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之间存在着类似倒U型曲线关系，即收入分配不公会随着初期经济发展而恶化，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分配不公现象将趋于平稳并好转。
近期随着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关注度升高，媒体上主流评论主要是担心环境污染难以整治及为环保疾呼呐喊，但也偶尔见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拥趸们强调：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有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转过头来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要想改善环境质量，必须先容忍经济活动对其的破坏。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前，清洁的环境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这一匪夷所思的理论并非异想天开，它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Gene Grossman和Alan Krueger一篇关于北美自贸区环境影响的论文。该研究经过对40多个国家的空气质量和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在较低收入水平上，一国的空气污染随人均GDP上升而恶化，但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发展反而会带来对污染的改善。
在其后的20多年里，经济学家们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更多研究。在上百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之中，确实有一部分支持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工业结构上和技术上的进步，同时人们的偏好由工作机会和收入增长转向良好的环境，环保监督的力度也有所增加，从而有利于降低污染。
首先应该承认，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重工业发展阶段会带来污染排放量的提高，但其后向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会带来每单位产出的污染下降。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燃料的选择也势必会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
其次，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为环保带来巨大推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排放标准的改进，对燃料和排放进行的处理，伴随着环保标准的提升和执行力度的加大，都会降低单位产出对环境带来的压力。
再次，一个国家从城镇化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城市布局并不会一成不变，其逐渐向郊区化演变也会带来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活动）逐渐向外扩散，对局部空气和土壤等环境压力强度可能产生一定缓解。
以上这些分析都显示整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和技术改进。说得悲观一点就是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上，我们不得不忍受环境污染，只能被动地等待多年以后经济结构优化了，技术升级了，环保标准提高了，然后再治理环境污染。
很遗憾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万能解药，而其实证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很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是针对单一环境污染变量进行的，主要以空气污染作为指标，但往往忽略了较难治理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森林植被的破坏。而在降低环境负担里面，治理空气污染见效最快，而土壤、森林的损失等在一定时间内往往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要想扭转局面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此外，虽然收入提高后环保措施可能降低一部分污染指标，但不能排除工业污染可能以其他有毒害的污染物形式出现。
第二，有些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可能也会影响经济活动本身，这样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更无法借此提高收入水平进入保护环境的下一阶段。
第三，有的经济学家指出，过去发达国家环境改善的过程也是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将污染较严重的工业向海外（环保标准较松的地区）转移，但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效仿。同时随着环保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尚未达到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预示的5000美元-8000美元的转折点，但其环保措施已逐渐显现出一些成效。
此外，经济市场化、降低政府补贴，跨国公司慑于全球消费者的压力而使用较高的环保标准，信息披露的公开化透明化，公众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资源集中，都有利于在现有阶段降低污染，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消极地等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救赎不仅将会带来环境污染的恶化，更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在做起，提高认识、加强监督、严格执法、鼓励环保技术进步，才是促进环境改善的正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