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世变；时事；《圆圆曲》；吴梅村；多元视角
摘 要： 明清鼎革，吴梅村历经甲申（1644）之恸，崇祯自缢，李自成陷京，清军入关，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乃于八年后写下《圆圆曲》，以犹具“时事”性的陈圆圆为主角所绘制的时代容颜，引发后续许多有关陈圆圆的创作与讨论。本文分为“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存者的余悸：世变沧桑中的儿女故事”、“《圆圆曲》的身世记忆：首发其端而成千古绝唱”三部分，尝试从草野齐民、为女性作传、诗性叙事、身世记忆、“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等阅读视角，探讨吴梅村在创作上合抒情、叙事与表演而为一，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乃能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关注到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以一代兴亡入诗史的“梅村体”，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自非比兴寄托的抒情传统所能拘限。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7）06 0679 11
Abstract：
Wu MeiTsun（吴梅村） suffered from the chaos when Ming dynasty was perished by Qing. He wrote the Song of Yuan Yuan（圆圆曲） about eight years after the dynasty change. This poem portrayed and recorded the story of Chen Yuan Yuan， and attracted a large quantity of discussions about Song of Yuan Yuan.This article was span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described how a pitiful king who lost his country was memorized. The second part delineated the survivors’ story when the dynasty collapsed. The third part represen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ng of Yuan Yuan”. I attempted to discuss how Wu integrated lyric， narrative and performance into his creation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o discuss why he concerned about the innocent common people by re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e nation. I considered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Wu’s “Poem of MeiTsun Style” （梅村体）， which records what had happened in that period with evidence in it，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lyric of “BiXing”（比兴）.
一、前言
吴伟业（16091671）生当明、清易代之际①，以梅村为号，以诗为“史外传心之史”，尤擅七言歌行，有“梅村体”叙事诗百首，尤以《圆圆曲》最为脍炙人口，历来已有许多研究[1][2]。有关本诗写作年代，众说不一，周法高
《吴梅村诗丛考》考订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3]187192，钱仲联《 吴梅村诗补笺》依吴三桂
（16121678）于顺治五年（1648）自州移驻汉中，八年八月“入觐”后，奉命进兵四川，此诗全不及四川以后事，考证为顺治八年作[4]101。冯其庸《吴梅村年谱》也列于这一年[5]21421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认为“应在顺治八年辛卯初冬，即与《听卞玉京弹琴歌》为同一年”，“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言，而家国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6]488492。吴梅村历经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之恸，于顺治八年（1651）清兵攻破舟山，鲁王入闽，永历入云南，吴梅村以专擅的长篇歌行体写作《圆圆曲》，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与“一代红妆照汗青”形构出美人与家国之间错综纠结的关系。本文从君国论述的角度切入，程千帆《书吴梅村“圆圆曲”后》、冯沅君《吴伟业〈圆圆〉与〈楚两生行〉的作期――读诗质疑之一》都指出诗中多用夫差与西施典故，有以陈圆圆与西施相比之意[4]182，对本文写作有所启发。此外，对于明清之际有关陈圆圆的书写研究，如李惠仪《祸水、薄命、女英雄――作为明亡表征之清代文学女性群像》认为《圆圆曲》“没有把圆圆写成红颜祸水，正因此词暗指必然之历史大势。在吴伟业笔下，‘女祸’之酿成及导致明亡，是偶然的、意外的”[7]，胡晓真《清初文人陆次云的女性传记书写――以〈圆圆传〉〈海烈妇传〉为例》观察从《圆圆曲》到陆次云的《圆圆传》，对陈圆圆的态度转向“突显其生命自主的能力，正是游移于英雄与奸雄之间，欣赏与排斥的评价交错混杂”[8]等，可见当时对如何评断陈圆圆已有很大的纷歧性。明清鼎革，诗人亲历天崩地裂的变局，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八年的苦难还没有过去，明清易代犹具“时事”性，吴梅村选择以诗歌将女性经历铭刻成历史记忆[9]，特别是藉由陈圆圆被动引爆历史巨变所绘制的时代容颜，苦情伤怀，是见证还是辩解？是掌握历史解释权？或者只是抒发个人情怀？乱世儿女的身世之感，包括创伤、性别、道德感与国族论述，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 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
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18岁登基，面对晚明朝政的诸多弊端，虽则慨然有为，忧勤惕励，黾勉操切，终乏真正改革与面对困境的能力。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16061645）挟民怨而直入北京，崇祯于3月19日自缢煤山，终年33岁。谷应泰（16201690）于顺治十五年（1658）完成《明史纪事本末》，其“甲申之变”记崇祯于衣前书云：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10]卷79，349
崇祯的临终检讨，除了“罪己”与“罪诸臣”，更提出以“任贼分裂朕尸”来换取“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张廷玉（16721755）等人于乾隆四年（1739）修成《明史・庄烈帝本纪》，也记载御书衣襟有“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并许为“亡国之义烈”[11]卷24，355336。崇祯临终愿以自身碎裂来换取百姓的生存，成为文史之士书写甲申明亡最鲜明的印记。
因崇祯殉国而在同一年中出现二份“登极”诏，一是李自成于永昌元年（1644）所颁布，依计六奇（1622？）完成于康熙十年（1671）的《明季北略》载录《李自成伪诏》，有云：
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12]卷23，504
把明亡归咎于朝臣的营私舞弊、祸国殃民，对崇祯的“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基本上是同情的，同时也对人民的“咸罹困穷”“未苏汤火”有着“身切恫u之痛”。另一份是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于顺治元年（1644）十月颁布的《登极》诏，有“顷缘贼氛游炽，极祸明朝，是用托重亲贤，救民涂炭”等语[13]卷1，1。综上而言，鼎革的这一年，不论是崇祯的临终遗言，或是永昌、顺治的二份登极诏，都表现出为百姓着想的心意。
顺治六岁登极，在位十八年，共颁布三份诏书，顺治十三年（1656）的《干清坤宁宫告成》诏，有“思物力之艰难，罔敢过用，轸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等语[13]卷1，2，仍可见关怀民生之意。而面对前仆后继的南明君臣，尤以郑成功（16241662）多次率战舰北伐，复明的抗争始终不息[14]1418。顺治于十六年（1659）三月分封“三藩”以镇守云南、广东、四川，以冬狩巡行畿辅，驻跸昌平州，道经崇祯帝陵，酹酒陵前，撰《祭明崇祯帝文》，有云：
惟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o以袭敝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11]卷7，3
对于崇祯袭晚明敝政，在位十七年的励精靡懈，终究无力回天而以身殉国，十六年来始终激励着遗民的复明运动，除了许为“志切安民”的令主，有着深深的悯惜，更牵连到有清立国十六年来的久未治，因而于顺治十七年（1660）颁布《谕修明庄烈愍帝陵》诏书，藉由“历观史册兴亡之迹，考其治乱得失之由，佥以政荒遂干天谴，邦国既隳，士民罔怀”，归纳出君王荒政导致的亡国，很容易就被士民所遗忘。因此，对崇祯的肯定，就在抗清势力的历久不衰中日益强化，云：
惟有明庄烈愍皇帝，实治理之究图，惜赞襄之莫逮，以致寇氛犯阙，宗庙为墟。追念丧师，匪因失浴ｋ廾磕罴按耍未尝不恻焉伤心也。顷者两幸昌平，周视明代陵隧，躬亲盥奠，俯仰徘徊……原彼当年孜孜求治，宵旰不遑，祗以有君无臣，薄海鼎沸。洎乎国步倾危，身殉社稷，揆诸正终之例，岂同亡国之君。朕于凭吊之余，抚往兴悲，不禁流涕。[13]卷1，34
顺治帝两度躬亲盥奠，徘徊凭吊、凄恻流涕，反复强调崇祯的“孜孜求治，宵旰不遑”，决不是一个“失浴薄巴龉之君”。除了缮治陵寝，又谕工部“严为防护”、“不时严加巡察”[13]卷1，2，可谓系心。同年顺治命立殉难太监王承恩碑，亲撰《I祭明内监王承恩文》，再度重申：
当明季寇讧，海内鼎沸。庄烈愍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灾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g沓而营私，以致群寇纵横，不能奏绩。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时戴u垂缨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危难则且偷生，言之可为太息……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遘乱，亡国非辜，躬奠椒浆，尤悯泣。[13]卷7，67
顺治身为清朝开国君王，对于明朝亡国君王崇祯再三致意，除了藉此批判晚明文武百官的营私怯战、背公树党、苟且偷生，更是倾全力表彰崇祯的励精图治、宵旰焦心、非失德之主、亡国非辜，也就益发显得明清易代所生发的意义，别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由此来看明清鼎革，江山易代，抗清运动实为前所未有的激烈，乃至明亡后三十年，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叛清，次年攻占江南六省，除了名分与权力的争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冲击与变局更是巨大，如黄宗羲（1610 1695）于康熙十五年（1676）作《留别海昌同学序》，即有感于言理学者“薄文苑为辞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使得明亡与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毁成为相互纠葛的论题：“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15]627628绵延几千年的朝代更迭，文人吟咏多集中在朝代兴亡的历史教训，更不乏缅怀忠义之士与故国之思。相形之下，以天崩地解、天翻地覆来形容的明清易代，抱道忤时的士人，既不遇于明，也无法认同新朝，亲历鼎革的身心折磨，固然是处境艰难，即使是崇祯、永昌、顺治都形诸文字的黎民百姓，也共同被抛掷到这一场天崩地坼的乱局中。探讨鼎革易代的时代巨变，不能忽略更为广大而无辜的苍生生存权。
三、 幸存者的余悸：乱世沧桑中的儿女故事 甲申之变，李自成陷京，崇祯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殉节从死者，不可胜数。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载殉国者近四千人，尚不计入同死的亲族，也非遍行查访所得，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序》即指出：“夫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迥非汉、唐、宋所可及”[16]1。至于未死者，乃如邓汉仪（16171689）《题息夫人庙》诗所云：“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17]卷12，1084以息妫事二夫弗能死的忍辱难言，说明欲死不能而活着，更是艰难，恰如沈德潜评语所云：“其用意处，须于言外领取。”[17]卷12，1084以此来看吴梅村临终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18]附录1，14031407同处地毁天崩的时代浪潮中，带着幸存者的余悸，诗人如何怀抱着同情共感，为乱世儿女留下最艰难的身影？关涉着世变沧桑中的苍生生存权。
（一）草野齐民成为被关注的论题
在明亡的社会因素中一再被提及的东林书院，由顾宪成（15501612）等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重建，张廷玉《明史・顾宪成传》云：
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 ，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11]卷231，6032
崇祯自缢后引发对晚明文武百官的批判，顾宪成早在万历年间就直指无分仕隐，社会洋溢着不在乎君父、生民与世道的负面氛围，因此所制定的“东林会约”，除了提倡气节、讲求实学，更重要的是纳入了草野齐民的参与，也更为贴近生活日用与社会现实，如会约明订：
凡皆日用常行须臾不可离之事，曷云迂阔？又皆俗夫愚妇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远？（《破二惑》）
今兹之会，近则邑之衿绅集焉，远则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所联属多矣。（《崇九益》）[19]817
东林书院有意识地打开学术殿堂，除了聚集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更把圣贤之学与俗夫愚妇加以联属，在《崇九益》中强调借助众人见闻可以集思广益：“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明显扩大了学习与关注的层面，使诗书要义与乡井利害并列，具体落实“齐民”的理念，影响大著而忌者亦多，以致天启六年（1626）遭到禁毁。崇祯二年（1628）嗣东林而起的复社，主事者张溥（16021641）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如陆世仪（16111672）《复社纪略》所指“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20]卷1，554，乃致力于关切时事，标榜利害，毕竟难挽狂澜，甚且招致复社之狱，吴梅村受知于张溥，撰《复社纪事》言之甚详。崇祯殉国，复社成员中有周钟（16141644）为李自成起草登极诏，更多成员加入抗清活动，清顺治九年（1652）遭下令解散。钱谦益（15821664）于顺治八年（1651）《与吴梅村》论社事指出：“窃谓天下之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坏于士君子门户之未破。”[21]卷1，793东林与复社的讲气节、激切时事，与明清鼎革之际的士大夫死难者众，其间关系，学者已有论述 刘宗周（15781645，殉节）《书高先生帖后》：“往岁尝遗余书曰：‘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针见血语。”（吴光：《刘宗周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122123页。）参见杨儒宾《死生与义理―刘宗周与高攀龙的承诺》（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8年版，第523555页）。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特立“生死”一节，列举出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等名目，以及陈子龙（16081647）的“我久办一死矣”，钱肃乐（16061648）的“不济，以死济之”，瞿式耜（15901651）的“吾此心安者死耳”，张煌言（16201664）的“有死无贰”[22]2349等，论者已多，此不赘言。至于黎民百姓，即使崇祯、永昌、顺治都有形诸文字的眷念，东林、复社诸君子的提携与系心，在这一场天崩地坼的易代变局中，仍是如草芥与鸡犬般，毫无招架之力地被时代浪潮所吞噬，如何被记忆成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殉难不成的吴梅村，如何以余生蘸着心血，写下这最艰难的一页史诗？特别耐人寻味。
（二）吴梅村与“梅村体”：一代兴亡入诗史
吴梅村以“伟业”“骏公”为名与字，十四岁通《春秋》《史记》与两《汉书》，受知于复社张溥，崇祯四年（1631，23岁）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同榜者有张溥等复社数人，慨然以国事自许，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称其“少壮登朝，数忤权贵，奖护忠直，不惜以身殉之。”[16]附录1，14031407直声动朝右，惟积弊既深，朝臣相互攻诘倾轧不已，自难有积极作为。崇祯十三年（1640）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上疏遭严旨责问，遂绝意仕进，次年（1641）离官返乡，并于十七年（1644）正月营置“梅村”成，而三月崇祯自尽，五月吴梅村闻国变自缢不成，时年36。南明弘光朝（16441645）召赴南都授詹事府少詹事，而事益不可椋《与子鞘琛纷允觥拔崛氤两月，固请病而归”[18]卷57，11311133。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过江，扬州屠城十日，七月初四日屠嘉定、初六日屠昆山、十二日屠常熟，八月初三日屠太仓各镇，原题娄东无名氏撰《研堂见闻杂记》有“方幅数十里，杀人如麻，虽茅屋半间，必搜索殆尽”之沉痛语[23]12，大约就在吴梅村故乡一带。顺治三年（1646）南京失守，吴梅村挈家避难矾清湖，自此以“梅村”为号，间用鹿樵、灌隐、大云与史氏等号，亦可见其劫后余生之心迹。梅花有开满山野的民间性与江南的地域性特色，是以吴梅村咏梅，并不特别强调梅花的冲寒傲雪，如其《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诗有云：“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饥摘花G餐，倦抱花影睡。”[18]卷9，243着力于梅的江南乡土草根性与平民化的生活况味。 吴梅村既无力撑起明室江山，劫后余生，更无力抗拒清政权，被迫仕清，留下无法抹去的“偷生”与“贰臣”印记，带着近乎自虐般的愧悔，诗中不断自诘，如《赠愿云师并序》的“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18]卷1，1617，《临终诗》的“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等[18]卷20，531，临终遗言：
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16]卷20，14031407
吴梅村亲历天地裂解的惨烈，最终以“诗人”定位自己，带着幸存者的余悸，特别关注世变沧桑中的苍生生存权，写下抒情叙事诗《琵琶行》《永和宫词》《洛阳行》《画兰曲》《萧史青门曲》《田家铁狮歌》《鸳湖曲》《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约百首，大抵“以人纪事”“以诗存史”，其《梅村诗话》自述《临江参军》有“即谓之诗史可勿愧”之自信[18]卷58，1138。郑方坤（1693？）《梅村诗钞小传》许以“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 皆可备一代诗史”[24]18，王昶（17241806）《论诗绝句》的 “家国沧桑泪眼中，青门萧史永和宫”[18]附录4，1514，赵翼（17271814）《题吴梅村集》的“仕隐半生樗散迹，兴亡一代黍离歌”[18]附录4，1513，陈文述（17711843）《读吴梅村诗集因题长句》的“贲园花木娄江水，天荒地老悲风起。千秋哀怨托骚人，一代兴亡入诗史”[25]卷1，3等，见解有其一致性。俞平伯也指出：
夫满洲入关，此中夏之变局，生民之厄运，非一姓兴亡之比也。当时易代之感，与夫身世之悲，盖有不能质言、不敢昌言者，乃藉儿女情踪，曲譬而善道之，好一似浔阳商妇琵琶低眉信手时也。集中诸歌行，大若邦家之起灭，小至闺房纤琐，靡不傅彩舒声，熔裁入妙，遂开前人未到之境界，诚近代之瑰观哉。[26]卷9，14
落彀堕泥的身世，触目兴亡，如何质言？如何昌言？又如何论断是非？惟有在一姓兴亡的变局中，对草野齐民怀抱着深切的同情共感，把邦家起灭与闺房纤琐等同看待，才能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
（三）为女性作传：佳人薄命与红颜祸水
南京素有六朝金粉、十里秦淮之称，南北朝对峙时期，是对抗异族的据点，也是南方的标志。南唐（937975）再度建都南京，史称“儒衣书服，盛于南唐”[27]卷13，1。朱元璋建国之初，定都南京，从各地征调来的各种专业人口，强制富室移居南京，蓄艺伎以应四方宾客[28]4352。余怀（16161696）《板桥杂记・序》有云：“金陵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韵事。”[29]4京城北迁，乡试、院试仍集中此地，贡院与伎院只一河之隔。晚明崛起东南的东林与复社诸子，有些名士与秦淮名伎结交成红粉知己。清军入关后，抵抗与压制最激烈的地方，也就在江南，女伎无可遁逃地被抛掷到这一场风暴中，虽有自觉性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如柳如是者[30]，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时代的浪潮。在社会机制中“无家可归”的女伎，如何挣扎求生？又如何被看待？明清易代之际的秦淮女伎书写，有其极为独特的时空内涵与情境网络。
自古就存在着朝代灭亡与红颜祸水的论述，宋代更加入了“佳人薄命”的论题，如欧阳修（10071072）《再和明妃曲》的“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31]卷1，59，苏轼（10371101）《薄命佳人》的“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32]卷9，446446，今安徽灵壁县仍可见虞姬墓联：“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 曾泰元：《走访垓下古战场，遥想霸王别姬》（中时电子报，20160812），网址：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812006030262106，20160816下载。 有传为明亡殉节的倪元璐（15931644）所撰，虽未必属实，仍可想见在历史上的争雄图霸与安邦定国中，女性身影显得单薄细弱而又不容忽视。顾炎武（16131682）《桃叶歌》对于南国女子不断被迫卷入历史兴亡的故实，有着深切的感伤，诗云：
桃叶歌，歌宛转，旧日秦淮水清浅。此曲之兴自早晚。青溪桥边日欲斜，白土冈下驱虞车。越州女子颜如花，中官采取来天家，可怜马上弹琵琶。三月桃花四月叶，已报北兵屯六合。宫车塞上行，塞马江东猎。桃叶复桃根，残英委白门。相逢冶城下，犹有六朝魂。[33]卷2，353
秦淮河畔的情歌，可溯自南朝的《桃叶歌》，传为王献之与妾桃叶“缘于笃爱”而作 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二.桃叶歌三首》引《古今乐录》云：“《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卷45，第664665页。） ，藉渡河表达两性殷勤相怜的乐事。而这样的记忆，却只停格在历史的某一个时空中，成了考据学上的孤证。更多的记载，是三国孙吴定都建业（南京）所开凿的青溪，有七蚓徘，在明末更成了文人图咏的金陵四十景 朱之蕃（15641626）于天启三年（1623）编撰《金陵图咏》，有序云：“乃搜讨纪载，共得四十景。属生寿柏策蹇浮舫，躬v其境，图写逼真，撮举其概，各为小引，系以俚句，梓而传焉。”（《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而南朝陈后主在白土冈一战亡于隋，张丽华更背负着红颜祸水的重担。南国佳人的天生丽质，仿佛成了原罪，福王弘光在位仅一年，却有弘光元年（1645）正月与四月的三选淑女，而五月清军进入南京，宫女多有被掳北去者。诗末参杂使用六合、白门、冶城等南京古地名，冶城更可上溯到吴王夫差，藉由若隐若现的女性身影，把历史轴线不断拉长，而眼前的“宫车塞上行，塞马江东猎”，就显得特别的突兀而匪夷所思。明清鼎革的冲击，自应包括红颜祸水与佳人薄命的纠结喧哗，也提供了更多的诠释空间。 透过女性角色――其身分无论性别或社会地位皆迥异于诗人自己――寄托情志，梅村成功地赋予诗歌一种外物假借，一种主体凭借的“面具”（mask）。梅村这种“面具”诗艺大大丰富了诗歌源远流长的表达传统……他于诗篇中注入了一种戏剧性的抒情声音。[39]
戏曲的“粉墨登场”与“面具”诗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诗性叙事，有助于突破性别位阶，超越政治框限，回归到诗人深心关注人类生存处境的百感交集，包括生存之感、流离之感、身世之感、家国之感、历史之感乃至宇宙之感，在历历分明的人物故事中，却又蕴涵着纷繁的暧昧性与多义性，如吴梅村告子侵言：“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18]附录1，1409诗人的难言心迹、用心良苦，促成了诗歌载体的再度进化。
（三）身世记忆：时事与故事交织的多元视角
陈圆圆天生丽质，擅歌舞，且能化凡俗为清雅，冒襄《影梅庵忆语》记载“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34]3317查继佐（16011676）《国寿录》附录《逆闯始末》也说：“吴门娼陈元能讴，登场称绝，余尝选声评第一。”[40]188189可见一斑。吴梅村《圆圆曲》写在官方、史书的叙述视角尚未定调之前，在地毁天崩的巨变中，如其《松山哀》所云“岂无遭际异，变化须臾间”[18]卷11，307，尚无史料可提供历史论述，事情又太过纠结复杂，许多“时事”都带有争议且众说纷纭的样貌，挑战着人们的记忆。纪昀（1724180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吴梅村歌行体有云：“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41]卷34，3705由此来看《圆圆曲》，以韵分段，韵意相成，分析如下：
发端以“鼎湖当日弃人间”四句押平声删韵，以传说轩辕黄帝乘龙升仙比喻崇祯殉国，一开始就把陈圆圆推到时代的浪潮顶端，让陈圆圆承担“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亡国重责，两年后钱 《甲申传信录》（1653）记载吴三桂有“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之言[42]卷8，133，可相印证。首四句以“红颜”结，接着四句转去声霰韵，以“红颜”始，借降将吴三桂以“红颜流落非吾恋”为陈圆圆开脱，却又以“哭罢君亲再相见”把美人摆到与君亲相同的位阶，形成美人与家国之间错综纠结的关系。以黄巾、黑山的汉朝故事比喻李自成部卒。“相见初经田窦家”四句转平声麻韵，还是“红颜”，以倒叙的手法往前探求，先由权贵之家的女伎开始追溯身世，并以汉朝故事说外戚田家。“家本姑苏浣花里”六句转上声纸韵，还是“红颜”，溯自西施、夫差的吴越故事，咏叹着“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以西施为前身的宿命，除了从地缘关系来推断，更透过不可思议的梦兆，把陈圆圆与西施的身影作了高度重迭，注定了陈圆圆不平凡的一生。“横塘双桨去如飞”四句转平声微韵，重迭“横塘”，面对豪强的劫掠，是女伎最无力抗拒的困境，而从姑苏浣花的采人，到秦淮河畔的横塘冶游地，陈圆圆的遭遇显然比西施更为坎坷。“熏天意气连宫掖”四句以入声陌韵写入宫，有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写王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意，而陈圆圆被以“礼物”献进宫，更见无力自赎的无奈。危急之际，宫中的“明眸皓齿”完全不具意义，“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的转折，陈圆圆再度被夺回权贵之家，又被赋予以才色娱乐佳宾的任务。“坐客飞觞红日暮”八句转为去声遇韵，重迭“坐客”，为确保权贵既得利益，奉命逢迎有力人士，“一曲哀弦向谁诉”，女伎的个人生存完全不具意义。时年32的吴三桂，对陈圆圆的青睐，自是有如漂流中的浮木，“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使陈圆圆有了比翼颉颃的期待，而“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的波折，更加深了乱世儿女的悲歌。“相约恩深相见难”八句转为平声寒韵，重迭“约”字。“一朝蚁贼满长安”是抵挡不了的阃外风浪，使陈圆圆再度被迫接受强权威加的身分。思妇、柳絮、绿珠、绛树，都是历史女性故事，“强呼绛树出雕栏”，不论是“樊笼”或“雕栏”，无力感加上一对多的污浊感，对于吴三桂的依然眷恋，陈圆圆自然是感激的。“蛾眉马上传呼进”八句转去声径震敬韵，重迭“蛾眉”，还是“红颜”，陈圆圆意外激起的滔天大浪：明朝灭亡了，流寇败走了，满清进京了。“蜡炬迎来在战场”六句，以蜡炬、萧鼓、车千乘交织成浩大声势，从秦川到斜谷到大散关再经金牛道入蜀，长长的战线，都有陈圆圆的身影。“传来消息满江乡”八句转平声阳韵，清朝新贵平西王吴三桂对陈圆圆的眷恋，做为陈圆圆的乡人，自有情感上不可分割的连系。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女伎阶级流动的最大跨度。亡国的惨剧，被诗人描写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庆幸，几乎覆盖了世变沧桑的惨烈。个人与君国的严重悖离场面，绘制出色彩鲜妍却又极不谐和的时代容颜。“当时只受声名累”六句转去声霁韵，对女伎而言，“声名”是自赎的最大阻力，声名越盛，招惹的强权威迫往往不是一般人所能抗拒。一句“无边春色来天地”，声名使陈圆圆卷入田贵妃之父田宏遇（或周后之父周奎）、崇祯、吴三桂、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复杂关系中。“尝闻倾国与倾城”六句转为平声庚青，还是“红颜”，用三国周郎故事。就吴三桂而言，爱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使他违反传统的伦理道德，叛国毁家，永远背负着叛逆的重大罪名，“英雄无奈是多情”，是情感超越理性思考的结果。而陈圆圆的绝世才貌，“一代红妆照汗青”，遭遇固然极其不幸，却也使她以王妃的身分随平西王吴三桂驻守一方，倍受尊荣，并且在历史上留下声名，而这种种却都不是陈圆圆所能选择，更不尽然她所要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四句转为入声沃韵，还是“红颜”，再度召唤出西施，这位让吴王夫差深深爱上的越国女子，在时间不断流转、朝代不停更换的历史洪流中，留下馆娃宫、采香径、响岳戎疃嗍ぞ坝胍偶＃更留下许多文人吟咏的篇章。最后“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18]卷3，7879四句转为平声尤韵，西施本是越国采薪/采莲女，因吴、越的君国宿仇，被当作礼物献入吴宫，牵扯到爱情、君父之仇与国家兴亡的爱恨纠结。不论是梁州曲或吴宫曲，都已是故事。乐调的转换，也是人事的兴废，唯一不变的是“汉水东南日夜流”。 在《圆圆曲》的时事变局中，一再出现的历史故事，有传说轩辕黄帝故事，有吴越的西施、夫差故事，有汉朝的田家、窦家、黄巾、黑山故事，有三国周郎与小乔的故事，有思妇、柳絮、绿珠、绛树等历史女性故事。其中又以黄帝与西施的故事最值得注意。第一句“鼎湖当日弃人间”，典出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记齐人公孙卿之言：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h耳。”[43]卷12，468
黄帝采铜铸鼎、乘龙上天的故事，《五帝本纪》未，司马迁以传说载入《孝武本纪》，除了从上龙者七十余人，有不得上的小臣，更有百姓抱弓与龙胡髯而号，划分出帝王与百姓的两个世界，而武帝的回应是只要能成仙，妻子可以视如脱h，又是另一种滋味。
全诗涉及西施故事者有十四句，写陈圆圆乃以倒叙的手法不断往前探求，由权贵之家的女伎，最后追溯到的身世，处处与西施的姿影相互重叠。这样的情节安排，从吴、越相争的历史现实来看，西施深得吴王宠幸的种种缠绵，与勾践复国的发愤图强是同步发生的，终能建立“南京城”的第一个霸业，关键点不在西施，而在越国君臣。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吴王夫差与西施的美丽邂逅，留下历史上许多风流佳话与文人吟咏。耐人寻味的是，吴王别宫诸胜景，与吴梅村家居太仓有地缘关系，明亡前吴梅村诗中找不到与西施有关的作品。明亡后吴梅村写西施，借范蠡、西施与勾践的故事，凸显范蠡与西施都是因为勾践而走向政治舞台，入吴之前的西施自然与政治无涉，亡吴之后的范蠡也主动远离政治场域，揭示兴亡本是“国君”的责任。由此来看陈圆圆得宠于清军，明朝是兴是亡？显然不应该由陈圆圆来承担。吴梅村以“为君别唱吴官曲，汉水东南日夜流”作结，把时事摆在历史长流中，更见深意。
五、结 语
陈圆圆以一位被摒弃在社会伦常之外的女伎，面对明清鼎革的世变沧桑，因绝色而卷入许多纠葛，无论是豪强的争夺、崇祯的忽视或吴三桂的执迷，甚或是个人荣辱与国家兴亡，都远远超过陈圆圆所知所能。对于这样的一位倾国红颜，吴梅村在《圆圆曲》中采取多元的叙事视角，以无所不知的观照，呈现陈圆圆在陆沉巨变中身不由己的颠沛流离，遇与不遇，都非美人本心，却无可推卸地背负了亡国的罪愆与耻辱。吴梅村怀抱着了解却又无可奈何的深悲，跳脱兴亡的历史教训与忠义思维，藉由对陈圆圆的书写与同情，映现出内廷、官僚、民间对于史事的不同记忆，恰可呈现出这一段“时事”的复杂性，特别是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不能忽略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
明清易代变局中的黎民百姓，既有崇祯、永昌、顺治形诸文字的眷念，更有东林、复社诸君子的提携与系心，却仍是如草芥与鸡犬般，毫无招架之力地被时代浪潮所吞噬。尤其身处地毁天崩的巨变中，尚无史料可提供历史论述，事情又太过纠结复杂，许多“时事”都带有争议且众说纷纭的样貌，挑战着人们的记忆。吴梅村选择以陈圆圆为主角，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不由自主而又茫然无助。同时对现实中确有其人的公众人物，作了细腻而低回的思考，使得难以重建的历史“再现”为“史外传心之史”，期待“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的共鸣，恰可反映“时事”已难以厘清的复杂现象，留下了深刻的暧昧性以及多重诠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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