》、《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等刊物，所载无不与亲身经历的川康历史相涉。该书附录部分收录部分原文，对还原真实的历史大有助益。
另外，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成功的，除采用历史学的口述史方法外，还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从一位“主位”人士的经历和表达中获取丰富的资料，并与文献相互映证，使这项成果在方法和认识上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
总体而论，这是一部来自真切的“主体感受”的口述历史，它以跨世纪、跨族群的经历，把百岁人生和川康社会历史结合到一起，展现一个真实的社会变迁的场景。该书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缺失，当然更希望通过该书能让后人了解近百年的凉山和川康社会历史，并为推进这一区域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