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淌着血液的资江
刘绪义（以下简称刘）：在我有限的文学阅读史中，我认为大陆作家写得最成功且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有两条河，一条是萧红的呼兰河，一条便是你廖静仁笔下的资江。巧的是，这两条河都是支流，呼兰河是松花江的支流，资江则是长江的支流。由此也似乎产生出两者诸多的相似之处。呼兰河的成功在于萧红那种独特的抒情诗式的散文风格，你廖静仁笔下资江的成功恰恰也是受益于抒情诗式的散文笔法；茅盾称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是“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我觉得，茅盾的评价用在你的资江也恰如其份。只不过，你的资江更多了一种坚韧的壮美，唱出了一种人生哲学。当然，最能印证这两条河的相似之处的，是你们都将全部的生命情感和生活体验浸润进了这条河，都带有自传色彩，都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共鸣，一如胡风所说的“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那样，即便隔了数十年再来读它，依然能让人产生美的享受。
多年前，我去东北的时候，特地去到呼兰河转了一下，想用心去体会赋予萧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这条河流的暖色，但毕竟物是人非，再加上呼兰河的污染，似乎难以体会萧红彼时的心境。而资江这条河，虽然与我生活的地方相隔不远，有几次甚至与它擦肩而过，但也无缘长时间亲近它，再加上受你的散文集《纤痕》《大山诲语》《风翻动大地的书页》等的影响，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心里，似乎也添了几分神秘。你能不能跟读者介绍一下资江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
廖静仁（以下简称廖）：资水原是禹贡荆州九江之一，郦道元《水经注》谓资水一名茱萸江。但荆州九江之一也好，茱萸江也罢，我以为都不过是地理学家给了这条江一个登堂入室的名字而已。“天下之大，疆土之广袤，又岂止是千山万水足以形容乎？可你想想看又会有几座山岳和几条江河是人们能叫得出名字呢？”我仿佛又听到资水那浑厚的浪响声了。乍一听是那么大度，那么淡定，但我却总觉得这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无奈和委屈。这声音是我当年刚萌发文学创作念头时就听到过的，似从遥远处传来，又像从我自己的胸腔里发出，或许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明白了自己写作的使命。我一定要让天下人叫得出这一条江的名字。
这是一条忍辱负重的江，这是一条含辛茹苦的江，因为在我的生命中，这条江自始至终就像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又像我的奶奶和我的母亲，但无论是我爷爷还是我父亲，是我奶奶还是我母亲，他们从来都是敢于直面苦难甚至死亡的，“前面滩涂打烂船，后面滩涂船扬帆”便是他们的口头禅。我一出生就在这条江上，我们是嫡亲的亲人，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荣辱与共，我们生死相依，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有一天有人突然问我他们的名字时，我或许一时还真是叫不上来，或叫出来了也觉得有些拗口，但这却并不能动摇他们在我心目中的神圣位置。我已经在我的作品中喋喋不休地讲述和说道过资水了，并且还将继续说道下去。我只能告诉你说：资水是一条比我生命更重要的河。命运已注定了是由我而并非他人，将用激情和才华去告诉天下人，资江一定会如你上述所提到的呼兰河一样，是一条有名的河。
刘：我也查过相关资料，在湖南四水当中，资江似乎更为独特。或者是因为湘江就在我们身边的缘故，陷入了熟视无睹的盲区；而提起沅水，我们更多地想到沈从文，想到翠翠一类的湘西人事，似乎永远定格在遥远的民国；至于澧水，似乎永远流淌的是那里的民歌。这三条河流大都平缓，不如资江流域内多山地和丘陵，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西部边缘及南部地带多为崇山峻岭，故水流自西南蜿蜒向东北。由于两岸山脉迫近，不惟干流水势较急，天然落差达280米；即支流亦大多短促，集水面积不大，整个水系呈羽状分布。干流西侧山脉迫近，流域成狭带状；上、中游河道弯曲多险滩，穿越雪峰山一段，陡险异常，有“滩河”“山河”之称。有民谣这样唱道：“天下山河不平凡，千里资江几多滩，水过滩头声声急，船到江心步步难，谁知船工苦与乐，资水滩歌唱不完。”有道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可以想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经历了多少艰苦和挫折、失望和挣扎。然而，你笔下的资江却只有那么一点淡淡的苦难，冲击人们心魄的却是那样一种坚韧和拼搏，征服和喜悦，似乎那湍急的资水给了人们以无限的力量。你还记得你在《过滩谣》中写过的这段话吗？
“生命就是拼搏，仿佛有一种能穿越洪荒、穿越茫茫黑夜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胸壑，我的胸腔裂开了……我发狂般地吼叫着：我来了！――我来了！――一个懦弱者的灵魂，在这苍凉、激越的《过滩谣》的号子的冲激下，毫无畏惧地重又迈进了这支负着人生苦痛，却又能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
廖：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因为人要生存，首先得适应环境，克服环境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而人是环境的主体，所谓意由心造，“我来了！――我来了！――”说穿了是在为肉体的我壮胆。
刘：苦难叙事一向被中国作家很看重，写得也多了，评论家也很看重这点，似乎总要把苦难叙事和某种精神联系起来，似乎离开了苦难，中国作家就难以表达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包括萧红的呼兰河那里都充满着无知和愚昧、苦难和悲凉，荒凉的土地上四处弥漫着绝望。只是萧红能用平和、淡泊的语气叙述了故乡的种种，以一颗包容的心将一切的不美好都包容了。沈从文的笔下亦有苦难和愚昧。而在你写的资江系列里在读者看来当然也算是苦难，但这种苦难只不过是坚韧、进取甚至征服的铺垫。这应该算是免俗了。你写资江，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记得你的《船夫号子》中这么写过：“不是每一场沉没都象征死亡，不是每一场风暴都制造深渊――你说:‘我的存在便是佐证!’”你要佐证什么？毫无疑问，这可以看作是你的人生哲学，这样一种哲学跟你的生活追求是一致的吗？
廖：苦难是任何一种生命个体的背景，何况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我辈？如果写作者只一味地言说苦难，把世道说得乌天黑地，使人人都纠结在一种世纪末情绪中，我以为首先损害的就是个人的身心健康，然后又无疑会蔓延开去……所以我宁愿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笑傲江湖的放浪种子，是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那只顽皮猴子。
刘：我在阅读资江时，偶然读到清代僧如松《资江渔父歌》中这么唱道：“闲钓资江鱼，醉作资江歌。得鱼沽酒一长啸，此身只合老烟波。”你作为资江的儿子，有没有过“此身只合老烟波”的念头？换句话说，你重返文坛，有没有打算继续抒写你的资江？如果继续写资江，你有没有别的计划或想法？如果过去你写它的苦难与坚忍、负重与征服可能多一点，有没有想过再写写它的现在？特别是它的变迁？
廖：老烟波可以是生活的方式或态度之一，不一定“此身只合”。我现在住的地方阳台直面汤汤而来的湘江，江水天天见，圣人说上善若水，水的确总是给人以不尽的启示和玄想。天天看见江真的让我感到很愉悦，很幸福。资江激流险滩多，船歌苍凉、激越，有一股力量！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不安分、不羁，生命蓬勃、激昂。其实这些年来湘江似乎让我更丰盈，和资江船歌不一样的，有曾国藩、毛主席铿锵之声，也有朱熹张蛲菩闹酶沟亩蕴福乃至王船山、周敦颐自说自话的底语。
重写资江是可能的，还没计划。如果最次徒步沿资江走走，仍然心潮澎湃、心向往之。或许早已没有了纤夫，吊脚楼也变成了砖房，其实资水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人。特定的人能丰富或者说赋予一条江更多的精神内涵。我相信自己一定还会写出有关资江的好作品来。
刘：你是安化人，安化是古梅山，有巫楚之地的灵气，而你的散文恰好就有那么一种灵性，所以曾经那么风光。梅山文化的洒脱野性、勇武有加、热情奔放、智巧讽喻，在你的散文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你的写作是否如沈从文笔下的沅水一样，得益于它？
廖：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作家内心世界最深最隐秘之处和故乡密不可分，故乡的山水在一个人的孩提时期早已塑造完他的基本骨骼血脉。人的成长与前行，或许实际上我们只是不断失去而不是得到。潜意识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回望，本质上我们只能站在同一个地方张望或思考，那就是故乡，我们的根，每个人对根的理解有差异，但是肯定没有根就不会有方向，没有方向就很难成就写作。
刘：沈从文说过，他的写作与水有关。我记得他说过：“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那么，你的写作呢，是否与水有关？或者与山有更多的缘份？
廖：我很喜欢也很佩服沈从文先生说的，我自己的写作与水与山密不可分，我的故乡连绵群山青翠逶迤到江边，儿时的生活不是在江水中就是在大山的皱褶里，很难说与山和水谁更有缘份。
二、新的征服从文学自觉开始
刘：有人把你的散文与杨朔比，也有人把你笔下的资江和莫言的高密乡比，你觉得资江和高密乡有可比性吗？至少我不认为，我觉得高密乡只不过是莫言的一种狡猾，再说了，虽然他的高密乡因为诺奖而出名了，事实上，高密乡只是一个简单的小说文字化符号，莫言并没有写出一种真实的感情来，只给读者虚晃一枪留下了一点神秘。而这种神秘又因为人们的功利性追求而显得庸俗。我似乎感觉到你的资江一开始便是一个文化自觉的符号，在给你自己带来生命的昂扬与征服的愉悦的同时，也在给读者带来一种生命的觉醒和阅读的冲动。资江在这里，也就成为一个不屈的灵魂的化身。也正是借助这股自觉的力量使你走出资江，走向城市。你需要的只是寻找一个美的话语平台，用以与“河滩”“河船”“江涛”“山雾”“山民”“山谷”“山音”“山鬼”甚至“山魔”对话，江中、山中的一切包括“美德与缺陷”都可以令你俯首鞠躬，都可以令你大彻大悟，并重新确立自己，长久地审视生命的流转。这不正是文化自觉的魅力吗？你认同我的解释吗？
廖：资江成为一个不屈的灵魂的化身，有股力量使我走出资江，这也许是对的，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值得特别感谢的人或地方。人都需要有诉说的对象，可以是人或神灵，或者山川江河，其实都不过是借此说给自己、确立自己、审视自己，而且大多并不自觉自知。自觉其实很难，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自觉，除了修道的人讲开悟，我们平时也经常讲人的自觉或文的自觉，我一直对自觉的理解很朦胧，并有某种期待。
刘：人类欣赏美、追求美的天性，你廖静仁在展示资江的魅力时充分表达到了。你的作品中既包含了自然之美，更包含了人们创造生活之美。而后一种美既是作家独特艺术个性的表现，又是文化自觉的美的流露。你既不需要通过文学来图解生活的历史，也不需要通过讽喻来揭示现实的真实，你用浸润在资江这条河里的一种古朴的生存智慧和敬业精神刻下了象征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四个大字“文化自觉”，像“母鹰在孵出幼鹰后便毫不犹豫地啄食着自身的血肉喂给嗷嗷待哺的幼鹰吃……”（《山粮》）那样，反哺自己和广大读者。这是一种别样的功德，作为回报，你过去获得过的奖项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文化自觉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换言之，你所看见的资江那滔滔的江水似乎都是文化，这是很多中国作家的所谓“中国经验”吧，如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一样，越是经历过苦难磨砺，越是能够张扬一面高大的精神旗帜和人生理想。这让我联想到许多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为什么大多知青文学带给读者的反思更值得人们提出深刻的反“反思”呢？或许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贵族式的理想和自信，多了对苦难的戏谑和轻佻。这样就只能通过贴上什么现代、前现代或后现代之类的标签来掩饰。相反，你笔下的资江充满了昂扬和激越的精气神，不是刻意拔高什么，也不是强制性地灌输什么怀旧，这充分显示了你内心里并不输人一等的文化自信。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心目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来源何处吗？
廖：我很难说得清我自己或者我的作品里有怎样的文化自信，也许反而是无知者无畏，我失学早，读书少，资江、梅山就是我的大学。我的作品和我生活中昂扬和激越的精气神都来源于资江、梅山、靠山靠水过日子的父老乡亲们。我不刻意拔高，也不强制性地灌输，因为我懂得的太少。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父老们告诉要昂扬、奋进，那时的生活也只允许我这样。
文化自觉是个很有味也很重要的话题。我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有一些回望，也读一些相关的书，琢磨文化自觉四个字的涵意，比如说魏晋时代才有人的自觉、文的自觉，那么三曹、大小谢的诗文、二王的书法和以前相比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民族的自觉、时代的自觉与个体的自觉有何区别？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自觉和如何自觉？我们能够自觉吗？
刘：在湖南作家中，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奇葩，是一个奇迹。你从小失怙，少年时期几乎是浪迹资水边，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然而，你写资水、写大山的散文，写得却是那么美，我至今都记得曾经有读者这么说，是廖静仁教他认识了资水，重新寻找和确立了湖湘文化的海纳百川之源。老实说，当年我都对你颇为钦佩。有你这样经历且能给世界文苑奉献出美的文字的前辈和同行，只有沈从文。特别是你的文学语言运用能力，在一般受过文学教育的大学生那里，也未必能如此这般熟稔，你的语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继续那种路子？我读到你近年来发表的几篇小说，如发表在《芙蓉》上的《残烟》，以及发表在《创作与评论》上的《一路芬芳》，似乎你在寻找新的试验场。为什么放弃你最擅长的文学经验，是不是担心人家会以为你只会写资江？你不要跟我谈突破、超越自我那类话，我希望听到你发自内心的声音。
廖：很多人都说我的文字、语感特别，我自己并不觉得，实际上是许多熟悉我的朋友更奇怪我只读了四年书怎么就成了作家。
我从未担心过人家会以为我只会写资江，也没想过突破、超越自我之类。我的写作生活是顺其自然，顺从内心。以前生活在资江边，现在天天对着湘江，生活的条件和思想的确都有很大的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现在的写作完全无关乎生财之道与晋升之阶，也无关乎远大理想。生活中有很多真挚美好的人和事，我获得了感动和快乐，我乐意去分享和传递，这里面也有自觉的意思。
刘：回到你散文中的一个意象，你多次表示要“做一棵城里的树”：“它（树）们到城里来，是因为这城市少不了它们，是前世今生的一种缘定”，尽管曾遭受锯干断枝的境遇，但“肯定不需要多少春日，这些树一定能生长出新树冠，能舒展着新的枝条，并且会有着飞鸟鸣蝉为之歌唱，有流云雾岚为之舞蹈”。同时你又写了散文《公鸡自乡下来》。
我想，这树也好，公鸡也罢，一如你的资江，只不过是另一种意象，源于资江的新意象。我倾向于这么理解，你是试图证明原来城市也不过如此，“我来了”，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城市，做城市的一道风景，让城市看看，乡村（人）的生命力是如此这般旺盛。一如你征服资江一样，你在享受征服城市。不知我这么理解有没有读懂你的作品？
城市并非一开始就是城市，原本也是乡村。有些树本就生长在这里，后来这里变成了城里，自然也就成了城里的树。那么，这棵树的命运从此也发生改变。正像李斯的感悟，在厕所里的老鼠见人就怕，而在粮仓里的老鼠反而不怕人。是不是地位（人所处的位置）决定命运呢？其实做一棵城里的树，命运或许并不见得比乡村里的树要好。汽车的尾气、街道的垃圾与污水、身边挤向自己的水泥、头顶上的雾霾，生活质量一年不如一年。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做一棵城里的树呢？
当然城里也需要树，少不了它们，但城里需要它们只不过是作为点缀而存在，作为它们远离自然美的一种补偿。或者仅仅就是为城市遮风挡雨、化除尘埃的一种工具。正像你文中的来自乡下的公鸡，其下场只不过是城里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罢了。
如果我们作为树或者鸡，洞悉自己的处境之后，你是否还愿意做一棵城里的树？
廖：乡下的公鸡有一种昂扬的生命力，它到了城市旁若无人、不懂规矩、自鸣得意的发出它的声音，它没有恶意，那些来到城里相对粗鲁的乡下人带来的未必不是活力。
常见很多从乡下移到城里的大树常常被砍成光桠，挂着吊瓶，几年后才会重新长满枝叶。这些移栽的大树美化清洁了城市，大树本身会不会痛苦，会不会愿意，很难说。在时代的城乡巨变中，很多乡下来的人为了融入城市，远离了父母儿女以及野性期自保。各种不如意，可以说也是像移栽的大树一样伤痕累累。不过，相对树，人或许出于无奈，终究是主动选择，这里面还包含有一种奉献精神。古来士大夫们向往林泉，“野性期自保”，或许会哀叹“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我还是愿意做一棵城里的树，虽然会有伤痛。这毕竟是时代潮流，是一种进步。
刘：小说散文化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以汪曾祺公开倡导“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为代表，后来湖南作家古华、叶蔚林以及史铁生、邓友梅等人都喜欢采用此种笔法。当代作家中，小说笔法、戏剧笔法等大量引入散文创作实践之中，散文小说化正成为许多散文作家的自觉努力。这两者都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小说散文化更自然；有人说，散文小说化是对散文文体的创新。有人甚至认为沈从文和贾平凹的作品也都是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的路子。你廖静仁的散文似乎也有散文小说化的明显特质。比如你作家本人作为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作品中同一个人物如你爷爷显然就是一个生活的化身。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散文小说化笔法的？
廖：我很认同汪曾祺先生倡导“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我因为没有受过很好的正规教育，走上文学道路纯粹是凭激情，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快，所以不大关注文本本身问题。当然诗歌要特殊一些。古人强调文以载道，文章千古事，我都是很晚才听说的，所以我个人的叙事很自由，真正进入到某种状态，你不会关注自己到底是在写小说还是散文。文章写完后由他人譬如编辑去归类。
刘：你中间走了十多年的“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做了多年的老板，中断了那些给人美的享受的散文创作，去做包括内刊在内的出版物，姑且美其名曰“文化产业”。现在回过头，你感觉这些年的经历到底有多大意义？对你，或者对其他的写作者。
廖：这些年的经历乃至一生到底有多大意义都不好说，就写作而言，一直坚持写也未必就更有所谓意义。每个人的情况都会有差别，写作只是成就人生的方法之一，画家也许会觉得画画更好，西汉扬雄还说作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人生会有多种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
刘：回归文学，你为什么不继续主攻散文，却忽然转向小说。并不是说，小说不能写，一个人以前写散文的一辈子就只能写散文。问题是你的散文成就已经非常显著，如果继续深耕，一定能有超越当代其他的一些大家的成就。你的转向小说创作，令我不免以小人之心揣测，你是不是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发现如今散文创作没有市场，产生不了热点，才转向小说呢？
廖：我的创作肯定不会考虑市场，不会跟风赶时髦，也不附带写成名篇名家的功利目的。重新拿起笔写也并非刻意转向小说，仅仅只是因为觉得这些年有了许多很值得回味、反省的经历或故事更合适用小说形式去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