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灵和认知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是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内在主义认为，心灵与认知不仅不涉及任何外在环境，还独立于任何外在环境。心灵与认知的内容都在大脑内。相反，以亨利・普特南以及泰勒・伯吉等人为代表的外在主义则将心灵与世界放在意义和社会因素的因果联系中来考虑，对内在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这种外在主义只强调了意义和内容不在大脑中，并没有足够认识到外在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构成性”地位。同时，这些理论将心灵限制在个体的大脑和体肤之内，大脑内的资源仍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外部环境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则只是无足轻重的消极影响。于是，1998年，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在《延展心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延展心灵论题”。这个论题随即引发了认知科学界、心灵哲学界关于认知和心灵本质的激烈讨论，从而把心灵和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推向了认知颅内主义和积极的外在主义之争这样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争论主要围绕关于同等性论证与差异性论证之争、关于耦合―构成论证之争、关于认知与非认知的标准问题之争和关于认知膨胀问题之争等问题展开。从本质上讲，这些争论是有关心灵和认知的边界问题讨论的延续，是认知革命对认知、心灵和智能等问题迷恋的延续。“延展心灵论题”为解开心灵和认知之谜这一“世界之结”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方案，这对于重新思考心、身与世界关系，对于揭开心灵和认知的机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方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和认识论意义。当然，认知与心灵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与认知颅内主义的论战同时反映出了延展心灵论题在理论建构、核心论证上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不足，本身还存在深层的认识论误区。
关键词：内在主义；消极的外在主义；积极的外在主义；延展心灵论题；争论
1998年，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戴维・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针对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中的内在主义以及以海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泰勒・伯吉（Tyler Burge）为代表的“消极的外在主义”各自存在的局限性，在《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延展心灵》，提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延展心灵论题”（the thesis of extended mind）。这个论题倡导一种心灵的“积极的外在主义”，随即引发了认知科学界、心灵哲学界关于认知和心灵本质的激烈讨论，从而把心灵和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本文在对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中的内在主义和消极的外在主义争论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延展心灵论题下积极的外在主义和认知颅内主义之争给予分析。
一、心灵与认知的内在主义和消极的外在主义之争
自近代笛卡儿将心灵和物理身体（大脑）划分为两类实体并遗憾地留下心身关系这个“千年之结”以来，许多心灵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哲学家围绕“心灵和认知究竟应该是一个仅仅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或者是一个外在于大脑、身体的活动呢”这个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形成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
（一）心灵与认知的内在主义
心灵与认知的内在主义认为，心灵与认知不仅不涉及任何外在环境，还独立于任何外在环境；心灵与认知的内容都在大脑内。例如索萨（Ernest Sosa）指出：“根据传统观点来看，对于主体而言，心灵及其内容被看成是内在的。思维、感觉和经验是完全与具体的、偶然发生的外在环境是不相干的和独立的。”1
持有上述内在主义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斯马特（J. J. C.Smart）以及费格尔（H. Feigl）提出的心身同一论。这种观点试图将物理实体和心灵实体统一为物理状态来消解掉二元论。这种物理学主义的观点为“以后的心身问题的争论设定了基本的要素……在这场争论中的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留在了物理主义的框架中”2。在这个物理主义的框架中，心灵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分析和实验的手段将心灵问题还原到某些物理的或心理的状态上，认为通过对这些物理的和心理的状态进行讨论，就可以清楚地刻画人类在认知上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以计算―表征为研究范式的笛卡儿式的认知科学将人和其他有机体的认知看做通过输入和输出符号进行抽象的信息处理。但是，这种笛卡儿式的心灵与认知在解释人类认知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同时遭到了心灵和认知的外在主义的挑战和批判。
（二）心灵与认知的消极的外在主义
针对心灵与认知的内在主义的不充分性，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以亨利・普特南以及泰勒・伯吉等人为代表的外在主义将心灵与世界放在意义和社会因素的因果联系中来考虑，对内在主义发起了挑战。
亨利・普特南1975年在他的《意义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孪生地球”的思想实验。通过这个思想实验，他论证了一种语义外部论：语言词项的意义并不仅仅被我们的思想以及内部生理―神经状态决定，即“意义不仅仅在头脑中”。与此同时，他的论证思路也支持“心理内容外部论”，即类似“信念”、“欲望”、“意向”这样心理状态的内容同样部分地由外部环境所决定。除了外部物理状态外，社会环境同样可以决定心理状态的内容，例如泰勒・伯吉提出的“关节炎”的思想实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上述两个思想实验我们可知，外在主义动摇了内在主义的垄断地位，确立了心灵状态的外在性本质，大大拓展了对于心灵和认知的理解。但是，这种外在主义只强调意义和内容不在大脑中，并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外在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构成性”地位。同时，这些理论将心灵限制在个体的大脑和体肤之内，大脑内的资源仍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外部环境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则只是无足轻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把这种将外部环境放在因果链条的末端并不能突现环境对当下的认知活动所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的外在主义称之为“消极外在主义”。
二、认知与心灵的积极的外在主义和认知颅内主义之争 基于对上述两种观点批判分析，1998年，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在《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延展心灵》，首次提出“延展心灵论题”，把认知与心灵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以安迪・克拉克、戴维・查尔默斯、理查德・梅纳瑞（Richard Menary）、马克・罗兰茨（Mark Rowlands）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支持“积极的外在主义”并为其辩护，以弗雷德里克・亚当斯（Frederick Adams）、肯内斯・埃扎瓦（Kenneth Aizawa）、罗伯特・鲁伯特（Robert D. Rupert）和杰里・福多（Jerry Fodor）为代表的学者们支持“认知的颅内主义”并为其辩护。为此，下文在对延展心灵论题下的“延展认知假说”和“延展心灵假说”简要说明的基础上，重点对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给予剖析。
（一）从“延展认知假说”到“延展心灵假说”
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在《延展心灵》一文中先后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论题：延展认知假说和延展心灵假说。其中，延展认知是指：“当我们进行某些认知任务时，外部物理对象与内部生理组织一样是认知进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认知进程不仅仅在头脑之中。”1延展心灵则更进一步，它是指：“作为心灵组成部分的心理状态，如信念、欲望等，在某些条件下同样可以延展于外部物理设备中，也就是心灵不仅仅在头脑之中。”2
为了论证延展认知假说，克拉克和查尔默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俄罗斯方块游戏的思想实验，他设想了如何旋转不规则方块从而使方块在下落后可以和已有方块镶嵌的三种情况：情形①，为了达到能够判断图形与这个槽是否匹配的目的，实验者需要做的是在思维中旋转这些图形从而使上述二者彼此匹配；情形②，这个实验者有两个选择，他既可以在思维中对这些图形进行旋转，也可以选择通过按下计算机上的旋转按钮对这些图形进行物理旋转，进而能够判断并实现图形与槽的彼此匹配；情形③，在未来的赛博格时代，人类生物大脑中存在一种神经植入物，它的旋转速度可以和情形②中的计算机一样快。
于是，克拉克认为，在这三种情形中所展现的认知是相同的，原因在于：首先，情形③中的认知与情形①中的认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情形①中的认知是在大脑中实现的话，那么情形③中的认知也是在大脑中实现的；其次，情形②和情形③所体现出来的计算结构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情形②中的认知是利用大脑内部资源和其外部资源（计算机和计算机上的旋转按钮）共同完成图形与槽的匹配任务的，此时的认知分布于大脑内部和大脑外部；再者，情形③中的认知任务是由大脑和大脑中的神经植入物在大脑内部共同完成的。因此，如果认为情形③中的任务完成是认知的话，那么没有理由认为情形②中的任务完成不是认知的。由此，认知进程并不仅仅在大脑中。克拉克上述的论证是在说明：“外部环境与内部心灵在认知过程的展开中是交互作用的，对认知加工都有同样积极的贡献。”1
在提出延展认知假说之后，克拉克和查尔默斯进一步追问：“有一部分认知是发生在环境中的，那么心灵又是如何呢？”2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倾向于心灵和认知是一样的，因而心灵也是延展的，并且心灵的重要特征就是持有信念。为了论证延展心灵假说，克拉克和查尔默斯特别设想了三种信念影响行动的模式：模式①，有一个名叫英伽（Inga）的正常人得知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展览，于是她决定去看一看。英伽思考了一会儿，回忆起这个博物馆位于第53号大街上，继而前往观看。模式②，有一个名叫奥托（Otto）的人，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而导致其长期记忆能力下降，所以无论奥托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并把获得的新信息记录下来，当他需要使用之前的信息时就会查阅这个笔记本。所以，当奥托听说博物馆有展览并决定去看看时，他就会翻看之前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信息并从中得知博物馆位于第53号大街，于是他就据此信念到博物馆。模式③，孪生奥托（Twin Otto）。孪生奥托和奥托唯一不同的是孪生奥托在笔记本上错误地将博物馆地址记成了第51号街。于是，孪生奥托依据“博物馆在第51号街的信念前往第51号街”。
这三种情形表明信念不同则由其引发的行为也不同。英伽与奥托、孪生奥托的区别在于他的信念来自于大脑中的记忆，后两人的信念则来自外在于大脑的笔记本中记录的信息。由此可以推断，奥托和孪生奥托的笔记本都承担着通常由生物大脑承担的记忆任务。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当下所借助的外界工具不同，这也就使得他们持有不同的信念，结果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由此可见，信念的构成与外部环境和环境中的工具密切相关，并且这种相关是直接的。因此，心灵并不仅仅在头脑中。
（二）认知和心灵的积极的外在主义与认知颅内主义之争
上述两个思想实验假说表明，认知和心灵并不仅仅束缚于人的颅骨（Skull）和体肤（Skin）中，它们的界限也不是身体，它们延展至外在环境中，延展至世界中。外在环境和外在物在认知和心灵过程中不只在因果上影响内部状态，它们本身就是认知和心灵进程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又将延展论题称之为“积极的外在主义”。相反，认知的颅内主义则认为，认知过程通常发生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心智活动就是大脑活动，认知过程只处于大脑边界内。因此，积极的外在主义自提出伊始就受到以弗雷德里克・亚当斯、肯内斯・埃扎瓦、罗伯特・鲁伯特为代表的“认知的颅内主义”者的批评和质疑。针对他们的批评和质疑，“积极的外在主义”者也给予了回应和辩护。
1、关于同等性论证与差异性论证之争
同等性论证是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在《延展心灵》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延展心灵最著名的论证。这个论证就是上文中提到的英伽和奥托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展览的例子。在克拉克和查尔默斯看来，英伽通过大脑记忆获得的信念和奥托通过笔记本获得的信念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英伽的记忆和奥托的笔记本所担负的功能角色是一样的。因此，这一论证试图表明，只要两种信念导致了同样的行为结果，那么它们的认知作用就是一样的。并且，一旦这种同等性建立，我们就可以说认知和心灵过程延展到了大脑之外。 但是，认知的颅内主义者亚当斯、埃扎瓦和鲁伯特则认为，大脑外部过程和内部过程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克拉克等人将外部过程和内部过程都视为同一种心理种类则是值得怀疑的。鲁伯特在《挑战延展认知假说》一文中指出：“延展记忆状态或过程的外部部分与内部记忆过程是如此不同，因此，它们应该被视为不同的种类，而这也将平息延展认知支持者从粗暴的相似性为延展认知论证的企图。”1
面对差异性论证对同等性论证的挑战和批判，克拉克作出回应：同等性论证强调的仅仅是功能上粗糙的相似性，而不需要外部过程和内部过程具有缜密的相似性。同等性主要是消除将大脑内在的过程看做唯一的、真正的认知过程。因此，“同等性不是关于跟人类特殊的内在表现相像的外在表现，而是意味着我们可能直觉地判断什么是属于认知领域，即使它们的贡献与生物大脑的贡献不一样，是关于机会同等的”2。另外，延展认知后来的支持者罗兰茨就根据内部过程和外部过程明显的差异性对二者进行融合，提出了融合心灵的观点。在罗兰茨看来，差异性论证有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延展心灵只坚持同等性原则。但是，罗兰茨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延展心灵既坚持同等性原则，又强调整合。按照整合的观念，内部过程和外部过程的差异是无可否认的，但二者必须结合才能完成认知任务。而且，正是因为差异性，内部过程和外部过程才缺一不可”1。
2、关于耦合―构成论证之争
耦合―构成论证是延展认知较为普遍的论证方式，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克拉克、查尔默斯、罗兰茨等人。克拉克和查尔默斯认为，“耦合系统”是我们理解延展认知论题的关键。“人类有机体与外部实体的联结是双向的互动，这种双向的互动创造了一个耦合的系统。系统中的所有成分都扮演了积极的因果角色，并且它们联合控制了行为，就像认知通常所做的那样。”2另外，罗兰茨的融合心灵论就是强调组成或构成，而不是强调空间位置。这样就可以避免延展认知的空间不确定性问题。但是，认知的颅内主义者亚当斯和埃扎瓦则提出了“耦合―构成谬误”论题：仅仅凭借某些事物或进程被耦合到一个认知主体中，就直接将其当做这个主体认识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论题表明，耦合关系并不等同于构成关系。在亚当斯和埃扎瓦看来，只有大脑才是认知的真正实体，那些大脑外部的过程或结构仅仅是认知的因果伴随物或嵌入式的结构或过程。
面对认知颅内主义者的批判，梅纳瑞、克拉克等人作出了回应。梅纳瑞认为，以所谓“耦合―构成谬误”攻击积极的外在主义论题，实际上曲解了这个论题的本意。例如在延展心灵假说中，奥托的笔记本X的操作耦合与Y（包括神经进程的内部生理进程）共同构成了进程Z――回忆。而亚当斯和埃扎瓦的“耦合―构成谬误”表述的是：某对象或进程X与另一对象或进程Y耦合，并不蕴含X是Y的一部分。梅纳瑞指出，积极的外在主义论题的目标并不是试图说明某外部物理对象如何成为一个先前存在的认知主体的一部分，而是为了解释为何X和Y能够以某种方式合作，由此实现功能Z。另外，克拉克指出，通过“认知―耦合”的区分，亚当斯和埃扎瓦把一个明确的问题“何时某物理对象或进程能成为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转换成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何时我们应该说，某对象就其自身而言具备‘认知’这一属性”3。对于积极的外在主义者而言，这一问题既模糊又不具备实际价值。
3、关于认知与非认知的标准问题之争
在“延展心灵”中，克拉克和查尔默斯似乎并没有对认知与非认知给出明确的标准。“每个认知过程中必须涉及派生性内容的每个认知状态延展了什么是不清楚的。”4但是，亚当斯和埃扎瓦认为，认知进程是对“非派生内容”（non?derived content）的操作进程，“认知的最首要的条件是，认知状态必须涉及内在的和非派生性内容”5。是否具有“非派生内容”就是区分认知与非认知的“认知标志”。由于类似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这样的“延展内容”都只是派生内容，不具备认知或心灵的本质特征，所以延展论题是错误的。福多也指出，所谓心理内容的标志是它的意向性：心理内容的基本特征总是“关于”什么的心灵内容。记录于内部生理组织和外部载体的内容之关键区别在于，只有前者具备意向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它们能构成我们的心灵。“福多坚信非派生性内容才是心灵的标志，倾向性信念不具有非派生的意向性从而也不能独立刻画心灵，心灵只是也仅是处于大脑中的。因此即便接受倾向性信念是延展的，也不能得出心灵是延展的这一结论。”1据此，福多认为，延展心灵最多是一个“隐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正确的理论。
相反，积极的外在主义者也用大致相似的思路回应这类质疑。按照克拉克和梅纳瑞的看法，上述反驳思路犯了“窃取论题”错误，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内部论的立场上刻画认知与心灵的标志，它们认为积极的外在主义论题失败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外部物理载体不具备某种与内部生理机制“精细相似性”。但是，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延展论题并不需要论证外部、内部之间具有这种“精细相似性”，他们只需要说明由外部物理载体实现的认知过程、心理内容与内部机制具备因果、功能上的同构性。另外，克拉克并不否认认知系统拥有非派生性的内容，只是否认认知系统都是由非派生性的内容构成。梅纳瑞也认为：“亚当斯和埃扎瓦对非派生内容与派生内容的区分并不重要，因为非派生内容与派生内容在内容上并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它们是如何被决定的。”2
4、关于认知膨胀问题之争
认知膨胀问题的提出者是福多。福多在《心灵在哪儿？》一文中指出，如果在延展心灵假说原案例的基础上，“英伽问奥托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那里，奥托查阅了他的笔记本后告诉英伽博物馆的地址。笔记本中的内容是奥托心灵的一部分，而奥托的心灵是英伽心灵的一部分。这种‘部分’关系是可以传递的：如果A是B的一部分，而B又是C的一部分，那么A就是C的一部分。所以，奥托的笔记本看起来不仅是他本人心灵的一部分，还是英伽心灵的一部分。如果奥托弄丢了他的笔记本，英伽也就弄丢了他的一部分心灵”3。这种对心灵无节制的延展导致我们该如何知道这种延展将终止于何处呢？这就是认知膨胀问题。 关于所谓“无限延展”的威胁，实际上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早在“延展心灵”中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也许他们确实无法从原则上制止心灵的“无限延展”导致的认知膨胀问题。但是关键在于，因为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提出积极的外在主义论题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试图打破将心理同一性还原于生理同一性的看法。克拉克认为，将生理同一性作为心理同一性的前提是一种顽固的偏见。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神经控制系统，而是一个由大脑、身体以及世界共同构成的认知整体。克拉克一方面肯定“无限延展”在原则上的成立，另一方面，早在《延展心灵》一文中提出的四条限制标准其实足以排除福多提出的变种案例。另外，为了回应认知膨胀产生的挑战，罗兰茨提出了“所有权论证”。根据这一论证，认知过程要属于一个主体，而且很多认知过程能够延展到大脑之外和世界之中是因为认知过程具有意向性的行动，而意向性是显现过程，因此认知过程也是显现的过程。但是，罗兰茨的“所有权论证”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三、结语
上述认知和心灵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和认知颅内主义之间的激烈论战反映了20世纪有关心灵和认知的边界问题讨论的另一种延续，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启的认知革命对认知、心灵和智能等问题迷恋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自身存在的不足。
“延展心灵论题”的提出对坚持将颅骨内部的大脑神经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认知的颅内主义给予了激烈地批判和抨击，力图将“认知”或“心灵”向脑外延展，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尤其是认知与心灵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第一次将“心灵是否可超越头骨和皮肤的界限延展到世界”的尖锐问题摆到哲学家面前。这对于理解心灵和认知的本质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启发性。特别是，延展心灵论题下的积极的外在主义确实超越了以往的外部论，赋予了外部载体以积极的认知意义，凸显了外在环境在心灵中的构成性地位，强调心灵延展到了世界，对整个认知过程给予了不同寻常的说明。因此，延展心灵论为解开心灵和认知之谜这一“世界之结”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方案。这对于重新思考心、身与世界关系，揭开心灵和认知的机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方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和认识论意义。
当然，认知与心灵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与认知颅内主义的论战同时也反映出延展心灵论题在理论建构、核心论证上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不足，本身还存在深层的认识论误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延展认知和心灵假说的支持者的辩护与他们面临的挑战相比要弱得多。例如在克拉克等人的论证中，我们能够发现，由“在认知中有机体与其特定环境的某些要素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判断，推出“与有机体作用的特定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就是认知主体的构成部分”的结论必然会带来难以说明的认知膨胀和“泛灵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延展心灵论的倡导者不能明确回答“何为认知的标志、何为心灵的标志”这样更为实质的问题，延展心灵论题就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辩护。笔者认为延展心灵论题是“一个盘旋在认知科学实验室上空的幽灵”1。
On Controversy Between Positive Externalism and Cognitive
Intracranialism in Thesis of Extended Mind
Zhang Tieshan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in mind and cogni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min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internalism holds that mind and cognition are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contents are in the brain. on the contrary， the externalism represented by Henry Putnam and Tyler Burge etc. studies mind and world in the causal relations of sense and social factors， posing a challenge to internalism. The externalism， however， only emphasizes that sense and content are not in the brain without realizing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Meanwhile， these theories limit mind within an inspanidual’s brain and skin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sources in the brain. According to the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xerts in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mentality. Then， in 1998， Andy Clark and David Chalmers proposed a controversial topic， “the thesis of the extended mind”， in extended mind. The topic immediately triggered a fierce debate about the nature of cognition and mind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mind philosophy， which made the debate between the internalism and the externalism of mind and cognition turn into that between cognitive intracranialism and positive externalism. The new debate revolves around the problems of equality and spanersity， the argument of coupling?constitution， the standard of cognition and non?cognition， and cognitive expansion and so on. In essence， the new debate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boundary problem of mind and cognition， and it is a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terms of cognition， mind and intelligence. “The thesis of the extended mind” provides a positive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world puzzle”， the mystery of mind and cognition， which ha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reconsider the interrelations of mind， body and the world and to uncover the mechanism of mind and cognition. Of cours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ositive externalism and cognitive intracranialism in cognition and mind also reflects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core in the thesis of extended mind，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epistem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internalism； negative externalism； positive externalism； thesis of extended mind； controver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