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启蒙理性是在反对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出现的，在对神权神性、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的批驳中，它昭示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宣扬人权人性、提倡理性科学、重视世俗生活、倡导自由平等，从而把人从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尊严，张扬了人的个性；并从禁欲主义的神龛中走出来，释放了欲望，创造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我们发现，在生态伦理的视域下，启蒙运动中生成的启蒙理性所蕴涵的价值理念隐藏着反自然的倾向，内涵着对自然的征服和盘剥，它确立人自身主体性中主客体的分离和主观化的绝对专制，促使人与自然分离；确认人的本质时，以追求凡人的幸福成为内容，以物质生活的富足为特征，放纵人的欲望；追求知识力量中，知识成为展示自身欲望、控制自然的手段，人的理性成为工具，启蒙理性正走向堕落。我们要逐步实现以蕴涵“意义”的价值理性统领工具理性，以合理的需要消费节制人类的欲望消费，追求人与自然整体性基础上的生态理性，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共存和和谐发展，以完成对启蒙理性的救赎。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可以找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价值根源，有助于确立生态伦理原则，克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生态伦理；启蒙理性；堕落；救赎
一、启蒙理性的生成
（一）反对神性迷信
“启蒙”，英文是Enlightment。从词义来看，它有阐明、澄清、照亮、给人启发和启示的意思。公元14世纪开始至16―18世纪，在西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发生了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基督神学和封建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倡导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赋予了当时人们充分的自由。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之为“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中，理性成为启蒙的应有之义。启蒙就是指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智慧的人的理性，理性至上是启蒙精神的核心。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而康德看到了理性在人类启蒙中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地位，所以在其有着“现代性态度之纲领”之称的《什么是启蒙》中公开宣称，人类必须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作为人类启蒙的必要条件。而其在面向全世界所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这个口号是基于他对启蒙运动的深度理解，在他看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由于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和决心。从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口号和其深度的解读来看，明确了理性在时代精神中的标志性地位：它是评判事物的标准，是判断一切存在是否合理的法庭，是一切行为的原则。而这以前都是上帝的权利。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启蒙时代的学者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轻易承认任何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
中世纪的西方，上帝要求人类无条件地归顺于他，要思考上帝的话语，要学会沉默和顺从，只需要信仰不需要独立思维和求知，所有的知识都成了上帝的婢女。而启蒙理性则给我们指明了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要求人类勇于运用自己的判断独立思考，勇于质疑，自由选择，把人类从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从对权威的迷信和盲从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二）推崇科技知识
法语中，启蒙一词的复数表示“智慧”、“知识”，启蒙运动在驱赶蒙昧主义、神权迷信的过程中，确立了知识的至高地位。启蒙理性尤其推崇科学，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十分肯定地指出了知识和理性在启蒙精神中的地位，明确地认为过去曾经使得世界清醒的启蒙纲领就是在用理性消除神话、用知识取代想象。而这一特点是在启蒙运动的进程中确立起来的，是在祛除自然界魔力、理性支配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逐步发现了科技知识的力量，并最终确立了理性控制自然的牢固信念。
对启蒙思想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们有许多是科学家，“实验科学之父”培根主张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创造性地提出了“归纳法”；卢梭在流放途中收集植物标本；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则以他的《哲学原理》和宇宙定律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解放了人类的心灵；而伏尔泰也以一句“自然科学是属于一切人的好东西”，道出了他对启蒙理性之科技知识本质的认识。启蒙理性正是凭借着科技的力量带领人类走出蒙昧，战胜了宗教迷信和专制。
在启蒙运动中，判断好坏的标准不需要再借助于传统，而只要拥有理性就可以认识和把握世界，只要学习知识就可以改变自身和世界。在这里，理性就被窄化为知识，等同于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体会知识和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逐渐地迷信知识，甚至把知识当作解决一切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知识可以消除贫困，也可以免除灾难。经验论的代表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他也逐渐让世人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知识不但可以奴役生物，而且可以无条件地顺从于人类。人们通过运用知识，不但可以获得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平等，而且可以更多、更大程度地掌握支配自然的权利，从而最终成为自然与社会的主人，而这些是信仰与神话所无能为力的。科技就是统治自然的力量，知识就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从笛卡儿起，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理论话语中，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就是理性与知识，现代性确立了科技知识的绝对权威。
（三）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中世纪时，人类对宇宙理性的崇尚被对上帝的信仰所取代，上帝被无限抬高，人的个性被无情压制，主体性遭到毁灭性扼杀。而启蒙运动则“发现了人”，强调人的尊严、个性，把人抬到至高的地位，使人摆脱神与自然的统治，成为主人，恢复了人类的尊严。这个过程就是人类主体性代替上帝神性的过程，这个主体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理性主体，人只要发挥其主体性，就可以在不断地认识、控制世界中谋求现世的幸福。 主体性从启蒙时代生发出来，凝聚了现代生活的经验内容。无论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还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实际上，都包含了对人类主体性力量的认可甚至张扬，并且这种认可或张扬都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认识基础上的，所以说，启蒙运动中确立的人的主体地位，是一种理性主体，并且蕴涵着对自然认识和控制的深层意思。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及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价值的形成，也是基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
理性主体的重要特点是主体控制性。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通过讲述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还原了人类从神话力量摆脱出来，认识到自身主体性力量的历史。因为有了理性，人类不再对神话和上帝无条件地盲从，相反，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理性，代替上帝君临尘世，成为主宰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最高主体。正如霍克海默指出的，启蒙是以神人同形论作为神话的基础，也就是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而实际上，所谓的神灵鬼怪只不过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完全可以被还原为人类主体，“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1。在神话中，众神代表控制着世界上各种具体事物，而当神被还原为人类主体的时候，人类也看到了自身的身影、自身的控制力量，从而在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逐渐学会了运用神谕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于是，人类随着众神在统治世界的过程中分离，在与世界对峙的过程中努力地增强着自己的主体性。
二、启蒙理性的堕落
（一）理性单向化为工具
启蒙时代的理性与知识的初衷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确立人的自主地位，这是人类在走出中世纪神坛统治后的醒悟。知识是人类显示自身力量，是与自然抗争的手段。它让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盲目依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使人类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并获得了精神上的巨大慰藉。
然而，知识是什么？启蒙后的人们却认识偏颇，他们过于突出知识中的技术和工具的一面，并将其界定为知识的唯一本质。在他们眼中，知识就是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工具。无线电就是一种更为精致的印刷术，轰炸机是一种更有威力的火炮，遥控系统则是更为可靠的指南针……这就是知识所呈现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从知识中所能领悟到的最深刻本质。人类努力学习知识，其目的也就是想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全面统治自然。知识最终成了人们展示自身统治欲望的手段，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也把自己变成了缺乏终极关怀的技术专家。
这种知识工具化的思维一步步地把自然拖入了被控制中。在这种思维中，自然被化约为统一安排或者是被统治的对象。“男人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这就是男人们竭力鼓吹的理性的意义。”1在所有的学科中，人们专注于试验性科学，远离传统，好像这样就能把人类从中世纪上帝的束缚中摆脱，从而真正成为控制自然与社会的主人。这种试验性科学的确指向并突出了对自然的控制，人类不再需要神话般地解释世界，只需要用知识去设计并控制自然就可以了。知识就是统治自然的力量和象征，就是展现人类理性的一种手段和技能。
理性已经进入了畸形发展的死胡同，从目的上看，理性不再是控制人情欲的理性，而是沦落为自然服务的工具，是为“凡人幸福”服务的工具理性，或者说，面向自然领域的工具理性在全面进步，而面向社会领域尤其是道德领域的价值理性则逐渐被遮蔽。这样，理性放弃了人类对生存价值问题的自主权，或者说理性不再对人类的生存问题进行言说，不再对人类的发展和解放进行关注，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自己最本质的功能――意义功能的占有，而化身为工具理性。随着工具理性在启蒙时代话语权的确立，也就意味着人类理性的本质断裂。理性的技术化和工具化的直接后果是使人们渐渐地放弃对生存意义的追求。科学走向了工具性，成为控制自然界的生产力，成为工业化过程的手段。
（二）在确认自身主体性中人与自然分离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启蒙理性的主体性，主体性为了谋求现世“凡人的幸福”，不断追逐物质的丰饶，力图实现对人之无限欲望的满足。物质丰饶的追逐助推着对自然界的控制，在所有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中，理性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一般性的工具理性，而科学知识的价值也仅仅是控制自然、利用自然。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无形中变化为控制和利用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逐渐分离，一方是自我的主体，另一方是按照自身客观规律在运转的客体――自然界。
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把主体作为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主体优于其他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结果，人上升为主体，世界沦为客体。近代启蒙的哲学家也在论证这个思维方式的合理性。笛卡儿认为自然就是一种机器，是毫无主动性可言，而只能被动地等待人类前去揭示的机器。康德则更赤裸裸地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主张人类用自己理性原理所设计的实验去接近自然，但是，这种接近是以对自然的控制为目的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是一种压迫性的接近。“理性在这样做时，不是以学生的身份，只静听老师所愿说的东西，而是以受任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答复他自己所构成的问题。”1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启蒙理性找到了实现自己力量的最好手段，他所看到的现代技术是一种剥夺自然手段的进步，是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强大；在自然面前，我们不是唯唯诺诺的小学生，我们是可以颐指气使、并且能决定自然命运的主宰者，我们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支配自然界，获得彰显自身主体地位的结果，从而，自然界被当成单纯的客观实在，而知识、理性则成了人统治自然的工具。
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主客体的分离，“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2。这种“纯粹的客观性”已经成为“主观性”的一种表现。主客体相分离的结果是人不再从自身、也不再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去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任由主观性冲动自我膨胀和爆发，受到奴役与伤害的只会是作为对象的自然界。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也在不断地激发着人类的主观性冲动，并促使人类牢固树立与自然之间对立的关系。笛卡儿认为动物的痛苦嚎叫仅仅是机器的嘎嘎作响，斯宾诺莎则认为动物的感觉与人类的感觉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些观点刺激了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欲望，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埋下了祸根。在貌似建立了一个井井有条的表象秩序下面，却是汹涌暗藏、危机四伏，这与启蒙的初衷开始背道而驰。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3人类过分征服自然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开始日益显现：“人们要么相互摧残，要么把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一扫而光；假如地球的生命还很年轻的话，那么，用一句名言来说，万事万物就必须从更低的阶段重新开始。”1 （三）在确认人的本质时放纵欲望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了对自己本性的反思，从盲目地相信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欲中脱离，人类开始相信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存在意味着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与幸福。人从禁欲主义的神龛中走出，追求世俗生活和物欲满足成了人的重要内容，“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成为现代人性的基本内容。一大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都在强调着物质生活富足的重要，都在力图证明人类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的基本特征。我是凡人，我需要物质生活的富足，我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人的本质的物质化、欲望化，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其结果是以对自然界资源疯狂掠夺来满足“凡人的幸福”。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作为满足凡人幸福的手段，理性全面地化身为人类欲望的帮凶：哲学理性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地位，认为通过知识的运用，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科技理性则从手段上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控制，从而在人的物质生活无限富足上提供保障；经济理性则直接把人性的贪婪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无限动力；道德理性则为欲望作出了目的合理性的论证，提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2
在追求“凡人幸福”的合理性的掩盖下，在理性工具的全力配合下，人类加剧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一样：“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人类一步步陶醉于理性工具带来的胜利，确认自身的力量，也更加确认了人类的自然性或者说是放纵了自己的欲望。
理性在把握外部世界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同时，又让人类在自身无法最终得到满足的欲望中被欲望湮没而逐渐失去自我。由于理性工具性维度的过分夸大，人类对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等人的本真意义的存在逐渐遗忘，人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人的异化被进一步扩大。
三、启蒙理性的救赎
（一）价值理性统领工具理性
启蒙理性在掌握了科学技术这一强大手段后，开始完成自己解放人类的使命，并在各个领域都展示自己的威力。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里，随着对自然界规律认识的深化，开始以之为基础，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试图通过控制自然界来摆脱自然界的威胁。但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技术理性阔步向前的同时，启蒙理性在价值领域的失败也越来越明显。
实际上，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物，人需要终极关怀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者，意义世界构成了人类最深切的潜在需求。在古希腊理性观中，理性不仅是认识工具，更承担了追求至善的伦理功能。中世纪的理性虽然成为上帝的婢女，但是它也为人们的伦理生活和意义追求提供了终极关怀和力量支撑。在发展启蒙理性工具手段一面的同时，面向道德领域的价值理性应当获得同步发展的机遇，人的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在人类的发展中同样处于重要地位，人的终极意义和人的价值追求是我们应充分考虑并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般来讲，价值就应当是人的需要与物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是物的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同时包括人的需要对物的属性的期待，所以价值的内涵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方面，一是物的方面。而价值理性就是对价值问题最一般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蕴涵着“意义”，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中，世界是个充满人文气息的意义世界，其中，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是其重要问题，而重心也包括终极关怀。但从其行为本身来看，与价值行为的结果、方法和手段相比，价值理性更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公平、正义等社会的价值。
价值理性为人的行为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实践中，工具理性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断开拓和深化自身的生活环境，但是，在把握认识改造自然界的方向和运用信念、意志掌握复杂、变化的自然界的规律中，都需要价值理性。哲学家M.谢勒认为：“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1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工具理性把握的世界是具体的、有限的经验世界，因为其所表达的愿望是控制自然界，所借助的手段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算计，是基于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上的；而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中，人类则能直接进入无限的、绝对的超验世界，实现对自然的无限把握。因为其所追求的是对自然意义的领悟，借助的手段是想象和直觉等非理性因素，所以，无论是在实践的目的、进程还是对象的把握上，都有着更加深刻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应当让价值理性重新回归应有的位置。
（二）节制人的欲望，合理消费
古希腊哲人重视对欲望的节制，柏拉图曾指出人有四种基本的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其中，灵魂的欲望部分对应的美德就是节制。亚里士多德则把德性理解为理性和欲望的统一与和谐，认为在实现人的幸福的三个必备条件――身体、财富和德行中，最重要的是德行或美德。他认为，为了实现人的本性，理性必须要和情欲合作，保持正当的关系，双方平衡发展。情感和理智的平衡，称之为伦理上的德行，它表现为勇敢、节制、诚实等。他反对恐惧、欲望等方面的“过”和“不及”，认为“适中”才是美德的特征。启蒙理性在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基础上，提出了追求“凡人的幸福”，对自身欲望的满足变成了合理的要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有力量满足自身的物质要求，理性不断地单一化为工具理性并成为欲望的帮凶，而人类也在不断迷失自己。启蒙时代的物欲追求已经逐渐把人的本质默认为人的自然性。正如马克思经典话语认为：人是自然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的生存需要物质条件的满足，但这里的满足应当是一定生活条件下需要的满足，而非不考虑现实生活条件的欲望的满足。
对于欲望和需要的关系，万俊人教授有过深刻而充分的甄别。在他看来，需要以人的生命与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为基础，它反映了人类生存和生活必需的条件：无论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还是精神上的文化要求等，而与之相比，欲望则是超出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必要条件的不正当的需求。需要的内容是客观实在的，欲望是纯主观的。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并且受客观条件限制的，而人的欲望则是以永无止境的贪婪为特征。与之相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需要消费和欲望消费，二者也是有差别的。需要消费是基于正常生活的必需消费，而欲望消费则是完全被欲望所支配的消费。前者体现了经济的合理性与道德的正当性，后者则由于欲望的支配以及无法满足的特点，表现出了其消费的非理性和不正当性。1 基于以上的充分论证，在后现代文明下的理性应当是一种控制欲望消费，实行需要消费的理性。消费作为个体需要的一种渴望，会直接影响个体价值选择的取向，换句话说，如果将消费控制在合理的、正当的范围内，就能刺激产生正当的行为，激发人们生产劳作、创造巨大生产力的热情，反之，放纵了欲望贪婪的本质，就会无止境地通过利用自然界去消耗物质产品，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人会因此迷失自己，而自然也沦为受害者。
所以，要杜绝不合理的消费――欲望消费，倡导合理的消费――需要消费（这是人类的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或者说，把消费放在现实生活和必要条件的范畴内进行界定，认可大自然价值，以“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劳动消费。
（三）追求生态理性，实现人与自然统一
启蒙时代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下，把人从万事万物中凸显出来，与整个世界相对立。它过分张扬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欲望等同人的合理需求，视为人的本质。把人的理性单一化为工具理性，在确认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一步步使人与自然走向了分离。
要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分离，就要控制欲望、合理消费，要关注人的终极存在和价值追求，在人与自然整体意义上去理解自然、改造自然，而不是用一些抽象的理性规则去算计、统治自然界，或者说应用生态理性的思维方式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什么是“生态理性”？从词源意义上看，涉及生态与理性两个概念。“生态”一词，在英语中即“ecology”，渊源于古希腊文“oikos”和“logos”，“oikos”表示住所和栖息地，“logos”表示知识、学问，由此可知，“生态”原意是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知识和学问。“理性”一词，在英语中即“rationality”，则是渊源于古希腊文“logos”，表达的是知识和学问的意思。由此可知，生态理性应当是基于人与自然整体同一的立场，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于一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知识和能力。1正如有的学者所界定：生态理性是超越传统工具理性的理性新型样态，能克服启蒙理性内在的主客体分离。生态理性的出发立场是生命与世界协调的整体主义，其最终的价值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者均指向主客体的统一。它采取的形式也融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优点，它的思维方式里既包括“对象性思辨的技艺”，也包括“整体领悟的诗意”；既能克服工具理性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也能解决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膨胀。
在哲学上，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在实践上，生态理性是指人类在适应自身活动的场所――自然环境时，其行为从生态学上来看是合理的，其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理性是规律的自觉反映和能动运用。生态理性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体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尊重自然规律的系统性；尊重自然规律的价值性；尊重自然规律的和谐性。”2
生态理性以整个生态利益为目的。整个的生态利益是指包括人、社会、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追求生态系统的完备与和谐。当人类利益与其他物种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用自觉的生态意识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生态理性要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但其最终价值诉求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要通过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最终寻求人与自然、生命与世界的共存和和谐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Abstract：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ppear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opposi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presents its values when criticizing theocratic spaninity， obscurantism and asceticism： to advocate human rights， human nature， and rational science an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ecular life， freedom and equality so that people are liberated from the shackles of gods and asceticism， dignity of human restored， inspaniduality presented， desire released，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miracles created. It is found that，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ethics， anti?nature tendency exists in values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which is the conquest and exploitation of nature. In establishing human’s subjectivity， it emphasizes the separ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e absolute autocracy of the subject and thus promotes the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In identifying humans nature， it pursues happines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bundant material life and desire satisfaction.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knowledge is taken as a means to display humans desire and to control the nature. Humans rationality is taken as a tool， and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falls into decadence. We will gradually achieve the governance of values rationality containing “significance” on tool rationality， substitute desire consumption with rational consumption， pursue ecological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and fulfill the salvation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the values cause of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an be found， which facil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ethical principle， the overcoming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decadence； sal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