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捍卫毛泽东军事思想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鼓吹毛泽东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妄言今后战争的全部问题，毛主席已经都解决了，只要“照办就行了”，把在军事学术研究上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原则歪曲成只能照搬照套，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学术思想的发展。对此，粟裕不以为然，他认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大军事家孙子就说过‘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真正把军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不断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努力探索符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为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防，把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贡献。”
1965年初，宋时轮代表院常委作关于军事学术思想整风总结，严肃批评了靠抄书主要是抄毛泽东著作搞研究的作法，认为那“不是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宋时轮说，在“条令中引用主席著作中的精辟语言是应该的……但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照抄照引……即使摘引的都是很好的话，对其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句都找不出错误，可是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会后，粟裕表示：“时轮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也有同感！”在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的当时，他们这样鲜明地反对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非常难能可贵。
对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观点，曾为总前委委员的粟裕衷心赞同。
1979年1月19日，粟裕在军事学院讲课时，掷地有声地指出：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人民打了几十年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长期革命战争中千百万革命军民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真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加强我军建设和研究我军战略战术的指针。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需要发展了，更不意味着只能去照搬照套，甚至断章取义、肢解歪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体系。我们讲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简言之，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及其指导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客观情况，但是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的原则，已经不适合今后战争实际的，应当敢于突破，至于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这个正确原则。这里有一个敢不敢讲真话的问题。
领导学术研究“亲自下水”
粟裕把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称作“科研之本”，常抓不懈。他经常强调，“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立足点”，“研究人员的革命干劲要发挥在这里，基本功要练在这里。”他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包括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军史、战史研究更要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在深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在他直接领导的科研项目中，他总是带领大家从深入实际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入手开展工作。他反对研究工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宋时轮批评了3种不良现象：“一、不是从大量的资料研究中找出规律，而是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二、不是从调查研究着手，在熟悉历史资料、现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概念、理论，而是先有框框、概念，然后去找材料证明；三、在资料不够或资料没有很好钻研的情况下，凭‘想当然’轻易地下结论。”他严肃指出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必须加以纠正。粟裕表示完全赞同，并语重心长地寄语科研人员：搞军事理论研究，“不要光是马恩列斯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他主张研究干部尽量减少行政兼职，保证5/6的科研时间。他还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军事科学院编写和出版的《史料选编》、《战役学》等多项重大成果，他都参与了领导工作。 粟裕不但是军事科学战线上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现代军事科学的探索者。他和宋时轮一贯主张：领导学术研究必须“亲自下水”，深入实际。“只动口不动手，对于领导学术研究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懂，同样要学习，要调查，要跟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只有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才能取得领导权，保证研究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
粟裕身经百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在人民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刘伯承元帅赞扬他“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陈毅元帅欣赏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但是，粟裕从不自夸，更不停步于过去，他挂在嘴边的是：“对现代战争来说，我也是个小学生，和大家一样，要努力学习！”他常常告诫科研人员：“军事科学院是研究打仗的，我们搞出来的学术成品如果有错误，部队拿了去用就要多流血、多死人！”他和宋时轮要求大家以对军队建设和战争胜利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来搞科学研究。他们把不善调查、懒于动脑、抓住一星半点资料就下结论的做法，斥之为“伪科学”，指出“伪科学得不出反映事物本质的结论”，“拿出去要害人的”。他们对学术成品质量十分重视，并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对重大的学术成品，他们都亲自组织审查，有些重要部分还要动笔修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今天，军事科学院院史研究者一致认为：宋时轮、粟裕等人为打造学院的学术品牌奠定了基础。
粟裕身体力行自己提倡的“亲自下水”，经常外出调查，到过许多边防、海防和战略要地，进行战场勘察，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并且注重对外国现代作战经验和外军动向的研究，这就为他探索现代军事科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军事科学院的20多年里，他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现代战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研究，写出不少具有重大价值的报告、建议、学术文章和战争回忆录等。报告、建议内容涉及到战略指导方针、国家战备、部队的部署和设防、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体制编制以及部队训练等多方面的问题，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当时，科学院广大干部都十分钦佩他：“粟裕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一名最有成果的研究员！”
古稀之年，粟裕不顾病魔缠身，仍致力于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在他逝世前几年，见诸于报刊的回忆录和战争经验总结性文章，就有《南昌起义前后片断》《激流归大海》《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豫东之战》和《鲁南大捷》等。这些文章，大多是他忍着病痛折磨以极大的毅力时断时续写成的。这些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遗产。
对待学术问题不搞下级服从上级
同驾驭战争一样，与政治丑类作斗争，也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识卓见远的才智。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年代，粟裕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不为其势所迫，二不为其利所诱。他坚定、巧妙地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和院其他领导一起，较好地稳定了军事科学院的局面。1974年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老干部，粟裕和宋时轮等领导同志一起，沉着应付，保持了军事科学院的稳定。1975年夏，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和宋时轮认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将“四人帮”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向有关领导干部打了招呼，使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警觉。他多次指示《军事学术》杂志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不要“跟风走”、“赶浪头”，并先后明确指示《军事学术》杂志不要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不要刊登王洪文搞所谓第二武装的经验，不要采用鼓吹取消常备军的稿件。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些同志由于公开表示不满而受到追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粟裕都不惧风险，亲自布置应付措施，想方设法保护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逾古稀的粟裕革命精神愈益焕发，他和宋时轮等领导军事科学院新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培训了大批研究干部，完成了数百个科研项目，并部署进行了科研改革，为新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动辄抛出“冲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反毛泽东思想”、“唯武器论”等一类帽子和棍子，到处压人打人，使我军在军事学术思想上受到很大禁锢，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民主空气。影响所及，有的把学术问题同政治思想问题混淆起来，有的在学术问题上搞下级服从上级，有的看到一些新观点不研究其是否有道理即斥之为“胡说八道”，有的认为“没有打过仗的就没有发言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后，我军面临着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考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军事领域里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拨乱反正，研究在新的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同样，粟裕也在考虑如何冲破“左”的束缚问题。1979年1月19日，他为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全面论述了发展战略战术的前提和必要性，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指导原则，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运用以及许多重大作战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具体设想。他的讲话发表后，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战备、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讲话中，他还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解放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他重视考察部队的实际需要，鼓励年轻人投身到军事科研战线上来：“在学术问题上不能搞下级服从上级，也不能认为没有打过仗的人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一些年轻的军事干部，只要经过一定的工作实践和锻炼，只要肯于学习和钻研，同样能够提出可行的新见解来，老一辈的同志切不可小视了他们。
“贤者虚怀与竹同。”粟裕自己是一代名将，但他始终平易近人。他曾经坦诚地说：“论军衔我曾经是大将，论学术我可能是小兵！”他领导作风民主，群众观念很强，总以普通一兵自谦，不摆一点架子。在领导学术研究工作中，他说过一句名言：“向上级学习不易，向下级学习更不易！”要求领导干部不耻下问，在同各方面的接触中，把自己的思路展宽。他在工作中每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就主动请教业务部门。每次听取下级汇报时，对不成熟的意见从不责备，而是以商量的口吻与大家共同探讨，启发同志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密切注视军事科学的新发展
为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粟裕曾经吐露肺腑之言：
我们这些老兵，尽管对未来战争还懂得不多，但是打了几十年仗，对一般的战争常识还是丰富的。例如，用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炸药包已不能对付敌人坦克集群的冲击，而必须有足够的反坦克火炮和导弹；又如要在平原地区同敌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必须解决局部制空权问题，这些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时期内这些问题却成了人们不敢讲或者不敢公开讲的问题。这怎么能谈到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呢？
为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我们要推广和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民主作风，这是我们党的历来的好作风，也是我军的好传统。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才能广开言路。只有大力提倡学术争鸣，才能明辨是非。否则，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军事学术思想活跃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要创造各种条件，其中包括破除不合理的保密制度，等等。”回忆往事，许多他领导过的科研人员都说：“粟大将是深谙军事科研之道！”
纵观粟裕一生，“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他从战火硝烟中起来，因此非常注意研究战争。在《忆爸爸对我的培养教育》中，他的儿子粟戎生中将有过生动的回忆：
他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一次，他看到一张有几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围着打一辆坦克的画，就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要吃亏的。他多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性能，训练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手段，实兵演习暴露出来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有好的武器装备；二是要讲究战术技术。”他注意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即使对我，凡是他不了解的东西，也总是让我讲解。一些重要问题，他让我从实战和部队训练的角度提出看法，有的他还结合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这本身对我也是个教育。
在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时，军事科学院已经形成了“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在粟裕主持的庆祝大会上，宋时轮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要搞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坚持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争服务的方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加强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军事科学研究任务的完成。”无庸置疑，这些“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有着粟裕的智慧结晶。
粟裕逝世后，杨尚昆撰文《学习粟裕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又提到了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的贡献：
在他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及第一政委、军委常委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了坚持和发展的正确态度。他重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又密切注视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的新发展；注视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和影响，又从我国国情和军情出发，对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等方面，对解决现代战争中我军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