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4日清晨，“靠边站”已经七年的巴金，早早地来到单位上海作协的大楼，工宣队的阮师傅通知他八点到二三参加学习会，他预料，“结论”可能要下来了。
学习会是由支部书记、工宣队的吴师傅主持的，他宣布，根据市领导同志的批示，对“巴金问题”作如下结论――“不戴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生活费，做翻译工作”，即日起可参加单位的学习和讨论活动。
中午回到家，巴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女儿、女婿和妹妹瑞珏，瑞珏很兴奋，女儿小林起初还有点意见，后来也高兴起来，还答应马上写信给弟弟小棠。晚上，从瑞珏那得到消息的侄女婿也赶过来祝贺，得知这个好消息，他也高兴得不行。
晚上，巴金在一个64开的小本上翔实地记录了一天之事，还发出感慨，“我的问题就算正式解决了，七年靠边的生活就算结束了，要是蕴珍（编者注：妻子萧珊）能活到这一天，那有多好！”
文革到了第七个年头，政治经济秩序逐渐正常化，许多被“戴了帽子”的也陆续摘帽，被打为“大文霸”“黑老K”“反革命”“反共老手”“卖国贼”的作家巴金，似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政治气候仍然压抑肃杀，让人不敢欢呼雀跃。几日来，巴金又恢复了中断五年的日记，直到文革结束，一共写下了23篇、近三千字。
和此前一样，这份日记短则几十字，多则二三百字，以客观记录为主，偶有评论或感慨。不一样的是，日记不再连续，从1973年7月8日到1976年10月19日，三年时间仅留下二十余篇，其中1973年19篇、1974年与1975年各1篇、1976年3篇。文革前丽年，虽间或也有记录，却因抄家、批斗被毁或失踪，这段日记能保留下来实属万幸。
日记劫难
在风雨如磐、黑白颠倒的文革岁月，只允许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独立思考是不被允许的，连写日记都面临极大风险。
1969年9月，在抄家过程中，巴金此前四年的日记被上海作协的造反派抄走，此后停笔大半年，第二年7月又重新开始写日记，那时巴金已经住进了作协分会的“牛棚”，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
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拣菜、洗碗、揩桌子。那段时间，巴金写过一些《劳动日记》，却被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几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
《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巴金《我的日记》，《病中集》） 此后，巴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根据巴金的回忆，在这些短短的日记里头，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以便以后重读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
然而，即便这样“思想正确”的日记也没能保存下去，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将其揪到学校批斗，让他在学生宿舍里住了近一个月，释放回家后，日记也不知所终。
1968年，已是“老运动员”的巴金，早看透了造反派的真面目，只想记录下每天亲身经历的事情，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不过为了保护自己，仍然要在日记里“歌功颂德”。那段时间，任何人只要是自称“造反派”，都可以随意闯进巴金的家，拿走他的信件、手稿和任何别的东西。
为了日记的安全，他将日记锁在“牛棚”的抽屉里，没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其打开抽屉，把日记、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的底稿全抄走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巴金《我的日记》，《病中集》）
为了防止留下被栽赃的“证据”，在文革中，白毁日记、信件、手稿的大有人在。文革刚爆发，巴金就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李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一共一百多封，还包括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
在举国动荡的年代，施害者与受害者随时轮转，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就大祸临头，如此形势下，仍能坚持记日记的少之又少，记下来还能存世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待“四人帮”被抓以后，巴金才敢在日记中宣泄：
这十年来我没有写一篇文章，只是写“思想汇报”、“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连在这本日记上写点简单的日记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写了又改，写了又扯去，这说明在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黑帮得势时期的上海是多么黑暗，他们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们用各种刀子杀人。我只有在他们倒下来以后，才敢在日记上写这几句话，否则就会连累我的亲族和子女……我永世憎恨他们。（1976年10月19日日记）
这份日记在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文革后期写就，能保存下来亦属不易。之所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要写，大概源于一个作家的习惯，他早在50年前就有这样的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在动辄得咎的年代，作家要找到一个发泄和倾吐的窗口，只能诉诸于笔端，即便冒生命危险，也要将其记录下来。亲情无限
通过这份文革后期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巴金当时的生活、工作和精神状态。在宣布了“不戴帽”的结论后，这个苦难的家庭并没有迅速迎来好转。
妻子萧珊逝世一年来，巴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双儿女，女儿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近一年，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四年，前一年又患上肝炎，身体一直没恢复，承受不了艰苦劳动，却被人揭发劳动太少，不注重政治表现，走“自专”道路，直接导致报考大学被刷了下来。 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巴金写得最多的是对妻子萧珊的想念和对儿女前程的担忧。在摘帽“结论”宣布之前，曾有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何要求，他只提了两点，一是希望晚年能继续为人民做点事情，翻译完赫尔岑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够解决女儿小林和儿子小棠的问题。
得知小棠考大学被刷下来后，巴金特别担心儿子的情绪，日记中也流露无遗，这里试摘几处：
我想这次失败，对他也有好处。不然太顺利了，他可能因此翘尾巴。小棠的确需要锻炼，更多的锻炼！（1973年9月13日日记）
今天才收到小棠寄来的第一封信，下午即写回信告诉他全家都好；告诉他小林要做母亲了；告诉他在农村要有好的表现，要争取在劳动和学习两方面都有收获，都要做出成绩；告诉他我们都想念他。（1973年11月16日日记）
对亡妻萧珊的怀念，也占据了此一阶段日记的重要篇幅。在读书看电影的时候，在与人聊天的时候，在独白发呆的时候，巴金很容易就会想到萧珊。
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幼年》中“母亲”病危前写给“父亲”的信，我想到了蕴珍。“我对你和对孩子们的爱要和我的生命一同完结吗？……这是不会的！”托尔斯泰写得多么真实！我对蕴珍的爱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她也是这样。我永远记得她进手术室前我告诉她就要动手术的消息。她说：“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忍住眼泪说：“不会的！”今天，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说：“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别。（1973年7月18日日记）
1973年8月13日，是萧珊一周年忌日，在当天的日记中，巴金记下了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去龙华火葬场祭奠萧珊的情形，短短百余字，却能感泣鬼神：
站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望着蕴珍的遗像，我想起许多事情，我耳边_直口向着她那句话：“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我流了泪。我真愿意我能够痛快地哭一场。我有多少话要对她讲！一年了。她离开我已经一年了。我永远忘不了她。（1973年8月13日日记）
在文革初期那段最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成为彼此唯一的慰藉。萧珊成了“黑老K的臭婆娘”，为了保护丈夫，她不仅主动陪着靠边劳动、挨批斗，甚至还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的毒打，终因积劳积怨成疾，一病不起。对妻子的这份深情厚谊，巴金没齿难忘，在妻子逝世六年后，他终于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名篇《怀念萧珊》，收录在《随想录》中。
翻译工作
恢复名誉后的巴金，很少参加公开活动，但许多几年、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恢复走动，如王仰晨、师陀、李晓舫、罗玉君等来家里探望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与老朋友的重新往来，让他心情颇为愉悦。
这段时期，他没有开始创作新的文学作品，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在两部俄罗斯名著的翻译上，改译屠格涅夫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以及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本都是大部头巨著。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巴金就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但对《处女地》的翻译他总觉得不满意，这是屠格涅夫于1877年在停笔十年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运动为背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的破灭和他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历程。
巴金几年前就决心重译这部小说，但进度缓慢，他在原来的译本上，逐字逐句地修改，从与日记一同公布的《处女地》改泽照片来看，一本老版竖排的《处女地》，被巴金改得密密麻麻，而改译的“工作室”就是寓所汽车间楼上的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间内除了一张破旧的书桌、一把椅子，别无长物。
虽然条件如此艰苦，且根本没希望出版，但他还是每天翻译几百字，坚持了下来。或许是因为罪名被洗刷，他的工作效率比此前数年高得多，这也增加了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常在日记中写下改译进度。
《处女地》校改（或重译）的工作完毕了。这次继续搞这个工作，起初搞得慢，后来就渐渐地快起来了。想不到会提前在十月初结束。以后还要通读一遍，顺顺文字，然后抄一遍（每天抄一页，慢慢做下去，不急）。搞完了，松了一口气。以前几年搞不完的工作，现在四个月里面搞完了。总是一件好事，使我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1973年10月4日日记）
对于赫尔岑的回忆录，巴金在青年时代便喜爱这部书，他曾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此书成书于作者流亡期间，共有上百万字，它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从功利角度来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翻译这样两部作品是不可能出版的，而且还要冒随时可能被搜走稿纸的风险，巴金深知这一点，他也没有和出版社联系，准备手誊一本，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
这―工作不是上头布置的任务，而是他自己的长期夙愿，这或许可以看作巴金想要重新夺回自己命运主宰权的一种努力。在不能自由创作的岁月里，翻译或许可以为自己寻得一个精神庇护所，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找到精神寄托和觉醒的养料，这也是巴金自我反省与自主权利意识的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