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论不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爱情说”与“讽谕说”。作者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内容本身、传播方面进行探究和综合分析,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归于“爱情说”,而不是“讽谕说”。
关键词: 白居易 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主题 爱情说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①历经千年而吟唱不衰。然而,人们对这篇传世之作的主题也是历经千年而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爱情说”和“讽谕说”上。我们认为《长恨歌》描述的是李杨的爱情悲剧,诗人借此歌颂人间真挚坚贞的爱情,在主题上应归于爱情说。
一、从创作背景和原因来看
第一,《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这时正是白居易仕途畅达春风得意之时。
年轻的白居易经过“十年常苦学”,29岁时一举中进士,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开始走上仕途。诸同年中,这个最年轻的进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以下该书引文,只注明题目。)及第后的兴奋使白居易忘掉了离愁别恨,恨不得将中第的消息马上告诉亲人。“他日升沉者,无忘共此宴”(《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郑家林亭》),中第后的踌躇满志可见一斑。三年后,白居易又中“拔萃科”,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定居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人事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长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元和元年,他又参加制举考试,补为周至县尉。县尉虽不是大官显职,但也“吏禄三百担,岁晏有余粮”(《观刈麦》),而且周至为京畿县,也是晋升之阶。不久,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擢入翰林。“十年之间,三登科第,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这对“中朝无缌麻之亲,大官无半面之旧”的白居易来说,仕途的确太顺利了。这时,白居易的心态是努力勤王事,以感激“好文儒”的天子。
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里曾说白居易擢入翰林正是得益于《长恨歌》。唐宪宗既好女色,又好神仙之事。《长恨歌》“描述神仙之韵事风情,为当时诗人所不能及”,“有合于人主及宦寺之心意”。②深谙干谒之道的白居易是不会不投皇帝之所好的。
第二,白居易创作讽谕诗是在元和三年做了左拾遗以后,是将此当作谏官的职责来看待的。
他在《与元九书》中表白了这种心情:“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次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此外,白居易将他的讽谕诗定义为:“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而将《长恨歌》归入了“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的“感伤诗”。“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正是对《长恨歌》描写风情的注解。
其实,白居易在对待皇帝的问题上是特别小心的,即便是在讽谕诗中,一当涉及皇帝,他就失去了那种让人侧目的指斥鞭挞的战斗锋芒。“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李夫人》),白居易既不愿意违心地指斥“红颜祸水”,又没有胆量和勇气批评皇帝耽于女色,只是无可奈何地感叹“不如不遇”。在以讽谕而著称的《新乐府》里尚且如此,在感伤诗《长恨歌》里,他又能寄给予多少讽谕的含义呢?
第三,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里记载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直接动因。
元和元年十月,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等人游览仙游寺,谈论起天宝年间的遗闻逸事。王质夫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白居易因此写下了《长恨歌》。仔细品味这段记载,不难看出白居易写诗的出发点是描写李杨爱情,而非讽谕皇上。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女色误国并不稀奇,而帝妃坚贞的爱情在夫权社会里才称得上“希代之事”;其二,“深于诗,多于情”对真实地叙述历史事件来说,并不是先决条件,而在敷衍爱情故事的诗人那里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王质夫以此相劝;其三,“与时消没,不闻于世者”并非开元天宝的那一段历史,因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那么,消没的只能是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四,隐居仙游寺,“知予忆白云”(《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的王质夫,是不可能劝白居易在游玩之际写诗讽刺皇帝的。
第四,王质夫相劝,仅是创作《长恨歌》“牵于外”的因素,真正“动于内”的因素则是社会中人们对开元盛世的普遍怀念和白居易的爱情波折。
安史之乱后,开元盛日不再,民生日蹙,“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肃杀凄惨,兽游鬼哭”。③今昔强烈反差,人们不由自主地“闲坐说玄宗”,回忆和向往开元盛世的富足生活。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宴乐歌舞,正是盛世的外在反映,人们由怀念盛世而怀念玄宗,进而同情李杨的爱情悲剧。在《丽人行》里讽刺过杨贵妃侈糜生活的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后的凄惨景象,也不禁“忆昔开元全盛日”,无奈地感叹:“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这是白居易“动于内”的社会因素。
白居易十一岁就由于战乱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于“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一诗反映了他年轻时的流离生活。这种生活是白居易向往美好生活、怀念开元盛世的思想根源,是他在《长恨歌》中描述李杨爱情的物质基础。而爱情的波折则是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感情基础。白居易年轻时和邻居姑娘湘灵倾心相爱,但终没能结合。分别后白居易对湘灵的思念从未间断。《冬至夜怀湘灵》《离别》《寄湘灵》《生离别》等诗篇都流露出诗人对湘灵的无限思念和难成眷属的不尽惆怅。在创作《长恨歌》时,李杨爱情悲剧“牵于外”,自己的感情波澜“动于内”,以“道得人心中事”而闻名的白居易,将自己压抑已久的爱情欲望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番,并将自己的人生体验附着在了李杨的爱情故事之上。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不具备创作讽谕诗的生活背景和心理状态,不可能写出具有如此“强烈讽刺意味”的讽谕诗来。
二、从作品本身看
《长恨歌》是一个整体,在分析诗句时不能脱离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我们本着这一原则进行了具体分析。
“汉皇重色思倾国”,讽谕说认为“重色”是写汉皇好色,开篇就奠定了唐玄宗李隆基荒淫的本性;“思倾国”则进一步深化这种本性。我们认为,这一句奠定了“汉皇”情种的形象。“重色”,追求美丽的姑娘。恋爱中的男女谁不希望自己的对象貌比潘安或美若西施呢?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倾国”用“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典故,这是李延年向汉武帝推荐李夫人时说的。南宋袁文《瓮牅闲评》就说:“所谓‘倾城与倾国’者,盖一城一国之人皆倾心而爱悦之,非谓解倾人城倾人国也。若果解倾人城倾人国,武帝虽甚昏蒙,其敢求之耶?……刘梦得《牡丹》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倾城。’若依注者之言,则牡丹亦解倾人之城也。”④因此,这一句是说汉皇希望有一位国人为之倾心的美女相伴。这对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实在寻常,不值得白居易这位臣工去讽谕。
“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句和下面两句,完全是艺术剪裁的手法,而非史诗的“春秋笔法”。北宋马永卿称“《春秋》为尊者讳,此歌真得之”,⑤实在有点牵强。诗人在此不竭力描写“重色”的汉皇宠幸过多少嫔妃,也不描写杨贵妃曾是唐玄宗的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将如此强有力的讽谕内容割舍,显然不是为了更好地讽谕,也并非是有意为尊者讳,而是为了塑造李杨二人纯情形象的艺术需要。汉皇“求不得”,杨氏“人未识”,正说明两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精神的愉悦。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媚,妩媚、娇媚,而不是有意讨好的谄媚。这里用后宫佳丽的黯然失色衬托杨贵妃的“天生丽质”。李白于《清平乐》词中说:“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白居易反用其意,极力描写杨贵妃的风情万状,使无所适从的皇帝“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从此“春从春游夜专夜”。
“春寒赐浴华清池”到“玉楼宴罢醉和春”十四句,诗人集中笔墨描写李杨二人的男欢女爱和如胶似漆的恋情。“春寒赐浴”写李对杨的关心。“姊妹兄弟皆裂土”,也是李对杨爱情的表达。自古帝王的姻亲有几个不是“光彩生门户”呢?陈鸿《长恨歌传》说“其人心羡慕如此”,而不是嫉妒、怨愤。因此,讽谕之说难以让人信服。“日高起”、“不早朝”、“看不足”等描写李杨二人的恩爱缠绵,是为下文无尽的思念作铺垫的。没有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思想基础,后面“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寻觅觅就没了基础。
张戒说:“其叙杨贵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又说:“侍儿以下迨可掩耳。”⑥这显然是指责白居易直写男欢女爱而不加曲隐。对男欢女爱的露骨描写,自然不是讽谕。事实上,这只是比较直白地宣泄爱情的甜蜜,凸现出男女主人公的深情而已。
“渔阳鼙鼓动地来”以下十二句,讽谕说一般认为是在叙述唐玄宗沉湎女色而造成的结果,是“长恨”之所在。我们认为,这只是诗人安排的矛盾冲突,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高峰,进一步升华了李杨的爱情。上文极尽笔墨描写了李杨的欢乐爱情,行文到此,突生变故,由欢乐的山巅跌入痛苦的深渊,描写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痛苦。如此安排,使得诗歌结构波澜起伏,富有艺术的审美愉悦和感人的悲剧气氛。在逃难的途中,“六军不发”,唐玄宗也“无可奈何”,此时挺身而出的却是杨贵妃。诗人忽略了“六军不发”的真实原因,淡化了杨贵妃被迫自缢的现实,只是说“婉转蛾眉马前死”,字里行间没有一丝“诛妲己”的豪迈与“清君侧”的喜悦,却充斥着许多的无奈与悲伤,笼罩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为妇的,替夫赴死,落了个“马前死”;为夫的,却是“掩面救不得”。诗人用“花钿委地无人售,翠翘金雀玉搔头”渲染“婉转蛾眉马前死”的凄惨,用“回看血泪相和流”描写“君王掩面救不得”的痛苦与愧疚。“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流泪”(广告语),唐玄宗却让自己心爱的人为自己捐躯,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岂是讽谕所能容的?
诗的后半部分以时间为序全力描写李失去杨后的凄凉心境和对杨的无尽思念,占了全诗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讽谕说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笼统地说“暗含讽意”。其实,诗的前半部分集中写“长恨”之因——两人倾心相爱;后半部分则“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是长恨的正文”。⑦诗人先写独自飘零的孤苦:“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再写归来凭吊的惆怅:“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接着又写回到长安后睹物思人的情景:“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无不是物是人非的感受;最后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苦苦寻觅,用幻想来满足了一个美好的愿望。诗人“很大程度上抽调了李杨爱情所包含的政治、历史内容,而把这一事件基本上处理成了一个生前痴恋、死后苦思的爱情故事”,⑧而且是根据普通人的爱情故事来改造的帝妃爱情故事,有着明显的民间生活的影子与痕迹。邵博因诗中“孤灯挑尽未成眠”句讥笑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宁有长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自跳尽者乎”。⑨
因此,《长恨歌》描写的是民间传说“帝王家罕有”的爱情故事。
三、从诗的流传情况看
白居易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其好友元稹也说:“《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⑩讽谕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不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时代都认可和接受的;而爱情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容易在各个阶层形成共鸣,在各个时代得到呼应。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歌伎炫耀自己“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豢养歌伎的达官贵人岂会让人整天在耳边谆谆教诲不要耽迷女色?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长恨歌》流传千年而不衰,得益于它所描写的凄美深婉的帝妃爱情故事,而不是它的讽谕作用。
注释:
①[清]赵翼.瓯北诗话.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11:314.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4.
③旧唐书(卷1
2
3).刘晏传.中华书局:3513. ⑤同上:412.
⑥[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自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11.
⑦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148.
⑧荆立民.论白居易的人性观.东岳论丛,1991,
(3):88. ⑩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11.
参考文献:
[1]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11.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4.
[3]荆立民.论白居易的人性观.东岳论丛,199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