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十月的长篇小说《米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向我们展示了米岛的开荒元老米家、自办私塾的文化人白家、祖上是白家的跟随军师的花家和杂姓外来户马家“四大家族”的家族变迁和几辈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自古米家穷，白家富，花家贵，马家排不上号，但白鸿声、米立心、花一朵、花五朵和马挖苦这五个同年同日同一时辰出生的孩子却改变了各自的家族命运，也在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中改写了米岛的未来。
五人中最“耀眼”、对米岛影响最大的当属马挖苦。小学毕业的马挖苦最开始给家里放鸭，后来成了一名窑工，靠偷师学艺成为了掌窑师傅，并成功控制了米岛轮窑厂。正值生意红火时，砖厂却被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淹没，但马挖苦抓住商机在移民建镇中投身房地产开发，最后又在米岛办起了化工厂，最终建起了米岛化工产业园。化工厂这个高污染的行业成为米岛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标志，也成了摧毁米岛的罪魁祸首。米岛一时间出现了很多畸形儿，很多成年人也患癌症接二连三死去，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与化工厂有关系，但大都因为眼前利益听之任之甚至助纣为虐，只有白鸿声坚持上访，却被投进了精神病院，向法院起诉却最终败诉，因为科学上无法证明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法院的判决自然也是“尊重科学”的。所以，米岛的灾难变得不可避免。最后化工厂发生了连环爆炸，有毒气体弥漫天空，乌云密布，整整下了30天的酸雨，米岛成了空无一人的死亡之地。
米岛的变迁经历了数百年，而尤以近六十年最为明显：土地革命、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打工潮、城镇化……觉悟树口述之下数百年来的米岛纯然是“乡土”的，虽然也有厮杀和仇恨，但一切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有一种快意恩仇的直接明了，听天由命的豁达大方，乡土秩序靠的是近乎赤裸的原始实力和朴素的宗法观念，生生灭灭都逃不脱自然规律。一旦进入小说重点叙述的时空环境，米岛便由乡土社会的自然宁静变成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化运作，日常政治的渗透将米岛框定在一套充满规则与潜规则的规范之中，“文革”的相互批斗和算计将特殊时代扭曲的政治和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建国后的各项“运动”旨在实现政权的巩固和文化的“净化”，那么，改革开放后最大的现代化建设浪潮则将米岛裹挟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漩涡。经济因素的加入使得米岛最终变成了“乡镇”社会，处在永无休止的现代化过程的前现代化状态。
以加速度前进的六十年急速改变着米岛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米岛的物质条件确实改善了，饭店、商店、高楼、工厂等城市符号迅速扩展到了米岛，米岛人也从过去的封闭贫穷逐渐走向开放富有。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米岛在通往现代化的漫长征途中所付出的代价主要有三点：一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米岛原是温暖舒适之地，大地蓬松，森林密布，河流婉转，土地肥美，但却一步一步遭到人为破坏：砖窑厂建好后开始挖土做砖，砍柴烧窑;洪水到后一片狼藉;洪水退后建房地产，到处都是工地，一片杂乱，污水横流;建化工厂后更是烟囱林立，臭气刺鼻，还有很多潜在的有毒气体无法觉察。第二个代价是与环境破坏相关的对人的健康的威胁。米岛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处在农业社会，环保意识也处于较低水平，环境破坏后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差，所以，一旦米岛的环境遭到破坏，米岛人的健康自然会受到严重而持久的影响。米岛建立化工厂后很多新生儿出现先天畸形，小孩得了各种各样的怪病，成年人不少死于癌症，这是一个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因果联系”。第三个也是最惨痛的代价，是人性的堕落和人性之恶的膨胀。政治运作之下的米岛随处可见以权谋私，恃强凌弱，“文革”时相互批斗揭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和利益驱使下的米岛人自私自利，很多人为了骗取拆迁补助抢建房子、抢种树苗，平时则赌博成风，就连卖淫嫖娼也已不是新鲜事，甚至有人亲自用摩托车载着自己的妻子去镇上做“皮肉生意”。这些“代价”在米岛很少有人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也是无能为力，就像慢性毒药一样，无声地侵蚀着原始米岛所拥有的优美健康的肌肤，成为现代性悖论的生动写照。
当然，王十月并不是一个一味主张“回归大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而是站在时代的潮头，认定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所以，对于现代化的命题，《米岛》并不是一味地谴责，而是深刻反思，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实际上，王十月对乡土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和表达并非始于《米岛》。《烟村故事》系列小说便营构了一种优美和谐的田园牧歌式情调，只是同时宣告了它的梦幻虚妄，或者说早已成为永远无法再现的曾经。《寻根团》中以王六一为代表的来自农村的城市奋斗者，在城市与故乡之间徘徊，最后是城市留不下，故乡回不去，也待不住，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形而下的具体叙述，上升为对一个族群生存困境的思考。《米岛》更加深入，更具代表性，它将一个似乎永无标准答案的宏大命题摆在芸芸众生面前，叩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作者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一次回乡，坐在大哥家的堂屋，听父亲讲村里的人事，许多我童年时的玩伴已死去，死于癌症。化工厂正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村民意识到了这种改变将带来的灾难，但他们无力阻止，也无心去阻止。他们不会发出呐喊，哪怕是轻微的反抗。”《米岛》意在写故乡真实的存在，浸透着作者对乡民的怜爱，有着代乡人发言、为乡民请命的话语企图，但绝不是单一指向的写实的“报告文学”，而是中国广袤乡土的典型例证，具有特殊时代的普遍意义。作者自己也坦言：“米岛是我故乡的缩影，其所经历的，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乡村正在经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想写的是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缩影。”由此可见，作者笔下的米岛是一个“无名”之岛，又是一片“共名”的土地，米岛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未完成式。这个变迁的过程就是米岛被不断城镇化、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人伦被一点点改变，甚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的政治化运作和乡镇的政治经济现代化建设。《米岛》在面向未来的方向向我们唱响了乡土的挽歌，历时地呈现着城镇化的两面性和现代化的悖论，为我们的社会、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必将毫无选择地生存下去的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二
《米岛》让我们无法漠视，而对一个风头正健的70后作家谈文学史的“入史”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功利”和“急躁”，但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文学史的叙述和对象的筛选看作一种权威与认可，那么可以预测，保有这样的激情、勤勉和智慧，进入公认的文学史对于王十月来说只是迟早的事。就其目前状况而言，他在“打工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一特殊文学空间里的位置已是人所共知和无法替代了。而客观地讲，无论是社会学视角，还是艺术性视角，“打工文学”作为意义丰厚的“打工”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文学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又是绝对无法抹杀的。
这里讨论的重点还不是王十月的“入史”问题，而是《米岛》之于王十月的“史学”意义。如果我们把一个作家的创作看作这个作家的一部“个人文学史”，那么《米岛》在王十月的“个人文学史”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
王十月的写作可谓小说与散文的双体叙事，而又以小说为主体。创作前后的时间跨度已有十多年。如果我们把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当作文体、语言、叙述等方面的文学试验与审美积累，那么一路走来，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他的创作理路，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创作水平和文学成就上的正态走向。王十月以对“打工文学”这一敏感而苦难的文学题材的密集书写切入文坛，经由大量非虚构文字的真实叙述和由此带来的震撼力量，到达看似虚构实则蕴含更大真实的小说文本的创作：从《烂尾楼》《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等对底层打工生活的多维呈现，到《二人转》等小老板系列的关注点转化，再到视野更加广阔、寓意更加高远的《国家订单》等重量级的中篇，最后在《无碑》这部长篇小说中实现了“大聚合”。《无碑》是王十月打工文学一个时间段的“总结性陈词”，为数以亿计没有话语权的打工者立下了一座无碑之碑。长篇小说《米岛》部分提取了自己的打工生活经验，部分保留了打工文学的影响与痕迹，但又大大超越了“打工文学”这一让作者“爱恨交加”的标签，具有更加深广的时空背景和意义蕴含。可以说，《米岛》相较此前的作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稳，我们可以将其看作王十月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转变和最快的一次提升，是其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个判断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题材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打工题材是王十月的强项，是其熟悉的领域，但却不是惟一，更不是全部。《米岛》在叙述的时间线的最后，刚好是打工潮涌现和持续的时代，米立心等人荒诞神奇却又真实逼真的打工经历自然而然调动了作者的打工文学资源，使小说成功实现了乡村叙述与城市书写的结合，乡土文学与打工文学的结合。王十月2006年在深圳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认为打工文学的题材应该要隔一段时间冷却过后才能真正写出来。……如果你问我深圳给我的创作提供了什么，我可以回答你：十年、二十年以后，这里的经历、人物可能成为我创作最宝贵的财富。”这句话在《米岛》中得到了印证。在《米岛》这部小说里，打工题材和经验恰到好处地成了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刚好实现了“冷却”过后的自然融合。但《米岛》的意义无疑又是超越“打工”这一主题的。这部小说宏大的故事架构，超长的时间跨度，丰富的人性书写及其蕴含其中的历史反思、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使其告别了青年的愤激与呐喊，走向中年的厚重与成熟，就其历史感、责任感和厚重感而言，颇似一部时代后移的水乡版《白鹿原》。可以说，王十月在《米岛》中实现了一次突进，或是华丽的转身。他出其不意地从大家都很看好的现实热点抽身，经过冷静思考和艺术沉潜之后，转而向全方位的历史叙述中寻找根基。他似乎要力图证明自己的创作具有超越某一题材领域的整体性表现才能，即使这一题材是其熟悉和赖以生存的根本。
其次是叙事的成熟。《米岛》选取一棵千年老树作为叙述者，由这棵老树给“孩子”讲“米岛的故事”来展开整部小说的叙述脉络。这棵觉悟树（菩提树）的千年树龄使它在“阅历”上得以见证米岛从形成到发展、毁灭直至新生的整个历程;它的神性智慧使它超越了一棵普通的树而成为先知先觉的化身，能够预示发展方向、参透险恶世事、看透人心人性;它的非人而又人化的特殊身份确立了小说事实上的第三人称却又比传统的第三人称更具新意和阅读快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鬼魂世界”的设置也是《米岛》在叙事上的一大亮点。“鬼魂”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叙述对象往往来无影去无踪，虚而实之实而虚之，既有自己独立活动的“地盘”又能在阴阳两界自由穿梭，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时间与空间的叙事限制，造成一种立体化的叙事效果，营造了一种神秘的叙事氛围，在叙事意义上对现实世界有点醒参悟和约束规范的参照作用。“鬼魂世界”的怪异、变形和现实世界的夸张、荒诞交叉叙述，有时显得人鬼不分、真幻相混，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叙述者的巧妙选择，叙述视角的全知全能而又自由变化，加上叙述方式的多样使用，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叙事上的探索力度，这种力度是作者此前的小说无法企及的。
最后是文化含量的提高和人文境界的提升。如前所述，《米岛》呈现了一个与米岛上生活的活人世界相对应（对立）的“鬼魂世界”，米岛的人死后变成的鬼魂经常在夜晚围在觉悟树旁吵吵闹闹，对活着的米岛人的行为指指点点，他们发扬人的善行，批判人的罪恶，甚至比米岛人更关心米岛的未来。这绝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而是一种朴素的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这种信仰与民俗在事实上支撑着农村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既与小说反应的特定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相符，又找到了与现实世界相互参照的精神坐标，促使人们用“死”的生命体验来反观“生”的存在意义，探讨“生”的存在方式，细腻真实而又发人深省，成为小说最为精彩的叙述部分。《米岛》还具有深度隐喻的宗教意味。小说开篇描述觉悟树的种子从混沌、蒙昧到看见光、拥有意识和智慧的过程，实际就是米岛诞生的过程，活脱脱一个《圣经》创世纪的米岛版本;希望一场洪水能够洗去米岛的污浊与罪恶，获得新生，也是《圣经》思维的巧合或再现;洪水过后马脚一心想跟随漂向东方的鸭子李桂芝，月亮升到中天时反复出现的那一幅绝美的图画，那个开满彼岸花，“纯净而透明，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的世外桃源般的“另一个米岛”，正是宗教里所谓的“彼岸世界”，只可惜马脚的鸭划船日夜绕着米岛划圈也无法“上岸”。李桂芝死后转世托生成一只小鸭子，陪伴着丈夫马脚;管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李文艳“杀死了太多的孩子”，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这种转世投胎、因果报应的观念在米岛人心中根深蒂固，米岛上发生的一幕幕恩怨情仇生生灭灭的故事，都包含着因果报应的因子，正如小说扉页《杂阿含经》所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一切的有、无、生、灭都有相互依存的缘起。《米岛》开篇以千年老树的生为起点，结尾以千年老树的死为结束（或是新的起点），老树希望看见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众不同的米岛”，是凤凰涅之后的新生，是生命的“轮回”。因此，可以说《米岛》体现了基督教、佛教和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多重文化融合，在文化含量和人文境界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十月以前的创作没有文化含量和人文境界，这种差别实因其题材、形式和关注点的差异造成：此前的创作多是对现实的呐喊和自身苦难的展现，是即时性的书写，《米岛》则善于在文化外衣的包裹下对社会、时代和人性做持久的穿透与反思，具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
三
打工文学是王十月的精神胎记，这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事实。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带着自己的期待去要求他投读者之所好，因为任何人永远也无权规定一个作家“写什么”。 当下，打工文学已经进入消费转型的新阶段，无论是好事的媒体、看热闹的读者还是唯利是图的写手，都参与到这个文学热锅里，真正的苦难和疼痛正被淹没或者消费，真正的现实关注正被消减和弱化，而这种趋势和“潮流”是单个作家无法对抗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十月的“转变”或许是明智的，无论你将其看作是创作转型，还是深度整合，甚至所谓的“逃离”。当然，敢于从热门题材抽身，从热闹的前台回到安静的书斋“重新开始”，本身就需要勇气和信心。《无碑》之后，或许王十月短期内不会再有如此集中深厚的打工文学作品问世，打工经历和底层体验可能会被储藏、发酵、分解、重组，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正如《米岛》。《米岛》成功地将原乡记忆和现实反思（当然包括一部分打工体验）融合在一起，实现了由当下的“此在”向更深广的“来处”的回望。《米岛》大胆地暴露了乡土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深刻的人性表现和厚重的历史叙述中隐藏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深层的未来焦虑，为我们敲响了时代的警钟。在艺术性上，《米岛》题材广泛，叙事成熟，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文化含量丰富，人文精神浓郁。《米岛》对王十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熟悉的领域向相对陌生的领域的挑战，从自己在这一领域起步不久向同代作家已有相当高度的挑战。所幸《米岛》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和挑战，它是王十月转型中的艰难突进，而不是获功而退的“逃离”;它是王十月小说创作里程中的一个界碑，是从一个“时势造英雄”的题材作家向全能型作家转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