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称辞职为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走出体制的最大障碍确实是勇气，但对我来说，这就和我以前做的任何事一样，是遵从内心的结果。我只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
“递了辞职报告，顿觉一身轻松。没有纠结，没有遗憾，没有失落，有的，是对即将拥有的自由的憧憬和向往。”3月16日，杨斌在微信朋友圈透露自己辞职的消息后，很快被眼尖的媒体记者看到，再次被拉入公众的视线之内。
她将微信名改为“前检察官杨斌”。杨斌曾经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她为嫌疑人求情的做法饱受争议。如今，她的离开也引来不少祝福和猜想。
“我并没有离开法律人的本职工作。”杨斌向廉政t望记者透露，在可能以律师身份开始新的职业生涯之前，她将给自己充分的休整期。
在杨斌看来，律师这个职业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正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辞职消息一出，就有不少律师事务所的朋友向她抛出橄榄枝。
眼下，除了办理离职手续外，她正享受着闲暇。“每天睡到自然醒。”她边说着，沏上了一壶茶。
“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
记者到达杨斌家中的时候，她正扫着屋前的落叶。她在老社区租下的房子不大，围墙将门前的一块空地围住，形成一个小院。平日里空闲的时候，杨斌会在这十几平米的小院中打理植物，或是喝喝茶。
这个月，她从检察院搬回了几大编织袋的旧物，堆在院中等待收拾。杨斌整个人的状态，却显得比这些包袱轻盈许多。“辞职后，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她说。
“其实我没想到辞职这事会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反应。”最近来自媒体和朋友的拜访络绎不绝。不少人用“勇敢”来评价她的决定，可她觉得，自己出走体制的“勇气”被无意中放大了。
有人猜测，杨斌是在体制内晋升上遭遇难以言说的制约，才选择离开。但在记者采访她的当日，她否认了这种说法：“这些年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只专心做一个检察官而已。”
“是什么原因最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记者问。而她给出了一个并不十分具体的答案：“对自由的向往。”
在杨斌看来，当下将被后人视作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尽管我们身处其中，常常难以察觉它暗流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比法官或检察官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推进这个时代的进步。”她渴望参与其中。
她称辞职为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走出体制、获得更多自由的最大障碍确实是勇气，但对我来说，这就和我以前做的任何事一样，是遵从内心的结果。我只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
而这份“诚实”，早在二十几年前的人生就初现端倪。九十年代初，杨斌大学毕业，本被分配到湘潭一家国企，但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只身到广州闯荡。阴差阳错地，并非学法律科班出身的杨斌成为当时的花县检察院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外地人。“那是一个混乱而充满生机的年代。”回忆起自己的职业起点，杨斌称自己仍旧感激。
“当初是遵从内心，现在也是。”当然，从萌生辞职的想法到最终付诸实施的这个过程，并非没有一丝纠结。这几年，她在微博上对公众事务发言颇多，常被视作“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不少人期望她能留在体制内。
她至今记得这样的期望。“杨斌这样的律师有一大把，但像杨斌这样敢言的检察官却太少了。”她的一名律师朋友曾这样评价。
“我不愿变成一个供人参观的‘标本’，也无法通过违背内心的想法去为社会‘贡献’什么。我首先要对自己人道。”她说。
人道主义的“中毒者”
“严格说来，我是受西方人道主义观念‘毒害’的人，而且‘中毒’很深。”这话听似玩笑，语气却无比坚决。
《悲惨世界》可能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一本小说。“严苛的法律没有把冉阿让这个原本淳朴的农民改造成一个正直的人，反而让他内心充满对社会的仇恨，是主教的仁慈和宽容重新唤起了他内心的善。”《悲惨世界》的情节，杨斌早已烂熟于心，这本书启迪了她对法律意义的思考，“这部小说里，主教和警察沙威所分别代表着自然法和世俗法。作为一个机械执法的法条主义者，沙威在追捕冉阿让的过程中，经历了令他痛苦的困惑和纠结，因为他看到一个圣人一般的罪人。”
沙威最终放走了冉阿让，投水自尽。在杨斌眼中，沙威也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只是，他所信奉的法条主义却让他无法感受法律的温度。
那些发生在沙威身上的困惑和纠结，杨斌也曾经历。“我相信只要是尚有良知的人，在检察官这个岗位上，都会经历这些。”
杨斌办案的一个特点是“特别细”，她会尽力去了解那些嫌疑人走上犯罪这条路的原因。曾有一名书记员评价说，和她办案像是听到了很多故事，看到了不同的生命轨迹。
这些案子中，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属周模英案。2005年，杨斌出庭支持公诉一起母亲溺婴案，因当庭在公诉词中为周模英向法官求情，经媒体报道引发热议。当时，杨斌经受的最为激烈的批评即是说她“丧失了一名公诉人应有的立场”。
“我在见到周模英之前，是非常恨她的。”但最后，周模英的生活遭遇却让她忍不住流下泪来。她仿佛看到一个孤苦而自责的灵魂，已被贫困的生活压垮。
“那段时间也消沉过，但后来发觉，那些批评的声音让我内心更加坚定。”杨斌相信，任何人内心都是善恶皆有，法律应该助人向善。她将对周模英一家的帮助延伸至法庭之外，出面为他们解决了一些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她应该去当慈善家或牧师，而不是检察官。”在当初的批评声中，这样的评价屡见不鲜。而在2013年，检察官杨斌真的投身公益，发起“天祥关爱”组织，旨在救助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一个执法者来说，悲悯、良知甚至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当法律掌握在一个精通它的流氓手里，会是社会的悲哀。”她说。
拒绝“八股文体”的人
杨斌喜欢看和法律相关的电影。谈到60年代的黑白电影《纽伦堡的审判》时，她情绪有些激动。在她心目中，这部电影把法律的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体会到一种庭审特有的美感。“我几乎可以想象，身处于那样一个庭审现场的人，心中会泛起怎样的波澜。”她把双手轻轻放在胸口，说道。
那些电影中控辩式法庭上同时呈现出的激情和严谨影响着她，和她本人的个性、经历融合在一起，其结果之一，就是她风格鲜明的公诉词。在周模英案中，一段富有煽情力的公诉词曾被媒体反复引用，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漂亮得令公诉人不忍多看。她来到这个世界，只有短短的不到9个月。作为本案的经办人，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但我仍然为她的命运而感叹而痛惜，但愿她已经上了天堂，但愿她已经化为天使，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其实，在这之前，她的公诉词风格就已经和大多数人的大相径庭。
那些属于“大多数”的公诉词，则被她认为模板变化不大，几乎只需要把名字、罪名等几个地方改一改，仿佛可以用于所有的公诉写作。“检察官念这些公诉词的时候，旁听席上都隐约发出阵阵嗡嗡声。”她回忆，在自己旁听的庭审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尴尬，“这样的公诉词谈何社会效果？”
于是，在一些具有较大社会价值的案件上，她把公诉词写得富有吸引力。“其实不仅表现在公诉词上，我们体制内生活和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常常不自觉陷入一种八股化的境地。各类八股让每个人都厌恶，却反复出现，只有极少部分人愿意付诸实践去改变。”
不少体制内的年轻人视杨斌为偶像，正因为她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对于这些年轻的力量，她喜忧参半：“我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迅速被僵化的体制同化的同时，也看到很多人并没有放弃对真实和自由的渴望。后者将是一股真正的健康力量，我希望他们接地气地去了解中国的现状，对普通人持有关怀，而不要变成沙威那样的冷漠的执法者。”
她一再强调，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令人窒息的稳定才更加可怕――于她而言，改变仍在发生。小院中，杨斌微微一抬头，就瞅见几只小鸟。她突然降低说话的音调，怕惊了它们，轻声对记者说：“你看，它们飞来又飞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