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有利必有一弊，所谓厉害相伴而生，天下万象莫不如是。价值判断被逐出殿堂，可能是经济学最不幸的发展，却促成了经济学的辉煌成就，即经济学发展成所谓纯粹科学。纯粹科学要义有二：一是这门学问有统一的范式和方法，二是这门学问有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或唯一标准。
大体而言，20 世纪之前，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方法，也没有检验真理的统一标准。斯密的价值观质朴单纯，他对世事观察入微，思维深沉细腻，文笔优美典雅，颇具约翰逊式的散文风格。《国富论》字里行间洋溢着以为静谧深思的英国哲人和绅士的睿智、幽默、灵感和博学。斯密遍读前贤著作，《国富论》堪称百科全书。
斯密的智慧启发了投机商人李嘉图。海边度假期间拜读《国富论》，成就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传奇大师。李嘉图从未想过撰写一部系统性学术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是友朋之间往返论难的思维记录，行文不够连贯，后人读之颇觉晦涩难懂。故学界有言，欲真正理解李嘉图，除深知斯密之外，还要明白马尔萨斯和穆勒父子的经济思想。然而，李嘉图血液里同样流淌着欧洲大陆传统的思维思辨和构造宏伟理论的伟大基因，他构造的静态经济模型，逻辑丝丝入扣，推理层次井然，尤其是他渴望探寻人类经济体系永恒不变规律的高远理想，对后世学者尤其是马克思影响至深。奈特对李嘉图经济学有严苛批评，却承认李嘉图构造抽象理论模型的能力举世无双。凯恩斯撰写《通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希望扭转李嘉图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货币中性、投资永远与储蓄恒等等基本公理，他也感叹李嘉图的思维魔力完全征服了整个英国乃至欧洲大陆。
马歇尔综合古诺、瓦尔拉斯、杰文斯、门格尔的边际效用革命成果，以供求均衡和边际分析为基础，试图为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范式。然而与马歇尔同时代兴起的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方兴未艾，供求均衡分析仍未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多数人也不相信经济学可以脱离价值判断，成为一门纯粹科学。经济学成为纯粹科学的主要标志，应该是1947 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首次将经济学全部问题归纳为一个经济分析的最大化原则，他认为，经济学这个术语的基本含义就是最大化。最大化原则是这门学问的真正基础。该书的巨大影响力怎么说也不过分。1995 年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曾经说：我花一年时间潜心攻读《经济分析基础》，从而得以进入经济学殿堂。1999 年诺奖得主蒙代尔的多位著名弟子(譬如以色列央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回忆说，当年他们跟随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每次上完课之后，学生们追问阅读文献，蒙代尔总是只推荐一本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最大化问题的哲学基础是人性自私假设，从人性自私到效用最大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一个完全统一的行为基础和分析方法。从效用最大化推导出人的行为三定律：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替代定律和选择定律，据此推导出需求定_律和供给曲线。供给定律和需求定律的逻辑推导，本质上完全一样，因为供给和需求只不过是人的行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经济学者成就了纯粹科学第一要义，不能不说是成就辉煌。
纯粹科学第二要义其实是第一要义的必然推论。第二要义成就的标志，应该是1951 年弗里德曼发表的《实证经济学》一文。此文宣告：一个假设或一个理论是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的一部分，检验标准就是看该假设或理论的推测与事实吻合的程度、范围和精确度。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创立一个假设或理论，它能够对未来发生的现象做出准确和有意义的推测。对于弗里德曼主张的如此极端的真理检验标准，科斯曾经发表《经济学和经济学者》，给予精彩有力的反驳和辩证。此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文章之一，令人回味无穷，启发良多。科斯举出经济思想历史上三个著名案例，说明弗里德曼倡导的真理检验标准并不成立。三个案例分别是，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哈耶克的生产周期学说，凯恩斯的《通论》开启的宏观经济学革命。科斯令人信服地说明，人们接受某个学说或理论，绝非因为该理论的预测或预言被事实所证明，而是因为该理论和学说给我们以启发、洞见、观察世界的新角度，以及指引我们前进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最大化假设的第一个困难是将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识从人的经济行为中完全剔除，从而导致经济学和人文、道德、信仰的完全分裂和隔离。经济学本来是研究人的学问，日常经验就能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深受信仰、道德、价值观和情感的影响，然而，最大化假设却将这些更为深刻和基本的因素弃之不顾，人的经济行为变成完全没有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的纯粹最大化行为。效用最大化的效用其实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术语。
当然，经济学者对此假设有方法论上的辩护。更为不幸的是，最大化原本是一个实证科学的基本假设，却反过来被异化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正义标准。最大化假设的第二个困难是经济人(e c o n o m i cm a n)理念，认为人的任何行为和决策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最大化行为或理性行为，理性和非理性成为划分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凡是无法纳入最大化方式的行为，则一律被斥为非理性行为，进一步，非理性行为则被认为是该管制、限制乃至禁止的行为，最大化假设因此深刻影响了公共政策理念。经济人理念渗透到整个经济学领域，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信息、知识、风险、预期和不确定性的看法。它刺激经济学者发明出许多与现实完全不相干的理论，譬如理性预期、完美知识和信息、有效市场假设。
最大化假设的第三个困难是约化论思维，即将人类经济体系的一切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演变、朝代更迭、集体行动、公司企业、科学创造乃至道德伦理、家庭婚姻，结归结为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这就是西方科学数百年以来的约化论思维或牛顿思维模式：将宇宙自然和人类一切现象最终归结为基本粒子运动。譬如约化论思维模式下的生物学，将复杂、动态、不可预测的生命演化过程约化为分子行为，分子约化为原子，原子约化为质子、中子、电子，再约化为夸克和其他基本粒子，最终约化和归结为弦理论，一切复杂精彩的生命演化最终都受制于弦的物理学运动规律。最大化假设下的经济学也是一样，国家和人类社会被约化为各个组织，组织被约化为个人，个人被约化为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经济动物，经济人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则被归结为自私和效用最大化，自私和效用最大化则被约化为自私基因，自私基因当然最终也归结为弦的震动。科学界今天终于开始明白，负责、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不能简单约化为基本粒子的物理学定律。同样，复杂、动态、演化的人类经济体系也无法简单约化为个人行为的最大化和人类基因的所谓自私本质。
最大化假设的第四个困难就是如何从个人最大化行为过渡到集体和组织行为，它恰好摧毁了约化论的逻辑基础。约化论的逻辑基础是，个人行为可以加总(或相互作用)为集体行为，个人行为的结果可以加总为集体行为的结果，微观经济现象可以集合成为宏观经济现象。
然而，事实上，个人行为及其结果是无法简单加总的，更无法简单加总为最大化的社会结果。换言之，个人自私和最大化行为并不能加总为最大化的社会结果。换言之，个人自私和最大化行为并不能加总和保证总体结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阿罗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深刻揭示了这一困难。不过对此重要问题，经济学至今仍然是一笔糊涂账。教科书仍然简单地将个体供求曲线横向加总，以得到宏观经济整体的供求曲线，借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一思维路线缺乏坚定的逻辑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全部逻辑基础仍然建立在沙滩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