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以来，现代科学哲学一直受困于历史主义所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难题。在逻辑实证主义建构规范化科学哲学的努力破产之后，另外两种主要哲学视角，即以奎因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相对主义开始盛行起来。但事实上，这两种视角仍不足以充分说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甚至使得科学合理性问题本身都受到了更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弗里德曼( Michael Friedman) 于近年来又提出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在借鉴莱辛巴赫、卡尔纳普等把康德先验概念相对化解读的基础上，从新康德主义出发重新阐释先验知识融入自然科学解释的可能性，以规避自然主义。这一研究理路提出之后，在欧美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本文，我们将讨论弗里德曼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逻辑思路以及是否可行等问题。
一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哲学按照人们传统的理解， 19 世纪末以来的科学革命，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否定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可能性。这也是逻辑实证主义兴起的内在背景。从此，先验知识和形而上学逐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被排除在了科学研究之外，如石里克等人的科学的哲学就以无意义的判断将先验知识拒斥于门外。弗里德曼认为，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并对康德先验哲学做出了错误的解读，这亦是后来科学哲学走向相对主义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所在。因此，要克服当代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困局，重新评价和定位逻辑实证主义势在必行。弗里德曼强调说，这种重估必须先要还原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问题，特别需要注意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是与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潮密切相连的，这包括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现象学，甚至是存在主义。 其中，真正破局的关键是如何通过解读新康德主义来处理先验知识存在与否这一棘手难题。
弗里德曼接着指出，在面对新科学革命对先验知识的质疑问题时，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者已经给出了康德式的解决方法: 马堡学派重新将康德原初静态或无时间意义的先验综合判断置于科学知识的本质概念之中，根据这一概念的界定，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是通过自然经验知识怎样构建起来的方式保证的，是通过一系列抽象数学结构的连续性而进化的。 这样，知识的先验概念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一种构成性和形式化的结构了，在卡西尔和科亨等人这里，先验形式的功能在于使得经验，特别是科学经验得以可能。在弗里德曼看来，新康德主义提供了对概念革命和范式转换的深刻理解，而且，这种思路本身是正确的，作为超验研究的哲学与经验科学构成科学理论的两个层次是连续的。当然，康德主义的问题是通过超验分析把先验性定位在经验对象的稳定结构上了。这是以后科学哲学发展所要加以克服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理性观念与自然科学仍是融于一体的，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合理的。
而且，逻辑实证主义在处理先验知识问题上也并非与新康德哲学是完全相对立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色彩还是很浓的，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最初也都从新康德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观念。其中，莱辛巴赫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的讨论，他主张在保留康德构成性意义上的先验概念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提出了整合性原则( coordinatingprinciples) 概念以符合康德主义的先验知识传统。换言之，莱辛巴赫将康德绝对性和固定性的先验知识概念相对化了，他在保留先验知识构成性含义的同时，取消了固定性的意义。弗里德曼分析说，莱辛巴赫的整合性原则是确立和调整位于理论中心的抽象数学原则与具体经验现象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规则，所以，整合性原则在含义上基本与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概念相对应，它负责分配经验领域的概念结构，即经验的构成性原则，换言之，整合性原则决定着理性的本质，而所谓的经验只是从这些可能的原则中选择出来的，唯一不能否认的是知识中的理性成分独立于经验。莱辛巴赫并不是唯一一个曾经尝试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解决先验知识问题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更代表了莱辛巴赫理论努力的方向，其《语言的逻辑句法》等文献是逻辑经验主义相对先验知识新观念的最成熟表述。卡尔纳普在这些著作中将语言哲学奠基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划分之上: 在一定框架中形式( 或分析) 语句与经验( 或综合) 语句之间的区分，或者说是在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和物理规则之间的区分。其中，卡尔纳普所谓的逻辑规则( logical rules，简称L - rules) 就是指语言框架中的形式或分析陈述，这具体包括了逻辑和数学; 物理规则( physical rules，简称P - rules) 则包括经验定律和经验命题等，如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热力学定律等。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语句的意义就是建立在卡尔纳普的这种区分基础之上的。所以，正确、有效性、真理等认识论概念的标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形式语言或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而言的。进而言之，认识论的标准是由语言框架( linguistic framework) 的构成性原则决定的，这是相对化先验论( relativized a priori) 仍称之为先验论的基本依据。
不仅如此，卡尔纳普对逻辑规则和物理规则的区分和莱辛巴赫整合性原则和连接性公理( axioms of connection) 的划分是并行的。这都是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重要表现。弗里德曼还进一步解释说，卡尔纳普在一个框架中的逻辑和物理规则间的区分，引申出了内部问题( Internal questions)和外部问题( External questions) 的分别。在卡尔纳普这里，内部问题就是相对于某语言框架而言的，在其内部依照逻辑和理性规则便能够自行决定和解决了的问题; 而外部问题却是超出了所在语言的逻辑和理性规则的范围，是语言框架之间的问题。弗里德曼分析认为，卡尔纳普的这一图景，为莱辛巴赫最初提出的相对化先验知识论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表述。其中，卡尔纳普的P - rules 就是语言框架中的经验定律和经验判断，为经验和综合陈述命题; 而L - rules 则代表了相对于语言框架而言的构成性先验原则，起着类似于莱辛巴赫整合性原则的作用。[1]577 - 578 简言之，弗里德曼通过新康德主义的视域，给人们展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幅新画面: 逻辑实证主义( 特别是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和石里克) 是一场哲学革命，它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经验主义视野，而且更提出一种新的先验知识观念以及它在经验知识中的作用问题。二新康德主义与库恩历史进路的融合弗里德曼肯定新康德主义理路的可行性，并非是要单纯回归到莱辛巴赫等人早期思想，而是要在莱辛巴赫等人用构成性解释先验观念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超越传统科学哲学: 我称之为理性动力学的是一条历史学进路，是对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发展。为此，弗里德曼承认其构成主义先验论( constitutivist a priori) 的思路仍是因循历史主义的，他主张必须将科学合理性问题放在历史语境之中去理解。同理，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也并不是要纯粹为库恩辩护，他认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导致的相对主义是需要加以克服的。要克服以上问题，就要把历史进路与新康德主义联系起来，我将论证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也需要我们去抵制一种观念: 奎因的整体主义认识论，即在先验构成性原则和经验定律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的观点。
所以，和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解不同，在弗里德曼看来，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路与新康德主义是完全可以相互融合的。弗里德曼认为，对科学理论的新康德主义解释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关系，这是两者能够实现融合的基础。在对待先验知识问题上，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将科学理论的先验性内容最终归之于语言框架的构成性和规则性方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构成性解释; 库恩虽然没有特别强调科学理论中的先验性内容，但他对范式概念的描述事实上与新康德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相对于卡尔纳普对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区分，库恩则提出了范式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阶段，它们二者的关键内涵是相同的。例如，在库恩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争论是遵循范式的基本规则和方法的，一致性或同意建立在同一套游戏规则之上， 而且，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们都是按照这套规则进行解谜活动的。弗里德曼进而对比指出，这用卡尔纳普的术语表述就是，常规科学是充满了内部问题的阶段，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至少是在原则上说，可以通过卡尔纳普所谓的语言框架的逻辑规则来解决。可见，卡尔纳普的内部问题的意义理论和库恩常规科学时期的方法论规则和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在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时期，这些处理范式或内部问题的逻辑规则就失去了效力，范式或概念框架的转换完全超出了常规科学的界限，新范式的选择如同语言框架的选择，是科学理性之外的因素决定的。这是库恩不可通约概念的理论来源。而卡尔纳普其实并没有反对库恩的这种理解，弗里德曼总结说: 在深层的科学转变时期，正是这些先前承认的规则遇到了问题; 因此我们不再拥有转变向新范式的那样一套规则。这用卡尔纳普的话说就是，我们面对着用一套语言框架的规则取代另一套不同规则的外部问题。
卡尔纳普和库恩同样认为，在科学革命时期传统逻辑规则等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库恩和卡尔纳普等对科学革命的理解确实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关系，也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与历史主义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非完全对立的( 弗里德曼认为，库恩后来用词典一词来替代范式概念就是一个明证) 。弗里德曼指出，可惜的是库恩并没有沿着新康德主义理路前行，这里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库恩之后遵循了科瓦雷等人的方向。这种方向上的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库恩远离新康德主义的一步是放弃了事物自身的汇聚以及任何形式的聚集，数学物理学的汇聚应该是实在而非理路结构上的。这一原因是导致库恩彻底走向认识相对化的内在因素，也是历史主义进路需要新康德主义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原因。
同时，弗里德曼进一步强调说，科学哲学的新康德主义研究方向也需要历史主义视角的配合和帮助，因为科学客观性的标准总是局域和语境化的，新康德主义观念代表了科学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历史视域。所以，弗里德曼仍旧沿着库恩历史主义的理路，将科学哲学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科学发展和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上，只是为了克服奎因和库恩哲学解释的相对主义倾向，他把视角又转向了传统公认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某些方面上。而且，在这方面，他极力避免逻辑经验主义静态逻辑分析的非历史语境的局限性和库恩历史主义视角的狭隘性问题。
因此，弗里德曼的论述一直以科学史的具体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库恩式的案例分析，他结合动态的先验概念具体说明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合理性问题，从实证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来看，我的建议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成功超越当前的哲学境遇，直到我们获得了适当的、直接的历史背景的自我意识。可以说，弗里德曼的相对性先验论( 新康德主义) 建立在历史主义进路的基础之上，是两种思路融合的产物。
三动态的构成性先验论
可见，在弗里德曼的理解中，对先验知识的重新确定是实现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的核心环节。为了超越两大传统，弗里德曼的辩护建立在了一种科学知识分层的模型基础之上。以此，他力图表明科学的进步最终奠基于人类理性的超验特征上，即交往合理性。通过逻辑实证主义中的新相对化、动态的先验知识视角，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融而为一中为科学合理性辩护。具体来说，弗里德曼的动态的相对化先验论主要针对的是奎因的整体论的自然主义模型。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自然主义，其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哲学试图成为一门科学，这是愚蠢的方向( 如作为心理学或数学逻辑学的一个分支) 。由此，自然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理解是非功能性的，其理论泛滥带来的后果是加深了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相对主义蔓延。弗里德曼的新先验论以科学理论的功能性结构为切入点，主张通过可变的先验知识的存在确立知识结构的等级性理解，来克服自然主义的理论困境。
弗里德曼也以奎因经常分析的牛顿力学理论的结构为研究范例。在奎因那里，牛顿力学其实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部分( 物理定律和公理等) 由于对感觉经验的敏感性而处于一种彼此平等地位。但弗里德曼却认为，牛顿三定律在整个牛顿力学体系中与其他理论定律就并非处于同一等级层面上，三定律明显处于理论系统的核心位置，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定律都视为平等信念之网的普通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理论定律之间是存在等级结构的。因为在科学理论结构中总有一些定律或原则是先于其他经验知识( 或定律、原则)的，它们是形成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只有这些先验原则的存在才得以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因此有些知识和原则是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根据科学知识的功能和结构上的差异，弗里德曼将科学理论划分为三个主要认识论层面:
( 1) 科学理论的经验原则或定律，
( 2) 构成性先验知识，
( 3) 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其中，第一层面的内容主要是和莱辛巴赫的连接性公理相类似的内容，这些具体的经验判断和定律，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它们可以解释现实自然界的各种经验现象。而第二层面则是使得这些哲学经验定律得以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这表现为科学理论的语言框架和数学原则。也就是和莱辛巴赫所谓的整合性原则以及库恩的范式相对应的部分，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牛顿理论中的数学时空框架。此外，与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同，弗里德曼还特别强调哲学形而上学在科学理论中的定位和作用，我们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哲学的元- 范式或元- 框架，在作为建议和导向源头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决定和维持着一种范式或理论框架转向另一种框架。
弗里德曼将科学的合理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理性，因为库恩的历史主义揭示了卡尔纳普等人所忽视的科学合理性的语境化问题。所以，在构成性先验论的理论框架内，唯一留给我们的科学合理性概念，是一种相对化的、社会化的，是相对于某些特殊范式或框架的共同体或群体而言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动态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弗里德曼又求助于哈贝马斯: 库恩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没有清晰地区分人类理性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将沿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工具合理性和交往行为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是一种主观理性，它是实现个体自我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停留在作为意识之中的主观理性。库恩虽然一直努力克服概念上的相对主义，但他对科学理性的理解却是工具理性的，所以在范式之间的比较问题上，库恩不得不诉诸有用性等科学之外的价值观念，科学是一项工具合理性的事业。
要解决库恩的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到科学实践中理论框架或概念的连续性问题，这是库恩历史主义无法回答的。而新康德主义的优势恰恰是对理论汇聚问题的说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性又提供了理论汇聚的深层原因，因此交往行为合理性才是弗里德曼最关注的概念，也是他超越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武器: 交往行为合理性，意指我们为了达到观点共识而从事的论证和推理能力。弗里德曼进一步用交往行为合理性来解释卡尔纳普外部问题或库恩的范式转换问题。在库恩的常规科学或卡尔纳普的内部问题阶段，我们可以把科学家的解题行为视为合理性的交往行为，但是他们都将交往行为合理性仅限在了常规科学，即范式之内的合理性理解上。弗里德曼认为，对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一致性或共识问题，才是目前最重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交往行为合理性为这种跨范式间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弗里德曼通过案例分析，力图表明科学发展和变换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乔纳森.
总而言之，弗里德曼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康德路径解读以及他融合库恩历史主义的理论努力，得到了当前科学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弗里德曼近来对逻辑经验主义的重估是卓越的。他对相对先验知识重要性的规划，被证实既是历史的，又是系统性的。无论弗里德曼的构成主义先验论是否成立，其发展前景如何，但他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把握，对超越科学哲学处于规范化和自然化矛盾困境的努力方向都是值得肯定的。
( 1) 弗里德曼将科学合理性的辩护重新指向了人的主体- 先验性维度。在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合理性辩护问题上，社会学、人类学等文化领域日益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但人类本身的理性思维和知识结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被淡化了。弗里德曼对构成性先验原则的解读，再次突显了在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结构和思维结构的智识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 2) 在综合莱辛巴赫等人理论的新康德因素与历史主义说明的过程中，弗里德曼把科学革命与哲学的发展并列联系起来，人类理性成为二者之间的共同环节。在科学大战以及科学与人文剧烈论战的今天，相对化先验论代表着弗里德曼对两种文化沟通的新理论方向: 如此看起来哲学和科学是连续性的，也没有施加过多的约束力。而且，我们看到，方法论规则的确证是建立在构成性原则的整合作用之下的，因此弗里德曼说明的规范化功能源自于被讨论的科学框架。
( 3) 弗里德曼的研究突出了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的特点，即从宏观叙事进一步走向专业性的深描，从具体历史叙事和哲学思辨维度步入深层结合的时期。弗里德曼在分析和展望整个科学哲学今后发展问题时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将进入富有成果的交互阶段，一个新的分析哲学史为人们提供了广阔文化历史下的实在空间。[14]弗里德曼的理论工程是浩大的，他在综合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于一体的过程中，仍有很多相对具体的理论细节需要完善和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对新康德主义解释和约定论解释关系的理解; 构成性先验原则的属性界定和概念分析问题，以及先验知识变动的根本原因的解释，特别是在理论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之间的截然划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他一些持有相似经验概念的同道者，如斯塔姆普( David.Stump) 、狄塞勒( Robert. DiSalle) 等人，正在就这些细节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此外，弗里德曼的整体工作还难以说是极为成功的，他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努力仍处于初期建构阶段。其中，最大问题仍然是构成性先验论还无法彻底摆脱库恩的相对主义难题，即使是共享的哲学背景，也还是不能为框架变化的一致性提供合理的理由。
弗里德曼只部分揭示了问题的实质，科学合理性源自于理论背后构成性原则的连续性，而构成性原则的连续性还须进一步论述。当弗里德曼用新康德主义破解不可通约问题时，相对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很多棘手难点，弗里德曼科学合理性图景的基本困难是，它依旧没有能够克服库恩论述不可通约价值时蕴含的历史相对主义。 不仅如此，弗里德曼擅长的历史案例分析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理论论述主要建立在数学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应该说，对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革命的相对性的先验论分析，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较之于奎因的自然主义，构成主义先验论对生物学等非完全数学化学科的解释，其理论解释力还是不够的。为此，乔纳森. 邹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如果弗里德曼能把研究视角开展到其他科学领域( 数学物理学之外) ，那他将会做得更好。目前，这也正是弗里德曼正在开拓的方向，在拓展动态理性( Extending the Dynamics ofReason) 等文章中，他已经开始了这种理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